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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制论史上的五个时刻 {#52ac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52ac”}
追溯控制论在中国的发展：从诺伯特·维纳的访华，到钱学森的系统思维，再到毛泽东的”电子革命”。
中国把自己的转换器也转换了。
--- --- 诺伯特·维纳
I
1935 年 9 月，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访问研究教授。他名叫诺伯特·维纳，应熊庆来与李约瑟（Lee Yuk-wing）的邀请，在校长梅贻琦的支持下，来到中国停留一年。维纳在数学系与电机工程系讲授傅里叶积分与级数，并与李合作，初步尝试建造一台”类比计算机”。他也对这个 --- --- 在他看来 --- --- 神秘国家的文化、社会与生活状况产生了浓厚兴趣。
维纳把他两个年幼的女儿送进燕京大学的美国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开始学习中文。课余时间，正如他在回忆录《我是数学家》中所回忆的那样，他会与同事下国际象棋、围棋和五子棋。他和妻子乘人力车进城，并为”靠另一个人的力量拉着我们走”而感到”羞愧”。他觉得北平（当时北京的名称）是”华丽与肮脏的混合体”，他注意到日本人的存在，并观察到学生们”进城游行，抗议日本人的到来以及中国人的卑屈”。维纳还注意到，几乎他所有中国朋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种对整个世界的爱，而不是对某一特定人类的爱 --- --- 这是佛教非常典型的特征。“尽管”许多西方人与许多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他仍观察到，“所有中国人都强烈地觉得，他们应该做自己家里的主人。”
回望过去，维纳把与家人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旅行的那一年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时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要在我作为科学界学徒、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独立的技艺大师的生涯里选取一个明确的分界点，我会选 1935 年 --- --- 我中国之行的那一年 --- --- 作为这个点。“那一年让他的孩子们获得了”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仅看作主人种族与仆从种族之间互动的巨大道德优势”。后来，在他回国之后，维纳积极参与筹款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II
1955 年，导弹专家钱学森乘坐一艘开往中国的轮船离开美国；他将在中国创建新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工业。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钱学森曾是由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领导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小组成员，并参与过机密情报与技术规划。对军事运筹学领域的这番接触，使他在战后开始思考控制论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扩展的潜力。毫无疑问，这也可能是麦卡锡派以”同情共产主义”为由指控他并试图把他留在美国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仅担心钱学森会把他的导弹专长带给中国或苏联，也担心在冷战中失去一位战略思想家。
在被部分软禁的四年里，钱学森撰写了《工程控制论》，并于 1954 年出版。这本书以维纳早先的《控制论》为基础，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自动化领域引用频率最高的奠基性理论文本之一。1955 年，在与中国进行谈判后，美国同意让钱学森回国，条件是用他交换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11 名飞行员。
在回国的轮船上，钱学森与另一位归国的中国数学家许国志讨论了把运筹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想法。钱学森认为，战争使美国得以通过广泛运用数学与运筹知识，在军事后勤方面取得迅速进展。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高度计划的社会，可以充分利用运筹学与控制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者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钱学森回国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组建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组。他于 1956 年与许国志一道，在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该所亦由钱学森创办）内完成了这一工作。控制理论成为该研究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之一。1958 年，曾在清华听过维纳讲座的数学家华罗庚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建立了一个运筹学实验室，并于 1960 年吸收了钱学森的研究组。同年，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中心 --- ---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战研究室。
《工程控制论》的中文版本于 1958 年出版。四年后，为了响应国防需要，钱学森招募关肇直，以及刚从苏联学习控制论归来的宋健，并于 1962 年联合多个工业部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控制论实验室。
钱学森与其他归国科学家的工作，可以称为中国控制论的源头。按照钱学森务实主义的原则，这个控制论实验室实行了”3—3 制”，即三分之一学者来自自然科学，三分之一来自工程，三分之一来自社会科学。这是第一个让科学家与工程师同社会科学家并肩工作的机构。凭借他在美国空军军事战略部门的经历，钱学森很清楚：社会科学家与数学家的协作，是这种综合战略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刚回国时，钱学森就提出用定量方法分析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他关于量化与总体规划模拟的构想，至少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控制论方面的思考同样先进，甚至更为超前。
III
在 1956 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写道：“我们不要学苏联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机关，把地方机关卡得死死的，不让它们有自主权…总之，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比起民族独立，毛泽东关于革命发展的愿景更追求在社会每一个层面实现自主。实现自主的一个关键前提，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 --- --- 通过一场电子革命来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陈伯达提出了”电中心主义”的概念，意指电子工业不仅在尖端技术领域应当成为发展重点，而且应贯穿全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那种”只有大型企业才能生产电子产品”的观念必须根除：国家需要”打破电子神秘主义”，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冲入电子时代。
尽管当代史叙述中常常忽略这一事实，文化大革命与一次”控制论大跃进”是相伴而行的。早在 1968 年，地方电子工业的产值就已超过中央企业（分别为 8.25 亿元与 4.94 亿元）。这一发展不仅扩展到工业基础良好的省份，甚至也延伸到那些没有电子生产经验的边缘地区，如青海、宁夏和西藏。为防范苏联从北方发动全面入侵，北京的电子制造企业帮助在全国中西部建立了若干”三线企业”。陕西、山西、甘肃、贵州等省份获得了军用电子及其配套服务的完整工业能力。1970 年，中国的电子工厂数量是上一年的 2.5 倍，是 1965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 20 倍。
在毛泽东的设想中，即便中国失去北方大部分领土、包括首都，也仍能从内地集结力量，打一场全面的”电子”游击战。地方电子工业的大跃进清楚表明，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在各个层面推进一种覆盖全社会的”控制论化”。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一座能够满足生产需要的巨大电子城市，而是遍布全境的”电子巴黎公社”。
伴随”控制论大跃进”的，还有以”三结合”小组为基础的”控制论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由妇女经营的街道工厂与纺织厂开始生产电子元件，甚至计算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段时期里，这些小型集体工厂的纺织工人成了计算机制造的主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与加利福尼亚的”车库文化”和反主流文化有着相似之处。
1972 年中美恢复关系后，两国互派科技代表团。中国安排美国计算机专家参观的一家工厂 --- --- 长江无线电厂 --- --- 曾从生产门把手转产为生产电子计算机。正如 1973 年代表团报告所记：
我们参观的新工厂在规模和制造技术上都各不相同。一个极端例子是与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相关联的工厂。它是中国众多街道工厂之一，由街道居民组成的人员配置，因此规模很小…美国来访者会对它井然有序的状态留下深刻印象：工作台之间的宽敞间距；设施极其简朴；工程师和其他工人在手工操作、学习与讨论过程中安静的流动；阳光；以及香火味。
1974 年冬天，同一家工厂组织了一场题为”在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独立、自力更生 --- --- 走向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的座谈会。几年后，一场关于”人民的计算机”的圆桌讨论被译成英文，收入传播学者阿尔芒·马特拉尔（Armand Mattelart）主编的一本文选中；马特拉尔援引它，称其为信息技术领域民主政治实践的世界首例。20 世纪 70 年代，红色控制论革命达到高潮，尽管它也开始走向尾声。
IV
1979 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关于建立人民意见建议档案系统和电子计算机检索网络的建议》，其中包含了他关于控制论与大数据的雏形思考。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钱学森致力于把他在导弹研制中运用的数学方法与管理经验，扩展到社会控制论与系统理论领域。法律控制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将钱学森与控制论同诗人海子（查海生）联系起来的线索。
海子如今被视为中国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而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统理论研究组的创始成员之一。1984 年，他开始在校报担任编辑；同年 9 月，他进入哲学系任教，讲授控制论、系统理论与美学等课程。
受钱学森关于法律系统工程思想的启发，海子与朋友于 1985 年 4 月创立了法律系统研究会。海子担任副秘书长，并参与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法律系统科学讨论会。钱学森应邀出席，并作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制建设》的主旨报告。他主张在法制建设中发挥系统理论的作用，并提出用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中的新方法取代法医学鉴定。
对于福柯式的”监控社会”问题，钱学森在 1984 年与吴世焕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清楚表达了他的技术乐观主义：
资产阶级使用的工具和原则，无产阶级也可以使用。我们必须坚持阶级分析，但要以辩证的方式进行。我们不能再犯不加区别地随意贴阶级标签的错误。…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把[技术]作为工具，用来服务于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它非但不会束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双手，反而会延伸无产阶级的触角，使之更加灵活、更加敏捷、更加有效。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海子结识了常远 --- --- 一位神秘人物，他研究法律系统理论以及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renti teyi gongneng），即超自然能力。（在同一时期，钱学森也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小组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常远是钱学森系统理论的虔诚信奉者，此前他曾在自己主办的期刊《探讨》（Tantao [Inquiries]）上发表过海子的文章《从突变理论看国家形成和法律的功能》。1985 年 7 月，他在中央政法领导干部学院任教，并搬入与诗人同一处教职工住宅区。常远的妻子孙歌作为一名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特异”人士，于 1988 年被地质矿产部特别招收，前往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就读。在昌平，海子、常远等人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群体，讨论系统理论、身体科学与气功。正如常远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常常一边喝酒一边辩论诸如国家发展之类的重大问题。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海子在常远和孙歌的带动下也开始练习气功。
1989 年 3 月 26 日，年仅 25 岁的海子卧倒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围绕他死亡的情况始终扑朔迷离，而在他最后的文字之一中，他把矛头指向了常远和孙歌：
1989 年 3 月 24 日：今晚我清楚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歌用他们的道教巫术让我听到声音。大部分声音都来自他们。如果我因猝死、精神分裂或自杀而倒下，责任在他们。他们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在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常远承认，这位年轻诗人精力充沛，能够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海子的死亡与系统理论、超自然研究以及气功的兴起密不可分 --- --- 这些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不断变动的社会思想与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却被遗忘的篇章，如今已成了中国控制论史中的脚注。
V
控制论史上的”中国时刻”，贯穿着劳动与机器的辩证法。在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心态中，工人始终比技术产品更重要、更具战略意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这一时期，许多关于计算的文本（包括科普与科幻）中都出现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技术路线”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技术创新的目标不是用机器生产取代人类劳动，而是塑造能够建造并操作机器、以服务新社会的”新人”（xinren，新人）。在这里，技术的可能性并未被质疑或淡化，反而被放大。一个新的控制论回路由此成形：机器将创造”新人”，而”新人”又将重新创造并改造新社会及其新的适应性技术。一方面，这回应了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号召 --- --- “破除封建迷信”；另一方面，通过推动技术参与的”民主化”，它也回应了革命号召 --- --- 摧毁知识垄断。
最后补充一点：这一历史语境为刘慈欣的早期短篇小说《中国太阳》（2002）带来了新的解读视角。也许比《流浪地球》或《三体》更甚，这篇小说在技术相关的政治与劳动议题上，体现出某些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出身乡村、只有小学文化的少年水娃，被招募参与一项太空任务，从而被从市场社会中的卑微处境中提升出来。在这里，技术政治与技术诗学短暂地合而为一，呼应了维纳对”人的用途”（the human uses of human beings）的关切。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在试图弥合过去与当下的努力中存在的困难。在全球最大的工厂集群 --- --- 珠江三角洲 --- --- 自动化正逐步取代人类劳动。被制造业岗位淘汰的工人只能加入零工经济，在外卖配送、网约出行或游戏应用中寻找工作。他们不再是”新人”，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回路中沉沦为卑微的”赤裸生命”。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与美国展开贸易与技术战的背景下，我们重返中国控制论史中那些被遗忘的时刻，并重新激活其劳动回路的能力，或许握有这座古老文明未来的关键。
王宏哲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介史、冷战史、信息社会与劳动研究。
本文节选自《Machine Decision Is Not Final》（Urbanomic Press）一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