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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销售 {#e9ee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e9ee”}
一本关于中国卖淫的书向性工作者询问她们如何看待这个行业、国家以及她们自己。
对于从事这一行的人来说，所谓的”快乐生意”往往一点也不快乐。然而，在玛格丽特·博伊廷（Margaret Boittin）关于中国性工作的最新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难得的闲暇时刻：大约200名性工作者在北京一处公园里”闲逛”，公园靠近她们经营的美容院和KTV包间，她们”一边与朋友叙旧，一边吃着附近小贩售卖的烤玉米、肉串和蔬菜炖菜”。
这一风景很快被一车追逐抓捕指标的警察打断，他们迅速驱散了这些姐妹们。随后，接近并威胁博伊廷的，并不是官方人员，而是附近皮肉生意的代表，他们暗示她最好赶紧离开，否则就要把她的”桌子砸成渣”。
这便是博伊廷对中国地下世界的初体验 --- --- 一个由脾气暴躁的老鸨、历经沧桑的妓女、如狼似虎的警察和难缠的嫖客构成的世界。但她最终完成的这本书《〈中国卖淫的监管〉》（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在探讨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时，反而比探讨国家如何看待她们的非法工作更有意思。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卖淫史上引人入胜的篇章。如今在中国，“戴绿帽子”众所周知是被戴了”帽子”的意思，但这一说法源于元代的一条规定：身份”低贱”的男子若想替妻女拉客，必须戴绿色头巾。到了清末，昆明、贵阳和成都等城市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围墙卖淫区，警察在其中出售入场券，“抽取性工作者收入的一部分、向妓院收取租金、协调健康检查并提供安保服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类似拉斯维加斯的”集中罪恶”解决方案被一扫而光。社会主义”与身体商品化并不相容”。194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京的公安机关关闭了200多家妓院。次年，一部纪录片上映，讲述这些性工作者”转变”为社会主义模范的故事。仅仅两年时间，共产党就将卖淫现象压缩到足以使性传播疾病几乎彻底消灭的程度。除非你是毛泽东本人 --- --- 直到弥留之际，他仍与各地的处女放纵狂欢 --- --- 否则在中国的60年代和70年代，性氛围毫无”摇摆”可言。
无论是偶尔隐秘的”农村安排”，还是零星残余的生意，都在随后的改革年代重新被点燃。到20世纪80年代末，造访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很难不注意到那些穿着紧身迷你裙的年轻客人，她们可以毫不付费地走进酒店高档酒吧，然后坐下来查看传呼机或环顾四周寻找目光接触。一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卖淫，就没有繁荣。上世纪90年代初，党内一些现代化派人士甚至提出过一种类似清朝的解决办法 --- --- 设立针对海外投资者的持牌妓院，即”性特别经济区” --- --- 但老一派坚决否决了这一想法，警惕任何可能类似外国租界的安排。
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党内官员，也不适用于他们在私营领域的企业盟友。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纵情声色，不受谴责。90年代及之后，中国的性欲活跃程度急剧上升，出现了官员同时包养几十名情妇的案例：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有140名情妇，包括一对被称为”一箭双雕”的母女组合；光头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据传与他资助拍摄的《红楼梦》剧组全体女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有染。
到2010年，中共中央英文机关报《中国日报》估计，全国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数量在三百万至一千万之间。非官方的估算则认为这个数字高出一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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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卖淫业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也加速了性传播疾病的重新流行。1985年7月，中国大陆首例有记录的艾滋病病例被归咎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 --- 这是党内用语，用来指责邓小平改革所带来的弊端。艾滋病病毒甚至被戏称为”爱资病”（将”艾滋病”与”爱资本主义”谐音结合的双关语）。到2007年，《柳叶刀》报道称，梅毒已重新成为”上海报告最常见的传染病”。
面对事实上的性经济回潮，胡温政府（2002—2012年）试图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来监管卖淫业。正如博伊廷通过采访和实例巧妙展示的那样，政府在对待性交易时同时表现出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的矛盾态度。直到2006年，博伊廷仍引用国务院法制办的话称，“众所周知，娱乐场所有双重性质”，并补充说，当今的干部”公开承认[性]与娱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制定规则，旨在表明他们正在将性工作从这些场所清除”。
同年，中国出台了详细规定来管理KTV、夜总会和24小时营业的洗浴中心等场所，要求它们”必须在凌晨2点至早上8点之间关门…私人包间的门不得上锁，并且至少要部分透明，以便从外面能看到整个房间…禁止使用可调光照明系统”。此外，KTV陪酒小姐必须穿着”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美国高中舞会礼服”的晚礼服，或是传统端庄的旗袍，而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穿医用工作服。
这些严格的规定可能会影响顾客的兴致，因此夜生活场所普遍置之不理，当地检查人员也基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所要做的，仅仅是告诉这些场所不能卖淫，然后对它们必然会发生的性交易征税。全国妇联的一名前雇员甚至在伊拉娜·尤雷茨基（Elanah Uretsky）2016年出版的《职业风险：后毛时代中国的性、商业与艾滋病》（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书中直言：“男人有[外遇]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能把感情与性区分开来”，并补充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在田野调查中，博伊廷有时会带着一名研究助理，勇敢地深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半世界”，与覆盖中国性产业全谱系的各类内部人士进行一对一访谈。她走访了KTV俱乐部、公寓妓院和情妇的住所，采访其中的女性，了解她们对自我、社会与国家的看法。
这些受访者的叙述勾勒出一幅令人同情的图景，折射出社会对这些失去依靠、往往走投无路之人的看法。比如，我们了解到”苏银”是四川的一个农妇，在北京的公园中拉客，以供养远在家乡的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 --- --- 这个男人”完全依赖妻子，辜负了期望，也不想工作”。博伊廷的调查显示，大约60%的性工作者已婚，但只有15%与丈夫同住。书中有一处写到，作者在深圳见到了由”梅姐”经营的一间公寓妓院里三名从业女性，以及她那不服管教的丈夫”老郭”：
他们的关系极度紧张，经常大吵大闹。她指责他是个懒惰的伴侣，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尽管这些钱是通过他人的性劳动获得的）都拿去赌博。为梅姐辩护的话，她的丈夫的确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梅姐和老郭有一个7岁的孩子豆豆，梅姐试图通过送他去寄宿学校来让他远离他们的生意，但成效有限。当博伊廷问这位老鸨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受访对象时，热心的豆豆立刻插话，给出了一连串有用的建议。后来，一位客人在看到作者藏在窗帘后面时，被告知她是研究人员而不是性工作者，于是”坐下来开始和我谈起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好像我们是在晚宴上认识的一样”。或许这正是关键所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这门生意是如此普遍，尽管它是非法的，但却如此正常化，以至于承认自己曾经享乐就像点一桌麻辣菜一样稀松平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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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博伊廷的受访者们对自身处境大多清醒且精于算计，尽管有些人幻想到近乎妄想 --- --- 一些在行内打拼多年的女性仍对自己承诺，再干几年就回老家农场过田园式的退休生活。这些对话揭示了不同层级的性工作者对其职业的看法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差异。最低层的从业者，比如在街头或临时妓院工作的，或是所谓的”发廊”（没有剪刀的美发店），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可耻的。她们对自身的脆弱处境十分清楚，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毫无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害社会，完全不适合法律化。
然而，中层的从业者，如KTV里的陪酒小姐，则会积极接受艾滋病检测，愿意在遇到蛮横顾客时报警，并倾向于对国家表现出兴趣甚至信任。对她们来说，性工作虽然非法，但却自然，绝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博伊廷的一位受访者景明说：“如果我喜欢客人，不管有没有钱我都会跟他走，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她们也清楚更严格监管所能带来的好处，强烈支持”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 --- 正如2007年深圳和2010年武汉那些罕见的要求合法化的抗议活动所证明的那样，她们甚至会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与此同时，“二奶”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博伊廷采访的这些”二奶”（ ernai ）的生活方式跨度极大：孤独的阿芳每月只拿到几百美元，在潮州的一套公寓里消磨时光，等待某个已婚商人偶尔登门；而26岁的国际化”露西”则每天穿梭于美容院和星巴克之间，等她那控制欲极强的金主偶尔来访，顺便给她1万元人民币（约1500美元）的丰厚月供。
无论是这些性工作者还是嫖客，都不希望家乡的人知道真相，因为他们认为亲友和邻居”封建”或思想狭隘。虽然传统观念认为”笑贫不笑娼”，但有个女孩担心一旦亲戚们得知她寄回家里的钱从何而来，她就会被”淹死在唾沫里”。一位思乡的佳青抱怨说：“我希望政府能告诉大家，小姐和婊子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我村里的人就不会叫我婊子了。”
有什么缺失呢？尽管研究范围广泛，博伊廷也承认，这本书没有涉及男性卖淫，不论是同性恋还是为女性服务的”鸭子”，而且书中几乎也没有提及嫖客。全书主要覆盖胡锦涛时代后期直至2012年，却未记录习近平上台后司法打击对性交易的全面影响 --- --- 这些打击严重削弱了曾经繁盛的行业。
人们或许会怀疑，国家的禁令利斧主要落在了北京这样的标志性城市，但在交通较少的地区，容忍（和征税）依旧存在。那些公开的秘密 --- --- “粉红地带”的苦差事 --- --- 同样未见减退。比如，在曾经是卖淫重镇的东莞，原本的KTV巨头已被改建成养老院，而性交易则被迫转移到郊区。也许，这正是”文明”中国在习近平时代所认为它应有的归宿 --- --- 一个表面和谐、却仍暗藏重重矛盾的社会。
原文：Sex Sells A book on prostitution in China asks sex workers how they see the industry, the state and themselv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