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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人僭主 {#dd58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dd58”}
美国精英选择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在雅典与斯巴达的历史中有先例。
在《君主论》第五章中，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描述了一个征服者在战胜对手之后，可以选择的三种最优处理方式。第一种是摧毁他们；第二种是直接统治；第三种是在那里建立一个”少数人掌权的国家，使其对你保持友好”。
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第三种方式的例子，是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在经过27年的战争击败雅典后，在雅典建立的友好政权。对于已经轻视民主的雅典上层精英阶级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斯巴达的制度更为优越。斯巴达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军事贵族政体，统治着一个永久的仆役阶级 --- --- 黑劳士，并定期屠杀他们，以让他们习惯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相比之下，雅典的民主给予了出身低微者过多的权力。亲斯巴达的寡头集团利用其庇护者的胜利，剥夺公民的权利，并与国内的对手清算旧账，将他们流放或处决，并没收其财富。
这个对雅典法律不忠、对雅典传统不屑的政府，被称为**“三十人僭主”（the Thirty Tyrants）**。理解它的角色与作用，有助于解释当今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我上一篇专栏文章（Our One-Party Democrac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nytimes.com/2009/09/09/opinion/09friedman.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中，我与《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进行了交谈，内容涉及他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十多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重要的文章记录了美国精英阶层认定民主制度对他们不起作用的确切时刻。他们将不能随心所欲支配美国公众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并转投民主党，希望借此加强那些令他们致富的关系。
一位贸易顾问对弗里德曼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竞争的需求，迫使精英阶层 --- --- 跨国企业经理、东部的金融家和科技企业家 --- --- 重新考虑共和党所能提供的东西。原则上，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政党，留下的不再是一个务实的联盟，而是一群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
在弗里德曼的专栏发表后的十多年间，这批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指出的心灰意冷的精英，进一步让美国工人阶级贫困化，同时使自己更加富有。他们奉行的座右铭可以用一个词概括 --- --- 全球主义，即在构建商业关系和社会企业时，可以不参考他们谋生和抚养子女所在特定社会的福祉。
支撑全球主义事业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阶层口口声声称他们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那批精英却把”开明的”中国专制政体视为朋友，甚至是榜样 --- ---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共产党成了他们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来源。为什么他们要与一个威权政权做生意，并将数百万美国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中国，从而让美国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因为这让他们自己致富。他们通过告诉自己别无选择来安慰良心：因为中国庞大、高产、高效，它的崛起不可避免。况且，被这桩交易伤害的美国工人阶级”理应受到惩罚” --- --- 谁会为这样一个在进步道路上阻碍最佳方案的、反动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反对者阶层辩护呢？
将这些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同时结束海外战争和非法移民，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核心政策承诺，也是他在2016年意外获胜的原因。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指出企业和政治建制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出卖了普通美国人的人。前民主党国会议员、1988年总统候选人理查德·盖普哈特，是一个重要但最终影响有限的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这个群体由当选的民主党官员和政策专家组成，他们曾警告，与一个使用奴工的国家进行贸易将会让美国失去工作岗位，并牺牲美国的荣誉。唯一认真对待特朗普的人，是那六千多万美国选民，他们相信他会兑现承诺，与精英阶层斗争，把那些工作岗位夺回来。
他所称的”沼泽”，起初看起来只是一些行业、机构和人物的杂乱组合，似乎彼此毫无关联，除了一个事实 --- --- 它们都被这位新当选总统痛斥过。但特朗普对这些精英的不懈攻击，赋予了他们集体的自我意识，以及强烈的团结动机。他们共同认识到，自己代表着一个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利益交织而成的网络，这些利益不仅拥有相同的偏见与仇恨、文化品味与消费习惯，还拥有同一个重心 --- --- 美中关系。于是，“中国阶层”便诞生了。
那些曾经看似脆弱甚至不存在的联系，如今在特朗普的蔑视之光，以及精英阶层对他的蔑视的映照下，变得清晰可见。
十年前，没有人会把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放进同一本”家庭相册”，但如今他们站在了一起，因为他们巨额财富的来源相同 --- --- 廉价的中国制造（耐克球鞋、iPhone等）以及不断增长的中国消费市场。NBA与数字服务提供商腾讯签订的15亿美元合同，使这家中国公司成为该联盟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合作伙伴。作为”回报”，这些双向大使把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分享给他们那些无知的同胞。在一位NBA高管发推文声援香港异议人士后，这位社会正义活动家”勒布朗国王”告诫美国人注意自己的言辞。詹姆斯说：“即使是的，我们确实拥有言论自由，但它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由于特朗普对那些在美中关系中获利巨大的美国人施加了压力，这些奇怪的同路人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意识” --- --- 并联合起来进行反击，进一步巩固了与他们的中国庇护者的关系。如今团结一致的这些美国各类机构，在收取中国共产党支票时，不再有丝毫谨慎或羞耻之感，不管中共在奴工营囚犯身上施加了何等恐怖，不管中国的情报部门和解放军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构成何种威胁。像大西洋理事会、美国进步中心、东西方研究所、卡特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等智库和研究机构，都在大肆吞食中国资金。世界知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甚至毫无顾忌地发表了一份由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资助的报告，称赞华为的技术。
中国给予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巨额资金 --- --- 比如给予斯坦福大学的5800万美元 --- --- 引起了美国执法部门的警觉，他们警告称，中国正在进行反情报行动以窃取敏感研究成果。但这些学校及其名牌教授实际上是在从事出卖研究的生意，其中很多研究直接由美国政府出资 --- --- 这也是为什么哈佛、耶鲁等名校似乎系统性地少报了中国给予他们的大额资金。
事实上，学术界与中共之间的许多”付费即服务”交易一点也不隐晦。2020年6月，一位获得1500万美元纳税人研究经费的哈佛教授因隐瞒自己受聘于中共机构、每月领取5万美元的工作而被起诉，该工作的目的是”招募并培养高层次科学人才，以推动中国的科学发展、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然而，如果说唐纳德·特朗普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联系视为拆解那个憎恨他、将美国工作岗位送到海外的寡头体系的方式，那么他并未能贯彻这一愿景。在准确指出精英阶层腐败的根源、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以及内外对美国和平的威胁之后，他未能在人员配备和准备上做到足以赢得这场他要求美国人民选他去打的战争。
因为中国确实是”中国阶层”权力的来源，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便成了他们实施致命一击的平台。于是，美国人成了一个反民主精英阶层的猎物，这个精英阶层利用新冠病毒来摧毁他们的士气；摧残小企业；让他们在暴徒面前毫无防备 --- --- 这些暴徒可以自由地偷窃、纵火、杀人；让他们的孩子失学，让垂死的人无法得到亲人的最后拥抱；亵渎美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并诽谤这个国家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此提供理由证明普通美国人确实”应得”精英阶层的公私部门代理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地狱。
近一年来，美国官员有意摧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攫取更多权力，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追赶美国。中国的封锁措施与结果的差异毫无关系。封锁并不是为了减少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而是政治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让选民一再经历长期封锁的民主党官员 --- --- 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芝加哥市长洛莉·莱特富特 --- --- 如今在特朗普安全下台后，公开表示必须立刻重启的原因。
民主党官员有意摧毁生命、甚至通过将病人送入疗养院去感染老人而导致数千人死亡，这在美国版的”三十人僭主”面前毫无意义。他们的任务就是增加新冠死亡人数，以击败特朗普，而他们做到了。正如雅典的反民主派一样，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早已迷失方向。在三十人僭主的首领中，有克里提阿斯 --- --- 苏格拉底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也许曾帮助苏格拉底免受政权的愤怒，然而这位哲学家似乎对自己的方法 --- --- 质疑一切 --- --- 曾助长了克里提阿斯对传统的全面蔑视而感到后悔。一旦掌权，克里提阿斯便将他的虚无主义施加于雅典，摧毁了这座城市。
美国精英与中国之间的”有毒拥抱”始于近50年前，当时亨利·基辛格认为，打开这两个昔日敌国的关系将暴露中国与更具威胁性的苏联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导致这两个共产主义巨头决裂的核心，是苏联领导层对斯大林的否定，而中国人将此视为苏联共产主义体系走向终结的开端 --- --- 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己绝不会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手腕成为他历史遗产的基石，也使他通过兜售与中国官员的接触机会而致富。反过来，基辛格为其他前高级政策制定者铺平了道路，让他们开展各自的外国影响力交易生意。例如，比尔·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帮助中国在2000年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石。科恩集团在海外的四个办事处中有两个设在中国，成员包括多名前高级官员，其中就有特朗普的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 --- 他在一篇社论中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要么与我们同在，要么与我们为敌”的做法时，并未披露自己在科恩集团的工作经历。马蒂斯写道：“美国盟友与伙伴的经济繁荣取决于与北京建立牢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事实上，他当时的这番立场正是由中国付钱支持的。
然而，当基辛格与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前往当时西方人称为”Peking”的中国首都时，他不太可能预见到中国会成为美国前官员的”摇钱树”。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说：“中国人觉得，毛泽东去世后他们才能真正开放。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在那里的时候，毛还活着，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想象到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开始的那类改革。但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还无法与美国竞争。直到90年代，每年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辩论中，中国才成为一个商业上的对手 --- --- 也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合作伙伴。”
冷战后秩序的首席宣传者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提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自由民主代表了政府的最终形态。福山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判断中，错的并不是他对政治形式力量的评估，而是他哲学模型的深度。他认为，随着近半世纪超级大国对峙的结束，那种将互相冲突的政治模式相对立的历史辩证法已经得到解决。实际上，这种辩证法只是进入了另一种循环。
就在战胜苏联的共产主义后，美国却为幸存下来的共产党注入了新的生命。而西方民主原则并没有改变中共，美国建制派反而开始对东方的科技专制产生兴趣。科技成了美中关系的锚点，在中共资金的推动下，硅谷初创企业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黛安娜·范斯坦的努力 --- --- 在基辛格之后，她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成为推动美中关系的第二重要官员。
1978年，范斯坦当选旧金山市长时，结识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作为美国科技中心的市长，她与中国的关系帮助这一不断成长的产业吸引了中国投资，并使加州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她与江的联盟也帮助她的投资人丈夫理查德·布卢姆致富。担任参议员期间，她通过为中国的人权侵犯进行辩护，推动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贸易地位；而她的朋友江泽民，则在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以巩固权力后，成为中共总书记。范斯坦为他辩护说：“中国没有地方警察，“范斯坦表示江曾对她这样说，“所以才会有坦克。“这位加州参议员安抚性地解释道：“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人会从过去吸取教训，不会重蹈覆辙。我认为中国已经吸取了教训。”
然而，过去其实本应让范斯坦在华盛顿的听众听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美国当年并没有与莫斯科进行贸易，也不允许俄罗斯人进行大额竞选捐款，或与他们的配偶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层明白，这样的做法会让莫斯科有机可乘，从而以危险的方式直接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让我们的商品在他们的工厂生产，或允许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并运往海外，只会让技术和知识产权变得脆弱。
但这不仅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还涉及将美国暴露于一种与美国价值观相矛盾的制度之中。在那段时期，美国是通过与我们所认知的苏联形成对立来定义自我的。罗纳德·里根因称苏联为”邪恶帝国”而被认为粗俗，但从二战结束到1990年的贸易与外交政策都体现出这是一种共识 --- --- 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层不希望国家与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绑定在一起。
实业家阿曼德·哈默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与莫斯科做生意的美国人。他的观点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他经常与美国媒体分享自己对苏联社会、政治和商业文化的独到见解，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他所表达的，正是苏联政治局希望传递给美国受众的立场。如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阿曼德·哈默”，他们全都在为自己财富、声望与权力的来源辩护。
这一切始于比尔·克林顿在1994年作出的决定 --- --- 将人权与贸易地位脱钩。他进入白宫时承诺将关注人权，以此与乔治·H·W·布什政府形成对比，但在上任两年后却来了个急转弯。克林顿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大、更有成效的框架中。“美国人权组织和工会对此感到震惊。当时的美国劳联-产联主席莱恩·柯克兰德表示，克林顿的决定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无论美国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说了什么，归根结底，利润，而非人民，才是最重要的。“一些民主党人，如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表示反对，而共和党人如约翰·麦凯恩则支持克林顿的举动。克林顿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罗伯特·E·鲁宾预测，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
二十多年后，那些游说反对特朗普政府试图将中国技术与美国技术脱钩的美国行业与公司数量之多，令人震惊 --- --- 这反映了两个声称代表对立价值观和制度的竞争体系是如何紧密融合的。像福特、联邦快递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公司，以及高通和其他努力继续向华为出售芯片的半导体制造商，都一只脚站在美国，另一只脚却牢牢踩在美国的首要地缘政治对手的土地上。为了保护业务的两面，他们刻意淡化问题，将中国称作”竞争对手”，以掩盖自己在扶持一个危险对手中的角色。
几乎每个主要的美国行业在中国都有利益。从华尔街的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士丹利，到酒店业 --- --- 一家万豪酒店的员工仅因中国官员反对他点赞了一条关于西藏的推文，就被解雇。他们都学会了按照中共的规则行事。
“这种情况已经无处不在，倒不如问还有谁和中国没有关系，“前特朗普政府官员、退役将军罗伯特·斯伯丁说。
毫不意外的是，一向坚定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商会在反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前线 --- --- 不仅反对拟议中的关税，还反对他呼吁美国公司将关键供应链迁往其他地方的主张，即使是在疫情之后也是如此。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最近还抱怨一项禁止国防承包商使用特定中国技术的法律。该协会一位发言人说：“几乎所有与联邦政府有合作的承包商都将不得不停工。”
甚至特朗普政府内部也分为鹰派和妥协派，前者讽刺性地称后者为”熊猫拥抱者”。特朗普官员的大多数都属于妥协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 --- 一位好莱坞前制片人。虽然电影业最早、也是最强烈地抱怨中国窃取其知识产权，但最终它与北京合作并予以安抚。制片厂如果不遵守中共的底线，就无法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例如，在即将上映的《壮志凌云》续集中，派拉蒙公司曾提议在电影的中国发行版本中模糊汤姆·克鲁斯”独行侠”夹克上的台湾和日本国旗补丁，但中共审查人员坚持要求这些补丁在世界任何版本中都不得出现。
斯伯丁说，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推动继续与中国进行毫无质疑的合作。另一边则是数量较少的那些想要反击的人。”
苹果、耐克和可口可乐甚至为反对《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进行游说。在特朗普任期倒数第二天，他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美国已”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新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使得多家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美国大品牌 --- --- 包括据澳大利亚2020年一项研究所指的耐克、阿迪达斯、Gap、汤米·希尔费格、苹果、谷歌、微软和通用汽车 --- --- 都成了种族灭绝的共犯。
认为那些蔑视基本人权与民主权利的国家不应直接获得美国工业的资助，也不应享有对美国政府资助、理应属于美国人民的科研与技术成果的特权，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党派性的观点 --- --- 而且与唐纳德·特朗普关系不大，或至少不应有太大关系。但历史记录将显示，美中精英的融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了顶峰，因为总统本人成了”中国阶层”的焦点，而”中国阶层”已将民主党作为其主要政治载体。这并不是说建制派共和党人被排除在亲中寡头集团之外 --- ---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岳父、造船业亿万富翁赵锡成，因与中共的关系（包括大学同学江泽民）而受益匪浅。赵家族的馈赠使麦康奈尔在参议员财富榜上仅次于范斯坦，位居前列。
借助席卷媒体的反特朗普浪潮，“中国阶层”在长期由民主党掌控的国家机构和安全官僚体系中巩固了权力 --- --- 这些领薪阶层成员急于避免被贴上与他们名义上所服务的总统”合作”的标签。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最恶劣、最具威胁性的方面的容忍被加速推进。谈论耐克在中国奴工营制造运动鞋不再流行；有关中国窃取美国科技与军事机密、在硅谷运行大型间谍网、收买像埃里克·斯沃韦尔这样的国会议员、向常春藤盟校顶尖教授支付高额顾问费、并通过有组织的知识产权盗窃项目作案的新闻 --- --- 甚至任何关于中国对本国人民、邻国乃至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报道 --- --- 都被淡化、压制，并被斥为亲特朗普的宣传。
中央情报局公开保护中国破坏美国机构的行动。CIA管理层曾施压情报分析员，要求他们修改对中国在美国政治进程中影响与干预的评估，以免这些评估被用来支持他们反对的政策 --- --- 也就是特朗普的政策。毫不奇怪，保护美国并不是CIA管理层最紧迫的优先事项 --- --- 该机构存储信息的技术由亚马逊云服务运营，而其所有者正是中国在美国的头号分销商杰夫·贝索斯。
对于那些真正明白中国在做什么的人来说，党派之争显然是次要关切。中国的行为确实令人震惊 --- --- 而美国核心安全机构似乎无法认真对待这一点，同样令人震惊。一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情报官员说：“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为与共和政体理念敌对的外国势力谋利益的人会被排斥。但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他们开始为中国找借口，甚至歪曲情报以符合自己的偏好。在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情报部门的标准评估是：中国无意打造一支远洋海军。这种判断对他们的观点很方便。可如今，中国已经有第三艘航母在建。”
对特朗普的厌恶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借口，但美国安全与国防体系在对中国视而不见上也有自身利益。自乔治·W·布什发动”反恐战争”以来的二十年，美国在人力、金钱和声望上的巨大消耗，在战略上对美国几乎没有价值。然而，派遣美军在中东战场维持安全，却给北京带来了巨大利益。上个月，中国能源巨头振华公司利用伊拉克经济疲弱的机会，以2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份为期五年的石油供应合同 --- --- 每天13万桶。如果油价上涨，这份合同允许中国转售这些石油。
在阿富汗，那些由美军名义上仍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型铜矿、金属矿和其他矿产资源矿山，归中国公司所有。由于阿富汗与新疆接壤，习近平担心”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部署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恐怖组织可能会迅速渗入中亚。“换句话说，美军驻扎在阿富汗等海外地区，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安全保障。
“有人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冲突类型不同于当年与苏联的冲突，“这位奥巴马政府前官员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确是在进行同类冲突。“问题在于，几乎整个美国建制派 --- --- 其核心在民主党 --- --- 都坚定地站在另一边。
直到2019年夏天，特朗普看起来仍有望赢得白宫的第二个任期。不仅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创下历史新低，他还在自己选择与对手对抗的战场上不断发起进攻。特朗普对北京的贸易战表明，他是认真想迫使美国公司转移供应链的。7月，戴尔和惠普等美国顶级科技公司宣布将把很大一部分生产转移出中国。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也表示计划将部分制造业务迁往其他地方。
就在同一时间 --- --- 2019年6月底至7月初 --- --- 武汉市民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指责那些本应负责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城市健康与繁荣的官员背叛了他们。他们已经生病，并担心病情加重。老年人呼吸困难。游行者举着写有”我们不要被毒害，我们只需要一口新鲜空气”的横幅。家长们为孩子的生命担忧。有人担心，患病者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可能已经受到永久性损伤。
当局审查了社交媒体账号、抗议的照片和视频，便衣警察监视寻找麻烦制造者，并拘留最为激烈的抗议者。随着商家被迫停业，抗议者无处藏身，有些人被拖上货车带走。他们事先已被当局警告：“公安机关将坚决打击恶意煽动、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让武汉市民走上街头的，并不是新冠病毒 --- --- 后者直到当年冬天才开始传播。2019年初夏，威胁武汉公共健康的是严重的空气污染。这是美国过去惨烈一年中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片段。
为了处理堆积如山、污染空气的垃圾，当局计划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厂 --- --- 这一计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地居民的警觉。（2013年，武汉的五座焚烧厂被发现排放危险污染物。）其他城市也曾因空气污染走上街头 --- --- 2007年的厦门、2015年的上海、2016年的成都、2017年的清远 --- --- 每一次都令中共高层陷入恐慌，因为他们害怕任何对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的丝毫回响，也担心香港的民主抗议可能蔓延至大陆，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众风暴。要是动乱从一座城市蔓延到另一座，最终让整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失控，该怎么办？
中共吸取的教训是，要阻止动乱像病毒一样扩散，就要对其进行”隔离”。这个政党在”中和”国内少数民族方面表现得尤为老练 --- --- 先是西藏人，最近则是突厥族裔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 --- --- 通过大规模的隔离与监禁，加上电子监控网络的管理，将人们送进监狱和奴工营。到2019年，即便是在那些通过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而获利巨大的群体中，维吾尔人悲惨的处境也已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 --- --- 不论这种关切是真诚的，还是出于公关考虑。
中国的1350万维吾尔人集中生活在新疆，这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面积与伊朗相当，盛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新疆与巴基斯坦接壤，是”一带一路”关键运输线路的终点站 --- --- 这是习近平斥资1万亿美元打造的全球中国势力范围工程。任何对”一带一路”的潜在干扰，都构成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习近平将2014年4月一起维吾尔武装分子在火车站持刀袭击、造成150多人被刺伤的事件视为一个镇压的契机。
“做好准备，发起一次’粉碎性、摧毁性的进攻’，“习近平对警察和军队说道。他的副手们下达了全面的命令：“应收尽收。“那些表现出怜悯之心的官员也会被拘押、羞辱，并作为违反”党中央治疆战略”的反面典型示众。
据《纽约时报》2019年11月的报道，中国当局最担心的是那些在新疆以外求学、返乡的维吾尔学生。这些学生”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并使用社交媒体，其”影响力”，官员担心是”广泛且难以根除的”。当务之急是封锁有关拘押营真实情况的消息。当学生们询问亲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时，官员被建议告诉他们，“他们的亲属已被’感染’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病毒’，必须隔离治疗”。
但被纳入中国封控政策的，不仅是那些最有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的年轻男性。文件显示，官员被告知，“即便是看起来年纪太大而无法实施暴力的祖父母和家人，也不能被放过”。
当真正的病毒在2019年秋天来袭时，中国当局沿用了同样的策略，不仅隔离可能惹事的人，而是将整个武汉的人都封控起来，希望避免比几个月前在同一座城市才平息的抗议更大规模的公众反弹。
封锁 --- --- 隔离那些并未患病的人 --- --- 之所以从未被用作公共卫生措施，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个城市、州或国家的领导层，若囚禁本国民众，除非是为了传递一个信号：他们要对全体人口实施集体惩罚。它之所以此前从未被用作公共卫生措施，是因为它被广泛视为一种政治镇压的工具。
2019年12月底，中国当局开始封锁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新病毒的账号，曾警告过病毒或与同事谈论过此事的医生受到训诫，还有一名医生据称感染新冠病毒后去世。所有往返武汉的国内交通被切断。但如果封锁的目的真的是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航班仍在继续。相反，这项国内旅行禁令与社交媒体审查一样，更像是为了阻止政府失误的消息在全中国传播，并引发大规模、甚至无法控制的动乱。
如果在6月和7月，武汉市民因当局隐瞒会让整座城市居民生病的焚化炉计划而上街抗议致命的渎职，那么，当中国公众发现，一场注定要祸及全国的呼吸道疾病的源头，并非如官员所称是在湿货市场发生的自然偶发事件，而是中共自己设立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时，他们会作何反应？
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告诉英国官员，最新的美国情报显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来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据英国《每日邮报》（少数报道波廷格言论的西方媒体之一）称，波廷格表示，该病原体可能因泄漏或事故而流出。
根据美国国务院1月份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美国”有理由相信，武汉实验室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 --- --- 即疫情首例确诊病例出现之前 --- --- 就已生病。“该说明书进一步解释，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这一实验室一直在研究一种与新冠病毒最为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至少自2017年起，武汉病毒研究所便代表中国军方开展过机密研究。“多年来，美国一直公开对中国过去的生物武器研究表示担忧，北京方面既未提供相关记录，也未证明已按《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明确义务消除这些项目。”
早在2020年1月，北京于1月23日实施封锁后的几天，《柳叶刀》这一英国医学期刊就发表了证据，显示这场疫情并非起源于武汉的湿货市场。根据该期刊报道，最初的41个病例中有13例（包括首例病例）与该市场没有任何联系。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证实，新冠病毒与湿货市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位中国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在市场被发现之前早已存在。”
在《柳叶刀》报告发布后，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官员对北京的官方说法提出了质疑。2020年2月，参议员汤姆·科顿表示：“我们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里，我们必须弄清真相。我们还知道，距离那个食品市场几英里之外，就是中国唯一一座研究人类传染病的生物安全等级4级超级实验室。“科顿说，中国人在此事上表现出欺骗和不诚实。“我们至少需要提出这个问题，看看证据怎么说，“科顿表示，“而中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给任何证据。”
美国企业媒体贬低了科顿对真相的追问。杰夫·贝索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声称，科顿是在”煽动一项已被专家多次驳斥的阴谋论余烬”。当特朗普总统表示自己高度确信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时，他也因”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相矛盾”而受到嘲讽。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指出，媒体在否定有关疫情起源的明显疑问时，是在”放弃一切新闻工作的伪装，为中共制作宣传品”。
《纽约杂志》在1月发表了尼科尔森·贝克的文章，论证了与特朗普和共和党官员自去年冬天以来所持相同的观点，这引发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记者们会本能地试图抹黑特朗普政府对北京新冠起源说法的怀疑？为什么要等到大选之后，才允许发表证据证明中共的说法站不住脚？诚然，媒体更偏好拜登，并不惜一切代价希望特朗普下台 --- --- 但把中国与新冠真相告诉美国人，会如何影响民主党的选举机会呢？
中国在美国媒体中培养了许多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媒体会一本正经地传递中国政府的数据 --- --- 例如，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却声称新冠死亡人数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但关键事实是：在为中共叙事背书时，媒体主要掩护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那个从中国汲取权力、财富和声望的美国精英阶层。不，北京在这里不是坏人 --- --- 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事实上，我们应该效仿中国。而到了3月，在特朗普最初的默许下，美国官员对美国人实施了与历史上专制政权用来噤声人民的同类高压措施。
最终，亲中寡头集团逐渐意识到封锁措施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封锁让顶级寡头更加富有 --- --- 仅贝索斯一人就因此多了850亿美元财富 --- --- 同时让特朗普的小企业支持基础陷入贫困。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施加违宪规定，城市和州当局使专制常态化。更重要的是，封锁为美国建制派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在仅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完成选择之后，就将提名权交给他们选定的候选人，然后在整个总统竞选期间将其藏在地下室中。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拜登的确代表着美中关系数十年来回归”常态”的趋势。
在拜登当选后，中国外交部长呼吁重置美中关系，但中国活动人士表示，拜登的对华政策早已确定。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在大选后对《纽约时报》说：“我对拜登政府非常怀疑，因为我担心他会让中国恢复’正常’，而所谓的正常，就是在21世纪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另一位则说，有拜登当总统，“就像习近平坐在白宫里一样。”
去年11月，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段视频，据称记录了一个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智库负责人发表的公开演讲。他对台下的中国听众说：“特朗普对我们发动了贸易战，我们为什么搞不定他？为什么在1992年至2016年之间，我们总能解决与美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上面有人。在美国权力核心圈里，我们有一些老朋友。“听众听后会心地笑了。他接着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我们利用了美国的权力核心圈。正如我所说，华尔街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问题是，他们从2008年开始衰落。最重要的是，2016年之后华尔街无法控制特朗普…在美中贸易战中，他们试图帮忙，我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试过了，但没能成功。现在拜登赢得了选举，传统精英、政治精英、建制派，他们与华尔街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是真的吗？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仅仅在华尔街听众面前发表演讲就赚取了一小笔财富，这已是公开记录。但她在上个月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北京措辞强硬，甚至批评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人权迫害”。然而，拜登挑选的国家安全高层人选的履历却讲述了另一番故事。即将上任的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都曾供职于一家名为WestExec的华盛顿咨询公司，而该公司在大选前不久从其网站上删除了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信息。
长期担任拜登安全事务助手、被提名为五角大楼三号人物的科林·卡尔，曾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该机构与北京大学结为合作伙伴，而北京大学由一名前中共情报主管领导，长期以来被西方情报机构视为安全风险。
拜登提名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尼拉·坦登，在出任”美国进步中心”智库负责人期间，与一个美中交流组织合作。该组织被创建为一个幌子，目的是”拉拢和中和可能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潜在力量”，并”影响海外华人社区、外国政府及其他行为体采取有利于北京的行动或立场”。
拜登的总统人事事务特别助理托马斯·齐默曼，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而该院因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联系而被西方情报机构标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2019年曾于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一家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她称赞中国在促进非洲良政、性别平等和法治方面的作用。她说：“我认为没有理由中国不能分享这些价值观。事实上，鉴于中国在非洲的深厚影响力，中国在传播这些理念方面处于独特位置。”
据报道，这位即将上任的三军统帅的家人曾从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商人处获得一笔无息贷款，金额为500万美元，而拜登的儿子亨特则称其中国商业伙伴为”中国的间谍头子”。在大选前，媒体和社交平台对有关亨特·拜登涉嫌与中共有联系的报道进行审查，并不是为了保护他本人 --- --- 毕竟500万美元还不及贝索斯在疫情期间每小时赚的钱多。不，对于亲中寡头集团来说，让乔·拜登当选的意义在于保护他们自己。
有关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积极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报道，只不过是障眼法。新政府中充斥着美国科技行业的游说者，他们决心让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拜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曾是TechNet执行委员会成员，该贸易组织代表硅谷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拜登的白宫法律顾问史蒂夫·里凯蒂，其兄弟杰夫·里凯蒂则在大选后不久受聘为亚马逊进行游说工作。
耶伦表示，“中国显然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亲中寡头集团并不会与那个为其提供财富、权力与声望的国家竞争。中国的专制体制才是他们的榜样。想想在一场被定性为叛乱与政变的、偶尔伴有暴力的抗议游行之后，美国在华盛顿特区部署了两万多名现役美军，为一位在公众面前很少露面的总统的就职典礼提供安保；社交媒体上反对派声音被清除，连竞争性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也被移除；正萌芽的努力是让支持特朗普的那一半美国人失去获得医疗、信贷、法律代理、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最终目标是将反对现任政府政策的抗议重新定义为”国内恐怖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拜登的就职标志着这样一个美国寡头集团的霸权确立 --- --- 他们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对付自己同胞的盾与剑。与雅典的三十人僭主一样，他们不仅轻蔑承认所有公民享有由造物主赋予的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尤其鄙视那些他们所统治的人拥有与自己同等权利的观念。看看他们如今对”言论自由应只属于那些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它的开明少数人”这一理念的新敬意。就像克里提阿斯和亲斯巴达派一样，新的美国寡头集团相信，民主的失败正是他们独享权力的证明 --- --- 并且，他们乐于与一个会帮助他们毁灭自己同胞的外国势力合作统治。
历史能为我们当下提供什么启示？坏消息是，三十人僭主在统治期间，流放了著名的雅典民主派人士、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杀害了约占雅典人口5%的人。好消息是，他们的统治仅持续了不到一年。
原文：The Thirty Tyrants，The deal that the American elite chose to make with China has a precedent in the history of Athens and Sparta，作者：Lee Smith，发布日期：2021年2月4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