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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第五章 微芯片 {#ec65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ec65”}
（沃尔特·艾萨克森） {#f7b8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f7b8”}
1957年是仙童半导体公司成立和斯普特尼克号发射之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贝尔实验室一位高管为纪念晶体管诞生10周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位高管在论文中揭示了一个他称之为”数字暴政”（the tyranny of number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yranny_of_number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问题：随着电路上元件数量的增加，连接数量也会增加，而且增速要快得多。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系统有1万个元件，就要求电路板上有10万条乃至更多细小的连线，而这些连线一般都要手工焊接。这显然不是一种可靠的生产工艺。
但”数字暴政”却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在该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之际，半导体制造工艺方面恰好又出现了数百项小的突破。两者的结合缔造出一项发明，这便是集成电路，又称微芯片，它独立地诞生在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这两家不同的公司。
杰克·基尔比 {#e46d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e46d”}
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ck_Kilby”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也是那种来自中西部农村的男孩，小时候，他在工作间里和父亲一起捣鼓电子元件，组装业余无线电（ham radios）。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表示：“我成长在北美大平原，周围都是勤勤恳恳的西部拓荒者后代。“基尔比在堪萨斯州中部的大本德长大，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夏天，一家人会开着自家的别克车去偏远的发电厂，如果发电厂出现故障，他们就在里面匍匐检修。有一次，当地遭到严重的暴风雪袭击，他们只能用一台业余无线电与电话通信中断的用户保持联系，从那时起，小基尔比便被这种重要的技术迷住了。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T·R·里德（T. R. Reid）采访时谈道：“少年时代的那场暴风雪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无线电及电子设备能让人们取得信息、保持联系并获得希望，从而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通过学习取得了业余无线电操作执照，并四处搜罗零部件，不断升级自己的无线电设备。
基尔比曾报考过麻省理工学院，但未能如愿，后来他进入了伊利诺伊大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基尔比被派往印度一个无线电维修站，他曾多次到加尔各答的黑市上购买零部件，在军用帐篷搭成的实验室里对接收机和发报机进行改进。基尔比性格温和，带着灿烂的笑容，他沉默寡言，但为人随和。让基尔比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发明创造的那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每一项新发布的专利。他说：“所有东西都得读 --- --- 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要把所有琐碎的东西都积累起来，日后或许会有百万分之一的东西能派上用场。”
基尔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密尔沃基的电子零件公司中心实验室（Centralab）。这家公司当时在尝试将助听器元件全部集中到一个陶瓷衬底上，这大致可以算是微芯片思想的前身。1952年，Centralab等公司以25 000美元的价格获得了晶体管生产许可，成为贝尔实验室慷慨分享知识之举的受益者。基尔比曾参加过贝尔实验室一个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他和其他几十人住在曼哈顿一家酒店里，每天早晨，大巴会把他们送到坐落在默里希尔的贝尔实验室。他们参加了深入介绍晶体管设计的讲座，在实验室里亲自动手操作，还去了一家制造厂参观。贝尔实验室给所有参加者都发了三卷技术论文。对以低廉价格授权专利和分享知识抱有强烈意愿的贝尔实验室奠定了数字革命的基础，尽管该公司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基尔比意识到，要想站在晶体管发展潮流的前列，就得进一家较大的公司工作。1958年夏天，在权衡了多份工作邀约之后，他决定加入德州仪器。在这里，他会与帕特·哈格蒂以及威利斯·阿德科克（Willis Adcock）手下出色的晶体管研究小组携手工作。
德州仪器的政策是，7月所有人都统一休假两周。因此，当没有累积假期的基尔比来到达拉斯时，半导体实验室里几乎没什么人。这就让他有时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硅除了用来加工晶体管，还有什么其他用途？
基尔比知道，不含任何杂质的硅性质类似一个简单的电阻。他意识到，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硅片上形成PN结，充当能储存少量电荷的电容。事实上，硅只要经过不同处理，就可以制成任何电子元件。由此，他提出了所谓的”单片概念”：可以把所有元件集成到单个硅片上，而无须把不同元件焊接在一块电路板上。1958年7月，基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后来他又在诺贝尔奖致辞中援引了这句话：“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然后他绘制了几张草图，说明如何在一块硅片上通过配置掺有不同杂质的区域来制作这些电路元件。6个月后，诺伊斯也写下了类似的想法。
基尔比的老板阿德科克休假回来后，基尔比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设想。阿德科克一开始并不完全认为基尔比的想法切实可行。实验室还有其他看起来更紧迫的事情要做。但他和基尔比商定：如果基尔比能做出可用的电容和电阻，他就批准启动在单个芯片上做完整电路的项目。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1958年9月，基尔比准备了一场演示，这场演示和11年前贝尔实验室的巴丁和布拉顿为上司所做的演示一样极富戏剧性。基尔比在一块和短牙签差不多大小的硅芯片上集成了一些元件，理论上能做成一个振荡器。在包括公司董事长在内的一群高管的注视之下，基尔比战战兢兢地把小小的芯片连接到一台示波器上。他看了看阿德科克，阿德科克耸耸肩，似乎在说，什么也没发生。但基尔比一按按钮，示波器屏幕上便呈现出应有的起伏波动。里德在报道中写道：“每个人都喜笑颜开，电子行业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个装置算不上有多美观。基尔比1958年秋季制作的模型中有许多细小的金线连接着芯片内的一些元件，看起来就像是从硅枝上伸出的昂贵蜘蛛网。这个装置既难看，也不实用，无法大批量生产。但无论如何，这是世界上第一枚微芯片。
1959年3月，在提交专利申请几周之后，德州仪器披露了这项新发明，该公司称其为”固体电路”。德州仪器还在纽约举办的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展出了几个样品，引起很大轰动。该公司总裁宣称，此项发明将成为继晶体管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这话听起来像是吹嘘，但其实是说得太保守了。
德州仪器宣布的消息对仙童半导体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两个月前曾草草记下自己的集成思想的诺伊斯为德州仪器先声夺人感到失望，他还担心德州仪器因此获得竞争优势。
诺伊斯的版本 {#94d3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94d3”}
通往创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条。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同事们就在从另一个方向入手，探索开发微芯片的可能性。他们之所以着手展开这项研究，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公司做的晶体管不好用。有太多晶体管都发生了故障。只要遇到一丁点儿灰尘，甚至只要接触一些气体就会让晶体管无法正常工作。猛烈敲打或碰撞也会让晶体管出故障。
仙童半导体的物理学家、“八叛逆”之一的让·赫尔尼想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他想在硅晶体管表面敷置一层薄薄的氧化硅层，就像千层蛋糕表面的糖衣一样，这样就能对下面的硅起到保护作用。他在笔记中写道：“在晶体管表面…为微芯片敷置氧化层…能使结点不致暴露在外，这样晶体管就不会受到污染。”
这种方法被称为”平面工艺”，因为硅的表面有一个氧化层。1959年1月（当时基尔比已经产生了想法，但尚未申请专利，也没有对外公布），赫尔尼有天早晨淋浴时突然又一次”灵光乍现”：可以在这个氧化保护层上刻一些小口，让杂质分散到特定的位置，以产生所需的半导体属性。诺伊斯很喜欢这个”在茧里做晶体管”的想法，他将其比作”在丛林里建一个手术室 --- --- 你把病人放进一个塑料口袋里，然后在里面动手术，这样丛林里那些苍蝇就不会飞到伤口上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专利律师的重要作用。专利律师的使命是保护出色的创意，但有时他们也能激发创意。平面工艺就是一个例证。当时，诺伊斯叫来仙童半导体的专利律师约翰·罗尔斯，让他准备申请材料。于是罗尔斯开始向赫尔尼、诺伊斯和他们的同事发问：这种平面工艺有什么实际用途？罗尔斯这样问是为了能在专利申请中列出尽可能多的用途。据诺伊斯回忆：“罗尔斯是这样问的：‘我们在申请专利保护时还能把哪些用途写进去？’”
当时，赫尔尼只是想设计出可靠的晶体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借助这种在氧化层上开小口的平面工艺将许多种晶体管和其他元件蚀刻在单片硅片上。但罗尔斯不断的发问迫使诺伊斯去做进一步思考，当年1月，他开始与摩尔探讨一些设想，他把这些想法草草写在黑板上，并记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诺伊斯认识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了平面工艺，就不需要那些从每一层晶体管上伸出的细线了，可以在氧化层顶部印上小铜线，以代替这些布线。这将使晶体管生产变得更快、更可靠。从这一点出发，诺伊斯又产生了下一个洞见：既然能用这些印刷铜线连接晶体管的不同区域，那就也能用它们连接同一块硅片上的两个或更多晶体管。运用开口技术的平面工艺能让杂质分散开来，这样就能把多个晶体管安装在同一块硅芯片上，而印刷铜线能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电路。于是他走进摩尔的办公室，在黑板上向他演示自己的想法。
诺伊斯是个喜欢说话的活跃分子，而摩尔则说话不多，但富有洞见，善于倾听，两人的性格可谓相得益彰。下一步跨越就很简单了：同一块芯片也可以包含各种不同元件，比如电阻和电容。诺伊斯在摩尔的黑板上写写画画，向他说明怎样把一小块纯净的硅做成电阻，几天后，他又向摩尔解释怎样制作硅电容。印在氧化层表面的小小金属线能将所有这些元件整合成一个电路。诺伊斯承认：“我从来也不记得有哪一次突然悟出了整套方法，不是说像电灯一样突然灭掉，灯亮之后一切就都摆在那儿了。更准确地讲是，每天你都会说’喔，如果我能做成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也许就能做成那件事，这样一来我就能做这个了’，最终，你的概念就形成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他1959年1月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话：“理想的结果是把多个设备做到单个硅片上。”
诺伊斯在基尔比之后几个月独立地构想出微芯片概念，两人可谓是殊途同归。基尔比的初衷是解决布线过多的问题，于是他想制作出无须焊接便能带有许多元件的电路。而诺伊斯的主要动机则是发掘出赫尔尼平面工艺的所有潜力。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区别：诺伊斯的微芯片没有像支楞着的蜘蛛网一样乱糟糟的布线。
专利权之战 {#4c9c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4c9c”}
在人类发明史上，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专利无可避免地成为争端之源。创新者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协作和对他人工作的借鉴之上，因此，要想精确划定创意或知识产权的归属并非易事。我们偶尔会看到一群创新者欣然投身于开源项目，允许将自己的创新成果公之于众，他们伟大的无私分享精神让专利变得无足轻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创新者会希望获得认可。有时候，这是出于自我意识方面的原因，比如肖克利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晶体管专利中。还有一些时候是出于经济原因，尤其是在牵涉仙童半导体和德州仪器等公司的时候，这些公司需要回馈投资者，以获得继续展开新发明所需的运营资本。
1959年1月，德州仪器的律师和高管开始匆忙为基尔比的集成电路设想申请专利 --- --- 倒不是因为他们获悉诺伊斯也正在笔记本中记录类似思想，而是因为有传闻称美国无线电公司也有相同的构想。于是他们决定弄一份宽泛的专利申请。这种策略存在一个风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主张可能就会变得经不起推敲，就像莫奇利和埃克特在计算机专利中所提的空泛主张一样。但如果能通过审批，这项专利就能作为有力的进攻性武器，向任何想做类似产品的人开火。专利申请宣称，基尔比的发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小型化概念”。尽管专利申请只描述了基尔比设计的两种电路，但它声称：“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电路在复杂性和构造方面都没有任何限制。”
但在匆忙之中，德州仪器没有时间绘制图片，说明在公司所述的微芯片上连接元件的各种可行方法。唯一能用的就是基尔比那个缠绕着一团细金线，像蜘蛛网一样的演示模型。德州仪器的小组决定就用这张后来被他们戏称为”飞线图”的图片。基尔比当时已经想到可以采用印刷金属连接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因此他在最后一刻让律师在申请书中增加了一段，对这一概念也提出权利主张。申请书指出：“除用金线来实现电连接之外，连接还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比方说…可以把氧化硅蒸发到半导体电路板上…然后将金等材料置于绝缘材料上，以实现必要的电连接。“德州仪器于1959年2月提交了这份专利申请。
当德州仪器次月公布这一消息时，诺伊斯和他仙童半导体的小组也加快了专利申请的步伐。仙童半导体要设法抵御德州仪器的宽泛主张，因此，该公司的律师有意把重点放在诺伊斯版本的特殊性上。他们强调，平面工艺（仙童半导体已经为此申请了专利）能让一种”在半导体不同区域之间建立电连接”的印刷电路法成为可能，并能”让统一的电路结构更紧凑，更容易制造”。仙童半导体在申请中称，诺伊斯的方法不同于”必须通过接线来建立电连接”的电路，它意味着”连线和连接本身可以同时、以相同方式配置”。尽管德州仪器在单个芯片上整合多个元件的创新理应获得专利，但仙童半导体希望能够凭借该公司通过印刷金属线而非布线方式实现电连接的发明获得专利。仙童半导体知道，这种方法能使微芯片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他们能在专利保护方面争取到一些与德州仪器平起平坐的权利，迫使德州仪器签署交叉许可协议。仙童半导体于1959年7月提交了申请。
与围绕计算机的专利权争端一样，司法系统也用了多年时间来处理集成电路专利权的归属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从来也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的专利申请被分到两个不同的审查人手中，他们似乎对对方的工作都不知情。诺伊斯的专利申请是后提交的，却先得到批准，这项专利于1961年4月授予诺伊斯。于是诺伊斯被宣布为微芯片的发明人。
德州仪器的律师们申请启动”抵触审查程序”（priority contest），他们指出，基尔比才是第一个想出点子的人。这就引发了所谓的”基尔比 --- --- 诺伊斯案”，该案由专利上诉与争议委员会经办。案件调查的部分内容是审查双方的笔记和其他证据，看究竟是谁先形成了基本概念。人们普遍认同（连诺伊斯也不例外），基尔比的想法要比诺伊斯早几个月。但在基尔比的专利申请是否真的包括在氧化层表面印刷金属线这一关键技术工艺（而不是用许多细丝来制作微芯片）这个问题上，人们则抱有一些争议。其中，基尔比在专利申请结尾插入的那句话引发了许多异议。基尔比称，“随后可以将金等材料置于”氧化层上。这究竟是他发现的特殊工艺，还是说仅仅是个偶然的猜想？
1964年6月，专利局批准了基尔比最初的申请 --- --- 将专利权授予基尔比，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仍在延续之际，这项裁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抵触审查程序因此变得极为重要。直到1967年2月，抵触审查程序的判决才最终做出，该判决对基尔比有利。这个时候距基尔比提交专利申请已经过去了8年，现在，他和德州仪器被宣称为微芯片的发明者。不过事情仍然没有就此结束。仙童半导体提起了上诉，美国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在听取了所有论据和证词后，于1969年11月做出了结论相反的判决。上诉法院宣布：“基尔比没能证明’置于’一词当时具有…或者之后取得了符合电子或半导体工艺定义的含义。“基尔比的律师试图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
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纠葛，花费数百万美元法律费用之后，诺伊斯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当时，《电子业新闻》（Electronic News）刊登了一篇副标题为《专利权易手不会改变什么》的短文。到这个时候，官司已经没什么好打的了。迅速膨胀的微芯片市场让仙童半导体和德州仪器的务实派们意识到，官司再打下去，代价就太大了。于是，1966年夏季，在距最终判决还有三年的时候，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律师们与德州仪器的总裁及法律顾问进行了会晤，并达成了和解协议。两家公司均认可对方拥有微芯片的部分知识产权，他们还同意对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产权进行交叉授权。其他公司必须同时与这两家公司签署许可协议，通常需要支付总计相当于利润4%左右的专利权使用费。
那么，微芯片究竟是谁发明的呢？和计算机是谁发明的这个问题一样，答案并不能简简单单地诉诸法律判决。基尔比和诺伊斯是几乎同时取得这一成就的，这说明在当时，这项发明的诞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确实如此，在美国乃至全球，很多人早些时候已经提出了集成电路的设想，其中包括德国西门子的沃纳·雅各比（Werner Jacobi）以及英国皇家雷达研究所的杰弗里·杜默（Geoffrey Dummer）。诺伊斯和基尔比与他们所在公司的研究小组共同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生产这类设备的可行方法。尽管基尔比较诺伊斯提前几个月找出了在芯片上集成元件的方法，但诺伊斯比基尔比走得更远：他设计出了连接这些元件的正确方式。他的设计能够实现大规模高效生产，而且成为未来微芯片的通用模型。
基尔比和诺伊斯个人对微芯片发明人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颇有借鉴意义。两人都是翩翩君子；他们都来自中西部人与人关系密切的小社区，都很有教养。他们不像肖克利那样为紊乱的多重人格和不安全感所折磨。只要谈到微芯片发明归功于谁这个问题，两人都会慷慨地赞扬对方所做的贡献。社会上很快就形成一种共识，即对两人的贡献均予以肯定，将他们视为共同发明人。早先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基尔比曾轻微抱怨：“这和我理解的共同发明可不一样，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但基尔比最终也接受了这种看法，这之后他一直保持着尊重态度。多年以后，当《电子工程时代》（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杂志的克雷格·松本（Craig Matsumoto）请他谈当年的纠葛时，“基尔比对诺伊斯满是溢美之词，并称半导体革命归功于数千人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一纸专利”。
当基尔比2000年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奖时（当时诺伊斯去世已有10年），他最先做的就是赞扬诺伊斯。他对记者们表示：“我为诺伊斯去世感到遗憾，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我估计我们会分享诺贝尔奖。“当一名瑞典物理学家在颁奖典礼上介绍基尔比，说他的发明开创了全球数字革命时，基尔比展现出他质朴无华的本性。他回答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想起河狸和兔子站在胡佛水坝底下时，河狸对兔子说的话：‘不，这不是我自己建的，水坝只是建在我的一个想法之上。‘“
微芯片旋风 {#6746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6746”}
微芯片最初面向的主要市场是军队。1962年，战略空军司令部（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设计了名为”民兵二号”（Minuteman Ⅱ）的新型陆基导弹，在每一枚导弹中，仅弹载导航系统就需要2 000枚微芯片。德州仪器赢得了作为主要供应商的权利。到1965年，“民兵”的产量达到每周7枚，美国海军也在购买微芯片，用于装备其潜射导弹”北极星”（the Polaris）。美国军方表现出了军队采购官僚体系中不多见的协同和敏锐，使微芯片设计实现了标准化。西屋和美国无线电公司也开始供应微芯片。于是微芯片价格很快就开始大幅下跌，最终，微芯片成为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而不仅仅是用于制造导弹。
仙童半导体也向武器生产商出售芯片，但与竞争对手相比，该公司对与军方合作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在传统的合作关系中，承包商与军方合作非常密切，军方不仅管理采购，而且掌控和操纵产品设计。诺伊斯认为，这种合作关系有碍创新，他说：“这使得研究方向由不太懂行的人来决定。“他坚持让仙童半导体用自有资金来支持芯片开发，以控制研发过程。他相信，如果产品做得好，国防承包商是会买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国的民用航空项目成为推动微芯片生产的下一个主要动力。1961年5月，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宣布：“我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在60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再让他们安全返回地球。“科学家们意识到，阿波罗计划需要有一台能装载在火箭前椎段的导航电脑。于是，他们开始一点点设计这种导航电脑，要在上面使用当时技术能力所允许的最强大的微芯片。美国最终生产了75台阿波罗导航计算机，安装了5 000枚完全相同的微芯片，仙童半导体拿到了供应这些微芯片的合同。阿波罗计划仅比肯尼迪定下的最后期限提前几个月完成；1969年7月，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到当时为止，阿波罗计划已经购买了逾100万枚微芯片。
这种来自政府的海量稳定需求促使微芯片价格迅速下跌。阿波罗导航计算机的首枚原型芯片售价1 000美元。到芯片投入常规生产时，每枚芯片的价格降到了20美元。1962年，民兵导弹上每一枚微芯片的平均价格为50美元，到1968年就降到了2美元。这样一来，将微芯片用于普通消费设备的市场便应运而生。
最早使用微芯片的消费设备是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必须做得很小，而且即使价格相当贵也能卖得动。但助听器的需求有限。因此，德州仪器总裁帕特·哈格蒂再次运用了一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策略。发明新设备是一种创新，发明使用这些设备的热门方法也是一种创新。哈格蒂和他的公司对两者都很擅长。11年前，他曾通过推广袖珍收音机为价格低廉的晶体管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在他也想设法为微芯片开辟市场。他想到的主意是开发袖珍计算器。
哈格蒂在与基尔比一起乘坐飞机时写下了他的大致设想，并向基尔比下达了军令：做一台便携式计算器，要能和上千美元一台的老式台式计算器完成相同的任务。这种计算器要够节能，使用电池即可，要小到能放进衬衣口袋里，还要便宜到能让消费者随意购买。1967年，基尔比和他的团队制作出了与哈格蒂的设想十分接近的产品。这台计算器只能完成四种任务（加、减、乘、除），而且有点重（重两磅多），也不算很便宜（售价150美元）。但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个全新的市场诞生了，人们手中有了一款他们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需要的设备。计算器沿着一条必然之路向前发展，变得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劲、价格更便宜。到1972年，袖珍计算器的价格降至100美元，销量达到500万台。到1975年，价格进一步降至25美元，销量每年都会翻番。2014年，德州仪器的袖珍计算器在沃尔玛仅售3.62美元。
摩尔定律 {#1826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1826”}
上述趋势成了电子设备的发展规律。每一年，电子设备都变得更小、更便宜、更快、更强大。计算机和微芯片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相互交织更是凸显了上述规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诺伊斯后来写道：“新元件和新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让两者均产生了爆炸性增长。“这种协同效应在半个世纪之前也出现过，当时石油业与汽车业出现了同步增长。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创新经验：要了解哪些行业具有共生性，这样才能利用它们协同增长所带来的机遇。
要是有人能给出简洁准确的规则来预测趋势线，就能够帮助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运用这条经验。幸运的是，戈登·摩尔当时率先做起了这件事。在微芯片销量刚刚开始激增之际，有人让他预测未来市场走向。于是他在1965年4月号的《电子》（Electron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元件》（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的论文。
摩尔在论文开头展望了数字行业的未来。他写道：“集成电路将带来一系列奇迹，比如家用计算机（或者至少是与中央计算机相连的终端）、汽车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有便携式个人通信设备。“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更富先见之明并注定让他声名远扬的预期。他指出：“在元件价格保持最低的前提下，复杂性每年大约会增加一倍。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未来十年里，这种趋势将基本保持不变。”
摩尔的话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集成到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在倍增，他预计该趋势至少在未来10年里都将保持下去。他有一位在加州理工当教授的朋友曾在公开场合称之为”摩尔定律”。在10年之后的1975年，摩尔的观点被事实证明是正确无误的。随后，他对自己的定律进行了修正，将预期增长率削减了一半，他预言未来芯片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而非每年翻一番”。他的同事戴维·豪斯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正，称随着动力的增强及微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种说法现在有时候还会被援引。事实证明，摩尔定律及其变体至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发挥了作用，它帮我们绘制了一张路线图，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浪潮之一以及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指引。
摩尔定律不仅仅是一个预期，而且是行业的目标，这就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证预言。第一个例证出现在1964年，当时摩尔正在酝酿该定律。诺伊斯决定让仙童半导体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该公司最简单的微芯片。摩尔将该战略称为”诺伊斯对半导体行业的意外贡献”。诺伊斯知道，低价会促使设备生产商在他们的新产品中运用微芯片。他还知道，低价会刺激需求，推动批量生产和规模效应，进而使摩尔定律成为现实。
1959年，仙童摄影器材公司不出意料地决定行使收购仙童半导体的权利。这使得8位创始人变得非常富有，但却种下了不和的种子。该公司在美国东海岸的高管拒绝授权诺伊斯将股票期权分给有价值的新人工程师，他们还把半导体部门的利润拿去投资平平淡淡也不怎么成功的领域，如家用电影摄像机和邮戳机。
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工程师们开始离职，这股离职潮促使硅谷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仙童之子”的公司：来自仙童半导体的孢子让这些公司生根发芽。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1961年，赫尔尼和当年抛弃肖克利的”八叛逆”中其他三人离开了仙童半导体，加入了一家由阿瑟·罗克（Arthur Rock）投资创建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Teledyne。此后，其他人也纷纷离开，到了1968年，连诺伊斯本人也准备走了。公司没有让他担任顶层职位，这让他感到很愤怒，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做这个。仙童这家公司乃至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都已经变得太大、太官僚。诺伊斯渴望甩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职责，回头去做实验室的一线工作。
有一天，诺伊斯问摩尔：“我们办一家新公司怎么样？”
摩尔回答说：“我觉得这里也不错。“他们曾经开创了离开成熟公司去创业的加州科技界文化。但当时两人都已年近40，摩尔已经没有那种驾着滑翔伞从屋顶往下跳的冲动了。诺伊斯不断催促摩尔。最终，在快到1968年夏季的时候，诺伊斯索性对摩尔说自己准备走了。摩尔多年后笑称：“诺伊斯能让你不禁想和他一起向前跨越，所以最后我说：‘好吧，我们走。’”
诺伊斯在致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辞职信中写道：“（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而我觉得日常工作越来越乏味了。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的，我喜欢小镇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我们的雇员是我能接受的’故乡’最多人数的两倍。“他说，他的愿望是”重新贴近先进技术”。
当诺伊斯给罗克（仙童半导体创建时的融资就是罗克安排的）打电话时，罗克立马问：“你怎么到现在才决定？“
阿瑟·罗克和风投 {#d81a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d81a”}
罗克曾为”八叛逆”安排了创建仙童半导体所需的融资，在这之后的11年里，他又协助创建了一种在数字时代重要性绝不亚于微芯片的事物，这就是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针对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和私募主要是几个富豪家族的专利，比如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惠特尼、菲普斯和沃伯格等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大家族有许多建起了公司，以使业务制度化。继承了多笔家族财富的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聘请老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Sr.）建立了J. H. Whitney & Co.，主要为那些拥有有意思的想法，但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创业者提供资金，这项业务最初被称为”冒险资本投资”（adventure capital）。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6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劳伦斯·洛克菲勒的带领下也创办了一家类似的公司，该公司最终成为Venrock Associates（创投公司）。就在同一年，也就是1946年，还诞生了一家业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司，这家公司是靠着精明的商业头脑而不是家族财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the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该公司由哈佛商学院前任院长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和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联手创办。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1957年对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创业投资大获成功，该公司11年后上市时，价值已是初创时的500倍。
罗克将风险投资理念带到了西部，开创了风险投资的硅谷时代。罗克把诺伊斯的”八叛逆”集中到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公司也投了一笔钱。这之后，他意识到可以通过基金来筹资，这样一来，无须依靠某家企业的资助就能做成类似交易。他拥有商业研究背景，热爱科技，拥有商界领袖的敏锐直觉，还认识许多追捧他的东海岸投资者。他说：“金钱在东海岸，但激动人心的企业在加州，所以我决定去西部，我知道自己能把两边撮合起来。”
罗克出生在纽约州罗切斯特一个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小时候，他在自己父亲的糖果店里卖冷饮，锻炼出了出色的阅人能力。他的关键投资信条之一是，主要看人，而不是看投资理念。除了看商业计划，他还要与寻求投资的人进行深入的个人面谈。他解释说：“我非常看重人，我认为跟人交谈比看他们想做什么要重要得多。“从表面上看，他透出一种刻薄之感，对人冷淡，沉默寡言。但如果仔细端详他的脸，你会从他眼里的光芒和不易察觉的微笑中看出他其实喜欢与人相处，并且富有温暖的幽默感。罗克来到旧金山的时候，有人把他介绍给了汤米·戴维斯（Tommy Davis）。戴维斯是一位健谈的交易商，麾下拥有现金充裕的畜产和石油帝国Kern County Land Co.，他当时在把这家公司赚得的钱拿来投资。戴维斯和罗克开始联手做生意，他们从罗克东海岸的投资者（以及仙童半导体的部分创始人）那里筹集了500万美元，开始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而初创公司则授予他们大量股权作为回报。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弗雷德·特曼当时仍在努力让斯坦福与蓬勃发展的科技热潮建立联系，他鼓励学校的工程学教授花点儿时间给当时在该校修一门电子学晚间课程的罗克提建议。Teledyne和Scientific Data Systems是罗克最早投资的两家公司，它们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等到诺伊斯1968年给罗克打电话，想让罗克帮他找退路时，罗克与戴维斯的合作关系已经友好地解除了（他们的投资在短短7年里升值了30倍），现在罗克是自己在干。
诺伊斯问：“如果我想创业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找到钱？“罗克肯定地说，找投资很简单。罗克的理论是根据骑师来投资（即根据你对公司运营者的评价来投资），这么看的话，还有什么比投资一家由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领导的公司更合适的吗？他几乎没问他们准备做什么，一开始，他甚至认为他们连商业计划或描述都不需要。罗克日后表示：“这是我做过的唯一一笔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投资。”
1957年，当罗克准备给”八叛逆”找一个安身之地时，他曾从一本标准拍纸簿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一串人名，编上号，依次给每个人打电话，然后把不想投资的人的名字划掉。11年后，他又拿出一张纸，列出他准备邀请的投资人姓名以及如何分配50万份、每份定价5美元的债券。这次他只划掉了一个名字（“富达的约翰逊”没有加入）。后来，罗克又撕下一张纸来调整债权分配，因为多数人都想再多投资一点。他只花了不到两天时间就筹到了钱。这些幸运的投资者包括罗克本人、诺伊斯、摩尔、格林内尔学院（诺伊斯想让这所学校富起来，后来他如愿以偿了）、劳伦斯·洛克菲勒、罗克哈佛的同班同学法耶兹·萨罗菲姆、Scientific Data Systems的马克斯·帕列夫斯基，还有罗克的老投资公司海登斯通。最值得一提的是，“八叛逆”中的其他六人也获得了投资机会，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当时就职的公司都会与这家新公司构成竞争。但是，所有人都投资了。
罗克自己打了一份三页半的公司简介，以备有人索要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一开头就介绍了诺伊斯和摩尔，接下来用三句话草草描述了一下公司即将开发的”晶体管技术”。多年后，罗克在把这些纸从他的文件柜里往外拿的时候抱怨说：“律师后来把风险投资搞砸了，要求我们写跟书一样厚的募集说明，这样的募集说明书太长、太复杂，还要经过仔细审查，简直是开玩笑。我只需要告诉大家，办公司的是诺伊斯和摩尔就够了。他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其他东西。”
诺伊斯和摩尔起初为新公司选择的名字是NM Electronics，这是按照两人名字的首字母取的。但这个名字不是很出彩。在斟酌过许多蹩脚建议后（其中有一个叫”电子固态计算机技术公司” --- --- Electronic Solid State Computer Technology Corp.），他们最终决定将公司命名为”集成电子公司”（Integrated Electronics Corp.）。这个名字也不算太精彩，但好处是可以简写为”英特尔”（Intel）。这样一来，听上去就很顺耳了。这个名字从很多方面看都取得很妙，一听便可心领神会。
英特尔之路 {#faf6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faf6”}
创新有很多种形式。本书描述的大多数创新都是物理设备，比如计算机和晶体管，还有编程、软件和网络等相关过程也是创新。同样重要的还有风险资本等产生全新服务的创新，以及那些为研究和开发创造出组织结构的机构，比如贝尔实验室。然而，这一节我们要谈的是一种不同的创新。这种在英特尔产生的创新对数字时代的影响不亚于前述任何一种创新。这是一种与东海岸公司等级制相对立的，在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上的创新。
和硅谷很多其他事物一样，这种风格也源自惠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惠普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在军队服役，戴维·帕卡德则在工厂工作，有许多个夜晚他都是睡在办公室的一张小床上，管理三班倒的工人，其中许多是女工。他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现实），最好能让工人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并给他们充足的空间来决定如何达成目标。惠普把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变成了扁平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风格与加州的休闲生活方式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以周五啤酒狂欢、灵活工作时间和派发股票期权为特色的企业文化。
罗伯特·诺伊斯将这种文化推向了更高层次。要想更好地理解诺伊斯的管理风格，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环境。诺伊斯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公理会家庭，他的父亲、外公及爷爷都是公理会牧师。公理会是一个将反对等级制及一切与等级相关的虚饰作为核心信条的异见教派。清教徒们清除了教堂里的一切盛大仪式和权力等级，甚至撤掉了架高的布道坛，而公理会等把新教徒的信条传播到大平原地区的教派也同样反对等级差别。
而且，诺伊斯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无伴奏合唱。每周三晚上，他都要参加十二声部无伴奏合唱团排练。无伴奏合唱不依靠主唱歌手和独唱歌手；这些复调歌曲将多个声部和旋律编织在一起，其中每一种都地位相当。诺伊斯有一次解释说：“你的角色取决于（其他人），（而且）你要始终为其他人提供支持。”
和诺伊斯一样，戈登·摩尔也很朴实，他从不独断专行，不喜欢与人冲突，而且对权力的虚饰毫无兴趣。两人能够很好地互补。诺伊斯擅长主外，他能用从小就一直笼罩他的耀眼光环让客户倾倒。摩尔则一直都很稳重，善于思考，他喜欢待在实验室里，也知道如何用巧妙的问题或者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是他最厉害的一招）来引导工程师。诺伊斯以战略眼光和统揽全局见长；摩尔则善于把握细节，尤其是技术和工程方面的细节。
因此，两人是完美的搭档，唯有一点不足：他们都讨厌划分等级，也不愿意发号施令，因此在管理上都缺乏决断力。他们想博得别人的好感，因此都不愿太强势。他们引导人，但不强迫人。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分歧（他们巴不得不要出现），两人都不愿去面对，于是就予以回避。
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Grov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出现恰好有助于弥补这个不足。
格鲁夫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拉斯·格鲁夫（András Gróf），他可不是来自一个唱无伴奏合唱的公理会家庭。他成长在中欧的犹太人家庭，当时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他领悟到的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残忍教训。格鲁夫8岁时，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父亲被送到了集中营，他和他母亲被迫搬进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拥挤公寓。他出门时得佩戴黄色的”大卫星”（Star of David）标识。有一天他生病了，他母亲说服一个非犹太人朋友带来一些做汤的食材，结果导致他母亲和这位朋友双双被捕。格鲁夫的母亲被释放后，她和格鲁夫都在朋友的掩护下用起了假身份。一家人战后得以重逢。格鲁夫20岁时决定越境逃往奥地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游向彼岸》（Swimming Across）中写道：“到我20岁时，我已经亲历了匈牙利法西斯的专政，德国军队的占领，纳粹的种族灭绝，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年里混乱的民主，还有一次被扼杀在枪口上的民众起义。“这和修剪草坪，在艾奥瓦州小镇的合唱团里唱歌可不一样，格鲁夫的成长经历是不会在他性格中注入和善怡然的特质的。
格鲁夫一年后来到美国，自学英语的他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之后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化工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从伯克利毕业后即加入仙童半导体，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名为《半导体设备的物理学和技术原理》（Physics and Technology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Physics_and_Technology_of_Semiconductor.html?id=qqHKAQAACAAJ&source=kp_book_descripti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大学教科书。
当摩尔告诉他自己准备离开仙童半导体时，格鲁夫主动提出和他一起走。事实上，他几乎是软磨硬泡地让摩尔带上他的。格鲁夫称：“我真的很尊敬他，无论他去哪里，我都想跟他一起去。“于是格鲁夫成为英特尔的第三位创始人，担任工程主管。
格鲁夫对摩尔的技术能力钦佩有加，但却不太欣赏他的管理风格。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摩尔讨厌冲突，他只愿意温和地提些建议，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管理方式他都反感。如果出现矛盾，他会在远处静静观望。格鲁夫这样描述摩尔：“他要么是天生就无法做到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要么就是根本不愿意去做。“强悍的格鲁夫则认为，坦诚的交锋不仅是一种管理职责，而且是生活中让人精神振奋的香料，作为一个硬气的匈牙利人，他十分珍视这些东西。
诺伊斯的管理风格更是让格鲁夫瞠目结舌。在仙童半导体的时候，当他看到诺伊斯对他手下一名上班迟到、带着醉意开会的不称职部门主管置之不理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怒气了。于是，当摩尔告诉格鲁夫，他的新工作是与诺伊斯搭档时，他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摩尔表示：“我跟格鲁夫说，诺伊斯作为领导者，比他想象的要强。他们只是风格不同。”
诺伊斯和格鲁夫的私交要比工作关系好。两家人一起去阿斯彭滑雪的时候，诺伊斯会教格鲁夫滑雪，甚至还帮他扣滑雪靴。但尽管如此，格鲁夫仍会在诺伊斯身上探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分裂感，他说：“他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既清高又迷人的人。“此外，尽管两人周末的交情不错，格鲁夫在办公室里还是会被诺伊斯惹恼，有时甚至是被他弄得无语。他回忆说：“当我看到诺伊斯管理一家问题百出的公司时，我只能说自己与他处得很不愉快，很失望。假设两个人有分歧，我们都指望他来拿主意，他脸上就会显出一副痛苦的表情，说出诸如这样的话来：‘或许应该由你们自己解决。‘更多的时候他连这话也不说，他只是转移一下话题。”
格鲁夫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弄懂的一个道理是，高效的管理并不总依赖某一名有力的领导者。如果能把风格不同的顶层管理者正确地组合起来，一样也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就像金属合金一样，如果你能把元素正确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当格鲁夫学会欣赏这一点之后，他读了彼得·德鲁克写的《管理实践》一书，这本书将理想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外向者”、一个”内向者”和一个”行动者”的结合。格鲁夫认识到，这些特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个领导团队中。格鲁夫说，英特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还复印了本书有关诺伊斯和摩尔的章节。诺伊斯是”外向者”，摩尔是”内向者”，格鲁夫则是”行动者”。
为三人的创业项目组织融资，并且在一开始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的阿瑟·罗克懂得创建一个成员之间能够互补的高管团队所带来的益处。他还由此引出了一个推论：三人应该依次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确是按顺序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他把诺伊斯描述为”一位卓有远见的人，他知道怎样启发人，怎样在公司刚起步时向他人推介自己的公司”。这一使命完成之后，英特尔就需要由一位能使其站在每一轮新科技浪潮最前沿的人来领导，而”摩尔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懂得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接下来，当有几十家公司与英特尔展开竞争时，“我们需要一名有雄心、务实，能专注于推动企业发展的管理者”，这就是格鲁夫。
日后影响整个硅谷文化的英特尔文化是由这三位领导者共同缔造的。这里没有等级制的那一套东西，诺伊斯就像公理会牧师一样管理着这家公司。这里没有专用停车位。包括诺伊斯和摩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类似的小隔间里工作。记者迈克尔·马隆向我们讲述了有一次他到英特尔采访的经历，他说：“我找不到诺伊斯。秘书见状不得不过来带我去他的工位，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办公区里，他的工位看起来和其他人的几乎没什么区别。”
当一名早期员工提出想看公司的组织结构图时，诺伊斯在纸中央画了一个X，然后在旁边画了另外一些X，并用线把每个字母相互连接起来。中间的X代表员工，其他X则代表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诺伊斯注意到，在东海岸的公司，办事员和秘书用小小的金属办公桌，而顶层高管使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于是诺伊斯决定用一张小小的灰色铝制办公桌来办公，让普通员工用更好的桌子，就连新聘的支持人员也用较大的木质办公桌。他那张带有凹痕和划痕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靠近中央的位置，每个人都能一览无余。这就杜绝了其他任何人要求特权。当时担任人力主管，后来嫁给诺伊斯的安·鲍尔斯（Ann Bowers）回忆道：“公司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特权。我们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司文化。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文化。”
英特尔的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文化。诺伊斯在飞歌遭受了僵化等级制的约束后形成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工作空间越开放，越松散随意，新创意产生、传播、完善和运用的速度就越快。英特尔工程师特德·霍夫（Ted Hoff）说：“我们的理念是，员工不需要按照指挥链逐级汇报，如果你想和某位管理者谈，直接过去跟他说就好了。“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关于诺伊斯的报道中所说：“诺伊斯认识到，自己对东部公司管理体系的等级和身份制度深恶痛绝，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级别，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们高高在上，他们每天过得就像公司的王室和贵族一样。”
诺伊斯先后在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废除了指挥链，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员工权力，迫使他们产生创业精神。格鲁夫看到争议在会上解决不了的时候会感到难堪，而诺伊斯则愿意放手让级别较低的工程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叫他们去找更高层的管理者，让高层管理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年轻的工程师被委以重任，他们不得不努力去做创新者。沃尔夫在报道中写道，有时候，员工也许会被一个棘手的问题难倒，“于是他去找诺伊斯，紧张得直喘气，问诺伊斯该怎么做，而诺伊斯会低下头，点亮他那双100安培的眼睛，专心地倾听，然后说：‘瞧，这是给你的建议：你得考虑A，得考虑B，还得考虑C。‘接着，他会露出加里·库珀式的微笑：‘但你可别以为我会替你拿主意。嘿…这可是你自己的事情。’”
英特尔的业务部门无须向顶层管理者递交计划，它们就像自行经营、体制灵活的小公司一样，有权自主采取行动。即使要制定需要其他部门采纳的决策，比如新的营销计划或是调整产品战略，也无须把问题交给老板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英特尔会召开临时会议来具体讨论相关问题，或者至少尝试讨论一下。诺伊斯喜欢开会，公司特别辟出了房间，供需要找人讨论的人随时使用。在这些会议上，人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并且能对普遍共识提出质疑。诺伊斯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个引导人们自己做决定的牧师。沃尔夫总结说：“这不是公司，而是一个公理会。”
诺伊斯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很聪明，善于启发人，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摩尔说：“诺伊斯的行事原则是，只要你向人暗示怎样做是对的，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去把这件事捡起来做。你无须为之后的东西操心。“摩尔承认他比诺伊斯也好不了多少：“我从来都不是很想发号施令，也不想做老板，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俩太像了。”
采用这种管理风格的话，就需要有人来树立纪律。英特尔成立之初，格鲁夫就帮助公司拟定了一些管理方法，虽然当时还远未轮到他当首席执行官。他创建了一种员工要为自己的草率负责的环境，一旦失败就要承担后果。一位工程师说：“只要挡了格鲁夫的路，即使是亲妈，他也会让她走人。“另一位同事解释说，在一个由诺伊斯领导的组织里，格鲁夫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他说：“诺伊斯确实想做个好人，他很看重别人对他的好感。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唱白脸，格鲁夫恰好非常擅长此道。”
格鲁夫开始学习和掌握管理艺术，把管理当作电路科学来钻研。他后来写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和《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High Output Management）等畅销书。他并没有在诺伊斯建立的公司文化上强加一种等级指挥制度，而是为英特尔注入了一种奋发、专注和关注细节的文化，这些特质是不会从诺伊斯那种轻松随和、与世无争的行事风格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格鲁夫的会议简短而干脆，而在诺伊斯主持的会议上，人们往往会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知道诺伊斯对最后一个说动他的人往往都是持默许态度。
不过，格鲁夫还不至于给人留下暴君的印象，因为他活力四射，让人很难不喜欢他。他笑的时候双眼熠熠生辉，带着一种精灵般的魅力。他的匈牙利口音和憨憨的笑容让他成为当时硅谷最有意思的工程师。格鲁夫紧跟20世纪70年代的另类时尚，他那种移民极客风格就算是上《星期六夜现场》的喜剧小品也绝对够格。他留着长长的鬓角，长须飘飘，衬衫领口敞开，露出胸毛上晃动的金链。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位真正的工程师，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的先驱，这种晶体管为现代微芯片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格鲁夫呵护着诺伊斯的平等管理风格 --- --- 他本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一个开放的工位上工作，而且很喜欢这种环境 --- --- 但他在外面加了一层他称之为”建设性交锋”的外壳。他从不摆架子，但也从不解除防卫。与温文尔雅的诺伊斯不同，格鲁夫的风格是直言不讳，不说废话。这也是一种乔布斯日后采取的风格：坦率直接、目标明确和苛求卓越。安·鲍尔斯回忆道：“格鲁夫是个确保火车全部准点运行的人，他是个工头。他对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有强烈的主张，而且他的态度很直接。”
尽管风格不同，但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目标，要确保创新、尝试和创业精神在英特尔蓬勃发展。格鲁夫笃信”成功滋生自满，自满酿成失败，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诺伊斯和摩尔也许并不偏执，但他们从未自满。
微处理器 {#a27f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a27f”}
发明有时候是在人们遇到问题，绞尽脑汁设法解决问题时产生的；有时候则是在人们树立远大目标时产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尔团队发明微处理器的故事就是两者的结合。
霍夫曾是斯坦福一名年轻教师，他成为英特尔的第十二名员工，任务是设计芯片。他意识到，像英特尔这样设计许多种功能各不相同的芯片既浪费又笨拙。当时，常常有公司来要求英特尔做一种用于完成特定任务的芯片。霍夫（还有诺伊斯和其他人）设想了一种替代方案：发明一种能接受指令，即进行编程，从而按要求完成不同任务的通用芯片。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枚芯片上做出通用计算机。
这一设想恰好可以拿来解决1969年夏季霍夫负责处理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一家名为”Busicom”的日本公司计划做一款强大的新型台式计算器，想让英特尔制作12枚专用微芯片（分别处理显示、运算和存储等任务），芯片的相关细节已经拟定。英特尔同意了，价格也敲定了。诺伊斯让霍夫负责管理该项目。很快，他们遇到了一项挑战。霍夫回忆道：“我对这项设计了解得越多，就越担心英特尔的投入会比原计划要大。芯片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想。“英特尔不可能以协议价格做出这些芯片。更糟糕的是，由于基尔比的袖珍计算器越来越畅销，Busicom不得不进一步削价。
诺伊斯建议说：“要是你能想到什么简化设计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霍夫提出，英特尔可以设计一枚能完成Busicom想要的几乎所有任务的单片逻辑芯片。他这样描述这种通用芯片：“我知道我们能做到。我们可以让这种芯片来模仿计算机。“于是诺伊斯让他试一试。
诺伊斯意识到，在向Busicom提这个方案之前，他应该先说服一个反对意见可能更大的人，那就是格鲁夫，虽然格鲁夫名义上是在诺伊斯手下工作。格鲁夫认为自己的使命之一是让英特尔保持专注。诺伊斯会对几乎任何东西都说好；格鲁夫的工作则是说不。当诺伊斯溜达到格鲁夫的工作区，坐到他办公桌的桌角上时，格鲁夫立马警觉起来。他知道，诺伊斯佯装若无其事其实是有大事要发生的信号。诺伊斯干笑了一下，开口说：“我们准备启动另一个项目。“格鲁夫的第一反应是跟诺伊斯说他疯了。英特尔是个羽翼未丰的公司，还在步履蹒跚地生产存储芯片，这个时候容不得任何分心。但格鲁夫听诺伊斯讲述了霍夫的设想之后意识到，他的反对意见可能是错误的，而且肯定无济于事。
到1969年9月，霍夫和他的同事斯坦·麦卓尔（Stan Mazor）已经设计出能遵循编程指令的通用逻辑芯片的架构。这种芯片能够完成Busicom所要求的12枚芯片中的9枚所承担的功能。诺伊斯和霍夫向Busicom的高管介绍了这一方案，并获得了后者的认可。
到了重新谈价格的时候，霍夫向诺伊斯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正是这一建议为通用芯片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并维持了英特尔在数字时代的领军地位。比尔·盖茨和微软效仿了这种做法，10年之后，IBM也效仿了这一做法。诺伊斯为Busicom提供了优惠的价格，但坚持让英特尔保留新型芯片的知识产权，而且英特尔有权将其授权给其他公司，用于计算器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他意识到，能通过编程实现一切逻辑功能的芯片将成为电子设备的标准元件，就像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板是房屋建筑业的标准建材一样。这种芯片会取代专用芯片，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批量生产，价格也会不断下降。它们还会让电子行业产生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在电路板上设计元件配置的硬件工程师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将一批指令写入系统。
由于这种新设备本质上是放在芯片上的计算机处理器，因此，它们被称为微处理器。1971年11月，英特尔发布了这款产品，即英特尔4004。英特尔在行业杂志上刊登广告，宣称：“集成电子的新时代开始了 --- --- 放在芯片上的微型可编程计算机！“这款产品定价200美元，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还有数以千计索要产品说明的请求。产品发布当日，诺伊斯在拉斯韦加斯参加一个计算机展，看到潜在客户纷纷涌向英特尔的展位，他的心情万分激动。
诺伊斯成了微处理器的使徒。1972年，当他在旧金山主持大家庭聚会时，他在自己包的巴士里站起身来，高高挥舞着一个硅片。他对家人说：“这个东西将改变世界，它会彻底改变你的家庭。今后你们自己家里会有电脑。你们能够接触各种信息。“他的亲戚在车上传看着硅片，就像把玩一件圣物一样。诺伊斯预言：“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钱了，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
他只是夸大了一点点。微处理器开始出现在智能交通灯、汽车制动装置、咖啡机、电冰箱、电梯和医疗设备上，还有数千种其他的小玩意儿。但微处理器最大的成功是让小型计算机，尤其是能摆在写字台上和放在家中的个人电脑成为现实。如果摩尔定律能继续保持正确（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个人电脑行业将与微处理器行业共生发展。
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微处理器催生了数百家为个人电脑做硬件和软件的新公司。英特尔不仅开发了尖端芯片，而且创造了一种文化，激励在风险资本支持下成立的初创公司去改变经济。英特尔还让圣克拉拉谷（从旧金山南部经帕洛阿尔托到圣何塞的一片40英里的平坦土地）的杏树果园变身为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
这片山谷的主干道是一条名为El Camino Real的喧嚣公路，它曾是一条贯通加州21个布道所的神圣之途。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条路开始连接一条科技公司云集的走廊，这要归功于惠普、弗雷德·特曼的斯坦福工业园、威廉·肖克利、仙童半导体以及”仙童之子”等公司。1971年，该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行业周报《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n_Hoefle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开始撰写一个名为”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 USA）“的连载专栏，“硅谷”这个名字后来便一直沿用至今。
（沃尔特·艾萨克森. 创新者[M]. 中信出版社, 201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