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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第九章 软件 {#ff97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ff97”}
（沃尔特·艾萨克森） {#f7b8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f7b8”}
当保罗·艾伦（Paul Allen）信步走到哈佛广场中央拥挤的报摊，看到封面上印着Altair电脑图片的1975年1月号《大众电子学》时，他感到既兴奋又惊恐。他为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激动，但又生怕错过这场盛大的派对。他丢下75美分，抓起一份杂志，踏着泥泞的积雪，一路小跑着来到比尔·盖茨在哈佛的寝室。盖茨也来自西雅图，是他的高中同学，而且也是电脑迷。艾伦就是在盖茨的劝说下从大学退学并搬到剑桥的。艾伦对盖茨说：“你瞧，这件事我们竟然没有参与。“盖茨接过杂志，一边阅读，一边前后摇晃身体，这是他聚精会神思考时的习惯动作。等盖茨读完文章，他意识到艾伦说得没错。于是，在接下来的8周时间里，两人开始疯狂地编写代码，而他们付出的努力最终将从本质上改变计算机行业的面貌。
生于1955年的盖茨不同于他的前辈，他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地关注硬件。他从没体会过组装Heathkit无线电或焊接电路板的兴奋。高中时代，盖茨操作学校分时终端时显露的傲慢态度惹恼了一位物理老师，于是他给盖茨布置了一项任务，让他把Radio Shack公司的一套电子元件组装起来。据这位老师回忆，盖茨最终交上去的成品”背面滴满焊锡”，而且根本没法用。
在盖茨看来，计算机的魔力并不在硬件电路，而在软件代码。艾伦每次提出要制作计算机时，盖茨都会告诉他：“保罗，我们不是什么硬件大师。我们熟悉的是软件。“就连比盖茨略为年长，曾动手组装过短波收音机的艾伦也知道，未来属于编写代码的人。他承认：“硬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
1974年12月，就在盖茨和艾伦第一次看到《大众电子学》封面的那一天，两人便决定为个人电脑制作软件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改变这个新兴行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让硬件成为一种可以替代的商品，并让那些创造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人获得大部分利润。盖茨回忆说：“当保罗给我看杂志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软件行业这种东西。但我们领悟到，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这样的行业。我们也确实做到了。“多年以后，盖茨在回顾自己的创新成就时说：“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创意。“
比尔·盖茨 {#5b0a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5b0a”}
盖茨在阅读《大众电子学》文章时的摇晃动作是他全神贯注思考的标志，他从小就有这个习惯。盖茨的父亲是一位小有成就、性格温和的律师，他回忆说：“盖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喜欢在摇篮里自己前后摇晃。“他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带弹簧的摇马。
盖茨的母亲出生于西雅图显赫的银行世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社区领袖，她是个坚持己见的人，但很快就发现儿子比她更执拗。她叫盖茨从位于地下室的卧室（她已经不再勉强他打扫房间了）出来吃饭时，盖茨常常不理睬她。有一次她问：“你到底在干什么？”
盖茨冲她喊道：“我在思考。”
“你在思考？”
他回答说：“是的，妈妈，我在思考。你没有尝试过思考吗？”
于是她带盖茨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让盖茨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兴趣，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关于弗洛伊德的书，但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却丝毫没有变化。经过一年的心理咨询，这位医生对盖茨的母亲说：“你认输吧。你最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根本不能指望让他听你的话。“盖茨的父亲说：“她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承认跟盖茨较劲是白费功夫。”
不过，盖茨虽然偶尔有些叛逆，但他却很喜欢自己这个充满爱意的亲密家庭。他父母和两个姐妹都爱在餐桌上热火朝天地聊天，喜欢室内游戏、猜谜和玩牌。由于盖茨的大名叫威廉·盖茨三世（William Gates Ⅲ），于是他爱打桥牌的祖母（还是篮球明星）便管他叫”特雷”（Trey，数字3的桥牌术语），这个名字成为他儿时的绰号。在暑期的大部分时间和一些周末，盖茨一家会和亲朋好友一起到西雅图附近胡德运河边的一些木屋里小住，孩子们会参加”告别奥运会”，这个”告别奥运会”有正式的开幕式，会举行火炬游行，随后进行二人三足赛跑、投掷鸡蛋和类似的比赛。他父亲回忆说：“比赛是相当严肃的。大家都很重视胜负。“盖茨11岁时就是在这里谈成了他人生第一项正式合同；他与一个姐妹制定并签署了一份协议，要求以5美元的代价获得使用她棒球手套的非专属但无限制权利。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如果特雷想要棒球手套，就要把棒球手套给他。”
盖茨往往对团体性运动敬而远之，但却热衷网球和滑水运动。他还努力锻炼过一些有趣的把戏，比如从垃圾桶里跳出来，而不碰到桶边。他父亲是鹰级童军（一生都在践行童军准则中规定的12种美德），小比尔也积极参加童军活动，他是”生命级”童军，但还差三个徽章才能升为”鹰级”。他曾在一次童军集会上给大家演示怎样使用计算机，但当时童军还不能凭计算机能力获得徽章。
尽管盖茨参加了这么多有益身心的活动，但他超高的智商、大大的眼镜、细瘦的身材、尖细的嗓音和学究做派（衬衫扣子常常扣到脖子）还是让他显得呆气十足。他的一位老师说：“在’nerd’（书呆子）这个词还没发明的时候，他就是个’nerd’了。“他对学业的专注是出了名的。四年级的时候，科学课老师布置了一篇论文，要求写5页纸，结果他交了30页。也就是在那一年，当学校要求他选择未来职业时，他勾选了”科学家”一项。此外，盖茨还赢得过一次在西雅图太空针塔塔顶吃大餐的奖励，因为他在家庭牧师举办的比赛中熟记并完美地背诵出《山上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 ）。
1967年秋季，盖茨刚满12岁，但看上去仍像个9岁左右的孩子，他的父母意识到，还是让他上一所私立学校比较好。他父亲说：“盖茨要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开始担心他，他长得又小又害羞，需要有更多保护，他的兴趣也和一般的六年级学生很不一样。” 他们选择了湖滨中学，这所学校的校园里满是老式砖石建筑，看起来就像新英格兰的预科学校一样，主要面向西雅图商业和专业精英家庭的孩子。当时湖滨中学只招收男生，但很快也开始招收女生了。
进入湖滨中学几个月之后，学校科学和数学楼底层一个小房间里新安装的计算机终端便彻底改变了盖茨的生活。这其实并不是一台真正的计算机，而是一台通过电话线与通用电气马克二号分时计算机系统相连接的电传打字机终端。湖滨中学母亲俱乐部通过义卖筹集到3 000美元，她们以每分钟4.8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系统一段时长的使用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们太低估这个新玩意的热门程度和烧钱程度了。当盖茨的七年级数学老师给他演示这台计算机后，盖茨立马就迷上了。这位老师回忆说：“第一天我比他懂得多，但也就仅限于第一天。”
盖茨开始和一帮同为铁杆计算机迷的朋友一起去计算机房，他们天天去，一有机会就去。盖茨还记得：“当时我们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世界。“这台计算机终端对他来说就像小爱因斯坦的玩具指南针一样：这个充满魔力的东西激起了他最深、最强烈的好奇心。盖茨后来搜肠刮肚地想找合适的说法来解释他热爱计算机的哪方面，他说，他喜欢计算机的严密逻辑中蕴含的简洁之美，这种美恰好与他在自己思维中培育出的审美相契合。他说：“在使用计算机时，你是不能含糊其辞的，而只能使用精确的语句。”
这台计算机使用的语言叫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这是一种几年前由达特茅斯学院开发的语言，旨在让不具备工程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写出程序。湖滨中学没有老师懂BASIC，但盖茨和他的朋友们啃下42页的使用手册后便无师自通了。他们很快开始自学Fortran和COBOL等更复杂的语言，但BASIC仍是盖茨的最爱。盖茨在中学时代就编写出了能玩井字棋和转换底数的程序。
保罗·艾伦比盖茨高两个年级，身体发育得远比盖茨成熟（他甚至能留鬓角），两人是在湖滨中学的计算机房里结识的。高大、合群的艾伦并不是那种典型的书呆子。一见到盖茨，艾伦立马就对他产生了兴趣，而且被他吸引住了。艾伦回忆说：“我看到一个瘦瘦长长、满脸雀斑的八年级学生摆动四肢，紧张兮兮地挤进围在电传打字机旁边的人群，他的金色头发掉得到处都是。“从此，这两个男孩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计算机房里待到很晚。艾伦说：“盖茨非常争强好胜，他想让你看到他有多聪明。而且他非常非常执着。”
艾伦出生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他父亲是华盛顿大学的图书馆馆员），有一次，他到盖茨家玩的时候不由心生敬畏。他说：“他父母订了《财富》杂志，比尔会虔诚地阅读这份杂志。“当盖茨问他对经营一家大公司有什么看法时，艾伦说，他完全没有头绪。盖茨宣称：“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有自己的公司。”
两人之间的一大差别是注意力集中方式不同。艾伦的思维会在许多想法和爱好之间不断变换，而盖茨则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艾伦说：“我对眼前的所有东西都感到好奇，都想研究研究，但比尔一次只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任务。看看他编程时的样子你就知道了 --- --- 他坐在那儿，嘴里叼着一支记号笔，双脚踢踏地面，前后摇摆身体，完全不受外界干扰。”
从表面上看，盖茨是个书呆子加捣蛋鬼。他咄咄逼人，即使对老师也不例外，他生气时会大发脾气。他是个天才，也知道自己是天才，还喜欢炫耀。无论是对同班同学还是对老师，他都会不客气地说”这很愚蠢”，甚至把侮辱升级为”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事”或”彻底的脑残”。有一次，他曾嘲笑班里一个同学算东西太慢，结果盖茨前排一个在班上很有威信的孩子转过身来，抓住他紧扣的衣领，威胁说要揍他。老师不得不出面干预。
但在了解他的人眼中，盖茨却不仅仅是”呆”和捣蛋。盖茨是个专注、才思敏捷的人，而且富有幽默感，爱探险，喜欢挑战体能极限，还喜欢组织活动。16岁的时候，盖茨得到了一辆新的红色野马汽车（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在别墅的车库里保留着这辆汽车），他会和朋友一起出去飙车。他还会把朋友带到他家位于胡德运河边的私人领地上玩，他会跟在一艘快艇后面，沿着长达1 000英尺的水道玩风筝滑水。他曾在一次学生表演中背诵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经典短篇《床塌下来的那个夜晚》（The Night the Bed Fell ），他还登台表演过彼得·谢弗（Peter Shaffor）的作品《黑色喜剧》（Black Comedy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告诉别人他会在自己30岁之前赚到100万美元。事实证明他严重低估了自己；到30岁时，他的身价会达到3.5亿美元。
湖滨编程集团 {#3034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3034”}
1968年秋季，当盖茨即将升入八年级时，他和艾伦组建了湖滨编程集团。这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由极客组成的黑帮。艾伦说：“说到底，湖滨编程集团是一个男生俱乐部，空气里充满争强好胜和睾丸素的味道。“但它很快就变身为一项赚钱的生意，而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盖茨宣称：“我是其中的推动者，我是那个说’让我们走进现实世界，想办法卖点东西给他们’的人。” 艾伦后来有点嫉妒地说：“虽然我们都在努力表现出自己的才华，但动力最强、最有竞争力的那个人是比尔，而且他做得毫不费力。”
湖滨编程集团还有两个学校计算机房的常客。一个是艾伦十年级的同班同学里克·韦兰（Ric Weiland），他是当地一家路德会教堂的辅祭，父亲在波音公司当工程师。两年前他曾在自家地下室里组装了他的第一台电脑。韦兰看上去和躲在计算机房里的其他宅男有很大区别，他帅气逼人，脸型棱角分明，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日后他将艰难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中，同性恋还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另一名伙伴是盖茨八年级的同班同学肯特·埃文斯（Kent Evans）。埃文斯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他外向而友善，笑容灿烂，只是笑起来嘴有些歪斜，因为他出生时有唇腭裂，后来做了手术矫正。他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论是面对冷不丁打来电话的成年高管还是攀登峭石嶙峋的悬崖。“湖滨编程集团”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目的是从在电子杂志上做广告的公司那里索要免费材料。埃文斯也对商业很感兴趣，他会和盖茨一起阅读每一期的《财富》杂志。他成了盖茨最好的朋友。盖茨说：“我们准备一起征服世界。我们曾在电话里聊个没完，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电话号码。”
湖滨编程集团在1968年秋季接到了第一份工作。当时华盛顿大学的一些工程师在一家废弃的别克车行里成立了一家从事分时业务的小公司，名叫”计算机中心公司”（Computer Center Corporation），昵称C-Cubed。他们向DEC公司购买了一台PDP—10型计算机（这是一台多功能大型计算机，注定要为蓬勃发展的分时行业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将成为盖茨最喜欢的计算机），计划向波音公司等客户出售分时服务，客户可以通过电传打字机和电话线来连接主机。C-Cubed有一名合伙人的孩子在湖滨中学上学，她交给盖茨这帮人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有点像找一群三年级学生在巧克力工厂试吃。他们的任务是：晚间和周末在这台新的PDP—10上开足马力编程和玩游戏，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以发现哪些操作会让这台计算机崩溃。根据C-Cubed与DEC公司的协议，在这台计算机的漏洞全部清除并能稳定运行之前无须支付租金。不过，DEC公司并没有想到做测试的是湖滨编程集团这帮鲁莽的毛头小伙。
他们要遵守两条规则：在计算机崩溃时要描述他们进行了什么操作，而且不能再进行同样的操作，除非公司让他们这样做。盖茨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当成找漏洞的猴子。于是我们就用凶暴的方式把计算机用到极致。“PDP—10有三卷磁带，为了让系统崩溃，这些湖滨男孩会让这三卷磁带同时转动，然后让计算机运行十几个程序，尽量占据其内存。盖茨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作为这项测试工作的回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写自己的程序。他们制作了一个带有可掷骰子的随机数生成器的大富翁游戏，痴迷拿破仑（拿破仑也擅长数学）的盖茨则制作了一个复杂的战争游戏。艾伦解释说：“你手下有军队，可以用他们来打仗。这个程序越写越大，最后全部展开的时候，电传打字机纸带足有50英尺长。”
这些男孩会乘坐公共汽车去C-Cubed，晚上和周末都待在终端室里。盖茨自豪地说：“我成了中坚分子，没日没夜地在那里工作。“他们会编程编到肚子咕咕叫，然后到马路对面一家名叫”黎明之城比萨店”的嬉皮风格餐馆吃饭。盖茨深深沉迷在编程中。他的卧室里，衣服和电传打字机纸带扔得到处都是。他父母曾试图规定他的作息时间，但没有任何效果。他父亲回忆说：“特雷太投入了，他会在我们上床睡觉之后偷偷从地下室里溜出去，几乎一整夜都泡在那儿。”
担任他们的指导的C-Cubed主管不是别人，正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发明《太空大战》的”鼻涕虫”史蒂夫·拉塞尔，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又爱挖苦人的程序员。这时，创新的火炬正在传递给新一代黑客。拉塞尔说：“比尔和保罗觉得让计算机崩溃太有意思了，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他们不可以再进行同样的操作，除非我们让他们这样做。“他说：“我去看他们在搞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少则一个，多则五个，而我习惯于给出很长的回答。“最让拉塞尔惊讶的是，盖茨能把不同类型的错误和DEC总部特定的程序员挂上钩。盖茨典型的漏洞报告是这样的：“瞧，法博里的这行代码，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改变状态的时候没有检查信号量（semaphore）。我们只要在这儿插入这行代码就能解决问题。”
盖茨和艾伦开始认识到计算机操作系统（就像计算机的神经系统一样）的重要性。艾伦解释说：“操作系统做的是让中央处理单元进行运算的”后勤”工作：在程序之间进行切换；把存储空间分配给各个文件；让调制解调器、磁盘驱动器和打印机输入和输出数据。“PDP—10的操作系统软件名为TOPS—10，拉塞尔准许盖茨和艾伦阅读说明书，但不允许他们把说明书带回家。于是两人有时候会在公司研读说明书，一直到破晓时分。
盖茨意识到，要想吃透操作系统，就必须获得源代码（程序员会在源代码中详细说明须执行的每一步操作）。但源代码就像圣杯一样牢牢掌握在公司高级工程师手中，这些湖滨中学的男孩根本拿不到。有个周末，他们发现这些程序员打印出来的纸张被扔在办公楼后面一个很大的垃圾桶里。于是艾伦握紧双手撑了盖茨一把 --- --- 艾伦说：“他体重不会超过110磅。” --- --- 让盖茨跳进垃圾桶，在咖啡渣和垃圾里翻找一沓沓污迹斑斑、皱巴巴的连续打印纸。艾伦说：“我们把这堆珍贵的纸张拿回终端室，钻研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美国多媒体语言数学软件）来帮助我，10行代码我可能只认识一两行，但我已经被源代码的严密和优雅折服了。”
于是，盖茨和艾伦想再深挖一步。要想把握操作系统的架构，他们就必须掌握汇编码，也就是直接与计算机硬件对话的深层命令，比如”Load B”（载入B）、“Add C”（添加C）、“Store in A”（存入A）等。艾伦回忆说：“史蒂夫·拉塞尔发现我对这个感兴趣之后，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一本用亮光塑料纸装订的汇编程序说明书，然后告诉我：‘你得读读这个。‘“他和盖茨会阅读这些说明书，但有时候仍然弄不明白。这时，拉塞尔便会递给他们另一本说明书，告诉他们：“现在该读这个了。“过了一段时间，两人便掌握了集复杂性和简洁性于一体，让操作系统变得强大且优雅的汇编语言。
当DEC公司的软件调试完成后，这两个湖滨中学的男孩就不能再免费使用PDP—10了。盖茨表示：“他们大致就是说：‘好了，你们这些猴子回家吧。‘“这时，湖滨中学母亲俱乐部出手相助了，她们至少是帮了一部分忙。该俱乐部出钱为这些男孩建了个人账户，但有时间和钱数限制。不甘忍受限制的盖茨和艾伦想设法突破这个系统，于是他们弄到一个管理员密码，侵入了内部会计系统文件，并破解了密钥。这样他们就能使用免费账户了。但还没等他们捅出大篓子，两人就被抓住了：他们的数学老师发现他们有一卷电传打字机纸，上面写着所有账户名和密码。这件事一直传到C-Cubed和DEC顶层高管那里，他们派了一个十分严肃的代表团到学校，在校长办公室里开会讨论这件事。盖茨和艾伦垂头做了深刻检讨，但无济于事。他们被禁止在这个学期剩余的时间和整个暑期使用该系统。
盖茨说：“我发誓在一段时间内不碰计算机了，我努力让自己保持正常。我决定证明自己即使不带一本教科书回家也能门门得A。在这期间，我读了拿破仑的传记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小说。”
湖滨编程集团的活动中断了近一年。到了1970年秋季，湖滨中学开始向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信息科学公司购买PDP—10计算机分时服务。这项服务价格不菲，一小时高达15美元。盖茨和他的朋友们很快就掌握了侵入系统并免费使用的方法，但这次他们又被抓住了。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给信息科学公司写了封信，表示愿意提供服务，以换取免费的使用时间。
信息科学公司的高管不太相信他们，于是这四个男孩便带着打印件和程序代码来到波特兰，以证明他们有多么出色。艾伦回忆说：“我们简述了我们的经验，并提交了简历。“当时刚满16岁的盖茨用铅笔把简历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横格纸上。最后他们接到了一项编写工资程序的任务，该程序要能生成带有正确扣除额和税额的工资表。
这时，盖茨和艾伦之间的友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该程序不能用BASIC（盖茨最喜欢的语言），而要用比较复杂的COBOL编写。COBOL由格雷斯·霍珀等人开发，是一种标准化商用计算机语言。里克·韦兰懂COBOL，他为信息科学公司的系统写了一个程序编辑器，艾伦很快就掌握了。这时候，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认为他们不需要盖茨和肯特·埃文斯了。盖茨回忆道：“保罗和里克认为没那么多工作可做，于是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俩。他们认为工作可以由他俩来做，然后计算机时长就全归他们了。”
盖茨坐了六个星期的冷板凳，在这期间，他读了些代数书，并且避免跟艾伦和韦兰打照面。盖茨说：“后来保罗和里克发现，哦该死，这是个头疼的问题。“因为该程序不仅要求开发人员有编写代码的能力，还要有人能搞清楚社保扣除、联邦税和州失业保险等问题。“于是他们对我说：‘嘿，我们遇到麻烦了，你能不能回来帮帮我们？‘“这时候，盖茨便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挟了一把。盖茨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当时我说：‘好，但你们都得听我的。而且我会逐渐适应这个角色，除非让我掌权，否则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别想跟我打交道。如果你们让我负责，那么这件事还有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要由我说了算。‘“后来他与艾伦的关系也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模式。
于是从那时开始，盖茨便成了老大。盖茨回归队伍之后便坚持把湖滨编程集团改造成一个合伙制组织，他在父亲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协议。当时还只有16岁的盖茨开始自称总裁，尽管一般合伙制企业并没有总裁。随后，盖茨对他们即将赚得的价值18 000美元的计算机时长进行了分割，给艾伦的份额最少。盖茨回忆说：“我把4/11分给自己，4/11分给肯特，2/11分给里克，1/11给了保罗。他们觉得我用11做分母很好玩。保罗太懒了，从来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是这样决定的：里克的贡献是保罗的两倍，而肯特和我的贡献是里克的两倍以上。”
盖茨一开始也想让自己的份额比埃文斯略多一些。但他说：“肯特根本不会让我得逞。“埃文斯和盖茨一样有生意头脑。他们完成工资程序后，埃文斯在自己那本有详细记录的日记上写下一段话：“周二我们要到波特兰交付程序，另外，用他们的话说，还要’为今后的工作制定一项协议’。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学习和获得大量昂贵的时长。从现在开始，我们也想获得一些金钱上的利益。“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于程序缺少文档，信息科学公司一度想收回一些原定支付给他们的计算机时长。但盖茨的父亲写了封信给该公司，帮助他们解决了争议并商定了新的协议。
1971年秋季，在盖茨刚刚升入十一年级的时候，湖滨中学与一所女子学校合并了。两校的合并导致班级排课变得非常麻烦，于是校方让盖茨和埃文斯写一个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盖茨知道，学校的课程安排包含几十个变量（必修课、教师课表、教室大小、快班课程、选修课、错时安排、双课时实验课等），操作起来极其困难，于是他拒绝了。一位老师接受了这个挑战，而盖茨和埃文斯负责代他教计算机课。但次年1月，这位老师还没写出可用的程序，就在乘坐一架小飞机时因空难丧生了。盖茨和埃文斯同意接手这项任务。为了从头写出新的程序，他们会在计算机房泡上很多个小时，还常常睡在那儿过夜。到了5月，他们还在挣扎着编写程序，想尽量赶在下一学年开始前完成。
这时候，埃文斯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决定参加他已经报名的登山训练，而他其实并不太擅长运动。盖茨回忆说：“他报名参加这个登山训练真的很意外。我认为他是想挑战自己。“埃文斯的父亲知道儿子有多么疲惫，他恳求埃文斯取消这次活动，他说：“我跟他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劝他不要去，但他决心要完成这件事。“这个登山训练班当时在学习如何用绳索攀登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峰，其间埃文斯被绊倒了。他想爬起来，但在雪中向下翻滚了逾200码最后摔在了冰川上，他抱紧双臂想保护自己，而正确的做法应是张开双臂。结果他的头撞上了几块岩石，在前来营救的直升机上不幸身亡。
湖滨中学的校长给盖茨家打了电话，盖茨被叫到他父母的卧室，从他们那儿得知了这个消息。悼念仪式由湖滨中学的艺术老师罗伯特·富尔格姆（Robert Fulghum）主持，他和埃文斯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牧师，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我在幼儿园里都学过了》一书就是他写的）。盖茨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问题。我本来是要在悼念仪式上发言的，但我站不起来。连着两个星期，我都是什么也做不了。“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肯特的父母。他说：“肯特是他们的心肝宝贝。”
盖茨给刚刚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读完一年级的保罗·艾伦打了电话，让他回西雅图帮忙编写排课程序。盖茨对他说：“我本来是要和肯特一起做的，现在我需要你帮忙。“盖茨当时的状态很糟。艾伦回忆说：“比尔一连几周情绪都很低落。“在1972年的暑假，他们把折叠床搬到校园里，和以前一样在计算机房熬了许多个通宵，用一台PDP—10计算机来编程。面对课程安排中那些魔方般的变量，盖茨以他缜密的思维把大问题拆解为一系列小问题，然后各个击破。他成功地为自己安排了一节历史课，课堂里有他喜欢的所有女生，而且除他以外只有一个男生，他还设法让他自己以及所有要好的同班同学周二下午都没有课。他们自己做了一件T恤衫，胸前印着一只啤酒桶和”周二俱乐部”的字样。
那年夏天，盖茨和艾伦迷上了英特尔的新款8008微处理器，与4004型”芯片上的计算机”相比，这款微处理器在性能上有了很大提升。当他们在《电子学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8008微处理器的文章时激动万分，以至于盖茨多年后还记得这篇文章刊登在哪一页上。艾伦问盖茨，如果芯片真能像电脑一样可以编程，为什么不为它写一个编程语言呢，比如一种BASIC语言？艾伦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完成这个壮举，“普通人就可以买计算机放在办公室里，甚至放在家中使用了”。但盖茨不屑地说，8008微处理器还无法胜任这种任务。他回答说：“它会慢得跟蜗牛一样，会很悲剧的。BASIC本身就要占据几乎所有内存。微处理器的马力根本不足。“艾伦意识到盖茨说得有道理，于是他们都决定等等再说，根据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性能每一到两年就会提高一倍。这时，两人在合作关系中扮演的角色逐渐清晰起来。艾伦解释说：“我是出主意的人，是凭空瞎想的人。比尔则会听我说，质问我，然后锁定我最出色的设想，推动它们成为现实。我们的合作关系有种天然的矛盾，但大多数时候都卓有成效，而且非常顺利。”
盖茨拿到了一项为一家公司分析交通模式的合同（这家公司会统计有多少辆车驶过横贯马路的橡胶管，以分析交通模式）。他和艾伦决定组装一台能处理原始数据的专用计算机。盖茨为这个新创业项目取了个没什么品位的名称，叫Traf-O-Data（交通数据公司）。两人来到附近一家Hamilton Avnet电子用品商店，鼓足勇气掏出360美元现金，购买了一枚8008芯片。艾伦还能生动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店员递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硬纸板箱，我们当场把箱子打开来想一睹为快。打开铝箔包装纸，有个长约一英寸的长方形薄片卡在一个小小的黑色绝缘橡胶板里，这就是8008微处理器。对两个在成长的关键期用大型计算机编程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盖茨对店员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就买到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他和艾伦都了解这枚芯片的价值，他们知道，这枚小小的芯片中包含一整台计算机的大脑。盖茨回忆说：“这些人觉得，两个孩子进来买一个8008微处理器简直是最奇怪的事情。而我们拆开箔纸的时候则是提心吊胆，生怕把这玩意儿给弄坏了。”
为编写出能在8008微处理器上运行的程序，艾伦设计了一种在大型计算机上模拟微处理器的方法。他后来解释说，模拟8008微处理器的做法”反映出技术圈一种人尽皆知的思想，这种思想要追溯到阿兰·图灵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即任何计算机都可以通过编程来随意模拟其他计算机”。这场炼金壮举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也是盖茨和艾伦为计算机革命做出的核心贡献，按照艾伦后来的说法就是：“软件取代硬件成为王牌。”
由于盖茨和艾伦更崇尚软件而不是硬件，两人没能做出可靠的硬件设备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为这个分析交通状况的制表机写出了不错的程序，但却根本无法让硬件正常运行，尤其是读取交通数据带的装置。有一天，他们认为该设备已经可以顺利运行了，于是，西雅图政府工程部门的一位官员应邀来到盖茨家中观看销售演示。他们在客厅里做演示，可惜演示之神像是要报复他们一样，读带装置不断出现故障。于是盖茨跑去喊他妈妈帮忙。他恳求道：“告诉他，妈妈！告诉他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
1973年春季，在盖茨十二年级的最后一学期，他和艾伦被招聘到博纳维尔电力管理局（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工作，当时，该机构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精通PDP—10的专家来协助其电网管理系统的编程工作。盖茨和他的父母与湖滨中学校长进行了交谈，校长也认为这份工作比最后一学期的课程更有教育价值。而当时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的艾伦也有同感。他说：“我们又有机会在PDP—10上一起工作了，而且有报酬！“于是他们挤进盖茨的野马敞篷车，从西雅图往南开了165英里，来到博纳维尔指挥中心。他们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在那里合租了一间便宜的公寓。
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哥伦比亚河上的一个地下工事，与波特兰隔河相望。盖茨回忆说：“他们有巨大的控制室，比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的任何控制室都要好。“他和艾伦会坐在那里编写代码，一写就是1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艾伦回忆说：“当比尔觉得自己没力气了，就会抓起一罐果珍，往一只手里倒一点果珍粉并把它们舔干净，用纯糖来提神。那个暑假他的两只手掌一直都有股橙子味。“有时候，在疯狂工作两天之后，他们会睡上1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用盖茨的话说就是”大睡一场”。盖茨说：“我们两个会比赛，看谁能在办公楼里连续待三天甚至四天。有些大惊小怪的人会说’回家去洗个澡吧’，但我们还是坚守在那里写代码。”
盖茨有时候会放松一下，去玩极限滑水（包括从跳台上进行干船坞起跳），然后再回到地下工事里继续写代码。他和艾伦相处得很好，不过，当棋风有条不紊的艾伦战胜轻率鲁莽的盖茨时，盖茨会非常恼火。艾伦说：“有一天我把他打败了，结果他火了，把棋都摔到了地上。这种事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下棋了。”
盖茨十二年级时只申请了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每所大学他都采取了不同的申请策略。盖茨对自己驾驭精英选拔的能力信心十足，他吹嘘说：“我就是为申请大学而生的。“申请耶鲁时，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政治人才，强调他在国会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申请普林斯顿时，他只强调自己想做计算机工程师。而在申请哈佛时，他则说他对数学有浓厚兴趣。他还考虑过麻省理工，但在最后时刻放弃面试去玩弹球游戏了。这三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最后他选择了哈佛。
艾伦警告他：“你知道吗，比尔，你到哈佛以后会发现有人数学比你强得多。”
盖茨回答：“不可能，这不可能！”
艾伦说：“等着瞧吧。“
盖茨在哈佛 {#d8e4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d8e4”}
当学校让盖茨选择他喜欢的室友类型时，他要求与一名非裔美国人和一名国际学生同住。他被分配到了威格尔斯沃思楼，这是哈佛中庭旁边的一幢新生宿舍楼。他的一位室友名叫萨姆·兹奈默（Sam Znaimer），是一个科学爱好者，来自蒙特利尔一个贫穷的犹太难民家庭，还有一个是来自查塔努加的黑人学生吉姆·詹金斯（Jim Jenkins）。以前从来不认识上流社会”黄蜂”（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的兹奈默发现盖茨非常友善，学习习惯也是又古怪又有趣。他说：“他的习惯是一连学习3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着倒头睡上10个小时，然后出门买份比萨，再回来继续学习，哪怕这时候是凌晨3点。“他还惊奇地看到盖茨会花好几晚为Traf-O-Data的收入填写联邦税和州税表格。盖茨用功的时候会前后摇摆。学习之余，他会拉兹奈默在宿舍楼的休息厅里疯狂地玩一会儿雅达利的电子游戏《乓》，或者在哈佛的计算机实验室里玩《太空大战》。
这个计算机实验室得名于计算机科学先驱霍华德·艾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肯在格雷斯·霍珀的协助下发明了马克一号计算机并对其进行操作。实验室里有盖茨最喜欢的机器：一台DEC生产的PDP—10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本来是要在越南作为军用设备使用的，但后来转拨给了哈佛，用来辅助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1969年一个星期天的清晨，这台机器被偷偷搬到了艾肯实验室，以避免引发反战示威。该计算机由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当时简称DARPA）资助，但他们做得很低调，因此并没有什么书面政策规定谁可以使用计算机。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可以玩《太空大战》的PDP—1计算机。盖茨大学一年级时曾做过一个计算机项目，他把PDP—10和一台PDP—1连接在一起开发电子棒球游戏。他解释说：“逻辑在PDP—10上，但我把它发到了PDP—1上，这样我就可以用同一台显示器玩《太空大战》了，这是一台现在已经见不到的线型图显示器。”
盖茨会在实验室里待到很晚，编写决定球的弹跳和接球手接球角度的算法。兹奈默说：“他大学一年级时做的项目并没有什么商业目的，主要是出于他对计算机的热爱。“负责管理计算机实验室的托马斯·奇塔姆教授对盖茨爱恨参半，他说：“他编程棒极了。“但他也是一颗”老鼠屎”，“是个讨厌的家伙…他会乱打击人，总体来说跟他在一起相处不大愉快。”
艾伦对盖茨的警告成真了，盖茨确实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有一个住在他楼上的新生 --- --- 来自巴尔的摩的安迪·布雷特曼（Andy Braiterman）数学比盖茨还要好。他们会在布雷特曼的寝室里通宵解题，饿了就吃比萨。布雷特曼还记得：“比尔非常专注”，而且”能言善辩”。盖茨会坚称，在不久的将来，所有人都会拥有家庭电脑，可以用来查阅书籍和其他信息。第二年，他和布雷特曼住进了同一间寝室。
盖茨决定主修应用数学而不是纯数学，而他在该领域也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贡献。在一门由计算机科学家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R._Lewi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教授的课上，他接触到一个经典数学问题：
我们这里的大厨很马虎，他做出来的一叠煎饼总是大小不一。因此，我把煎饼端给客人之前会调整一下它们的摆放位置（让最小的煎饼放在最上面，越往下越大，最大的放在最下面）。我的调整方法是，从最上面抓起几张煎饼，把它们翻面，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每次翻动的张数不同），直到煎饼的摆放位置正确为止。假设有n张煎饼，要把它们的位置摆放正确，我最多需要翻动多少次[用函数f(n)来表示]？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种好的算法，正如任何计算机程序都需要算法一样。刘易斯回忆说：“我在课堂上提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就继续讲解其他问题了。一两天之后，这个聪明的大二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解释说他找到了一种5/3N算法。“换句话说，盖茨找到了一种将这叠煎饼中的每块饼翻动5/3次的算法。刘易斯说：“其中包括针对顶部几块煎饼精确布局的复杂案例分析，非常巧妙。“这门课的助教赫里斯托斯·帕帕季米特里乌（Christos Papadimitriou{.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os_Papadimitriou”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后来与盖茨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解法。
1974年暑期，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的盖茨说服艾伦来到波士顿地区，从事一份霍尼韦尔原本提供给盖茨的工作。于是艾伦从华盛顿州立大学退学，开着他的克莱斯勒一路向东，他力劝盖茨和他一起退学。他的理由是，如果不退学，就会错失计算机革命的良机。两人一起吃比萨的时候会谈谈他们的创业理想。艾伦有一次问盖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认为我们会把公司做多大？“盖茨回答说：“我认为我们最多会有35名程序员。“但盖茨迫于父母的压力，暂时没有退学。
和许多创新者一样，盖茨也非常叛逆。他决定不去听他注册的任何课程，而只听他没有修的课程。他小心地遵守着这条规则。他回忆说：“为确保自己不违反规则，到大二的时候，我听的都是与我实际课程时间重合的课。我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
他还疯狂地迷上了扑克。他喜欢玩七张牌梭哈（Seven Card Stud），每晚输赢动辄上千美元。盖茨的智商要高于情商，他更善于计算赔率，而不是揣摩其他玩家的心思。布雷特曼说：“比尔非常执着，他只要专注于某种东西就会死死坚持。“他曾把自己的支票簿交给艾伦保管，以防止自己乱花更多钱，但很快又要求艾伦还给他。艾伦说：“他从这场豪赌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他一晚上能赢300美元，但第二天晚上又会输掉600美元。比尔那年秋天输了几千美元，他还不断对我说：‘我会好起来的。’”
在研究生的经济学课上，盖茨认识了一个跟他住在同一层楼的学生。这个学生叫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从表面上看，他和盖茨很不一样。身材高大、活泼外向的鲍尔默是校园活动家，他喜欢参加和领导多个社团。他是速食布丁俱乐部成员（这个俱乐部的活动是编写和制作音乐舞台剧），他还以啦啦队队长般的热情管理着一支足球队。他既是校园文学杂志《哈佛呼声》（Advocate ）的发行人，又是《哈佛深红报》（Crimson ）的广告经理。他甚至加入了一个老旧的绅士俱乐部，并说服他最好的新朋友盖茨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盖茨说：“这是次古怪的经历。“两人都超级专注，这个共同点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会大声聊天、辩论、切磋，而且都喜欢前后摇晃身体。课余时间，他们会一起看电影。盖茨说：“我们去看了《雨中曲》和《发条橙》，这两部电影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用了同一首插曲。之后我们成了超好的朋友。”
1974年12月，当艾伦带着封面上印有Altair电脑的新一期《大众电子学》来到盖茨位于柯里尔楼的宿舍时，盖茨在哈佛的随性生活突然间被颠覆了，当时他大二刚读了一半。艾伦那句”你瞧，这件事我们竟然没有参与”的召唤让盖茨为之一振，决定行动起来。
为Altair开发BASIC程序 {#cb35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cb35”}
盖茨和艾伦准备编写一个能让发烧友用Altair电脑自己动手写程序的软件。具体来说，他们决定为编程语言BASIC写一个能在Altair的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上运行的解释器。这将成为针对微处理器的第一款商业化本地高级编程语言，并将开创个人电脑软件行业。
他们用带有Traf-O-Data抬头的旧信纸给生产Altair的阿尔伯克基初创公司MITS写了封信，称他们制作了一款能在8080微处理器上运行的BASIC解释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你把这款软件卖给广大电脑发烧友。“这番话里其实是有水分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任何软件。但两人知道，如果MITS表示有兴趣，他们可以马上动手。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便石沉大海，于是他们决定给MITS打电话。盖茨建议艾伦打电话，因为他年纪大一些。但艾伦说：“不，应该你来打，你做这种事情更在行。“两人经过商量各让了一步：盖茨负责打电话（他会在电话中掩饰自己尖细的嗓音），但他要以保罗·艾伦的名义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幸运的话，飞到阿尔伯克基的人会是艾伦。艾伦回忆说：“我留着胡子，看起来至少像个成年人，而比尔看上去还像个十年级学生。”
当嗓音粗哑的埃德·罗伯茨接电话时，盖茨装出一副低沉的语调：“我是波士顿的保罗·艾伦。我们为Altair电脑制作了一款BASIC软件，很快就要完成了，我们想拿给您看看。“罗伯茨回答说，他接到过很多这样的电话。谁最先带着能用的BASIC软件走进他阿尔伯克基的办公室大门，谁就能拿到合同。盖茨转过身来兴高采烈地对艾伦说：“天哪，我们可以动手了！”
由于他们手头没有Altair电脑，艾伦不得不在哈佛的PDP—10上进行模拟，他们制作Traf-O-Data计算机时用的也是这种策略。于是他们购买了一本8080微处理器的说明书，艾伦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把模拟器和其他开发工具准备好了。
与此同时，盖茨在黄色标准拍纸簿上疯狂地编写BASIC解释器代码。等艾伦的模拟器准备就绪，盖茨已经写好了程序架构和大多数代码。艾伦回忆说：“我还记得他会用很长时间思考问题，其间时而踱步，时而晃动身体，然后在黄色拍纸簿上记下点什么，他的手指上沾满了五颜六色的记号笔墨水。等我的模拟器准备就绪，他就可以使用PDP—10了，于是比尔就转到终端上，一边盯着他的拍纸簿一边晃动身体，然后，他用奇怪的指法快速输入一堆代码，如此循环往复。他会像这样一连干上许多个小时。”
一天晚上，他们在盖茨住的柯里尔楼里吃饭，当时坐在同一桌的还有其他一些数学牛人。他们在饭桌上抱怨编写浮点运算例行程序（可让程序有能力处理科学计数法中非常小和非常大的数字和小数）实在太枯燥。这时，在哈佛当极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一个来自密尔沃基的卷发男孩蒙特·达维多夫（Monte Davidoff）突然说：“我已经写了一些这样的例行程序。“盖茨和艾伦开始向他抛出一大堆问题，看他是不是真有处理浮点代码的能力。结果两人满意地发现达维多夫并没有乱说，于是他们把他带到盖茨的寝室，经过协商决定向他支付400美元报酬。他成了这个团队的第三名成员，最终挣到的钱要比400美元多得多。
盖茨不再理会迫在眉睫的考试，甚至不玩扑克了。他和艾伦以及达维多夫连续8周没日没夜地躲在哈佛的艾肯实验室里，在国防部资助的PDP—10上书写着历史。他们偶尔会休息一下，到哈佛比萨屋或者一家名叫AkuAku的仿波利尼西亚风格餐厅吃顿饭。清晨时分，盖茨有时会趴在终端机上打个盹儿。艾伦说：“有时候他正写着代码，突然身体慢慢前倾，直到鼻子碰到键盘为止。小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会睁开眼睛，眯眼看着屏幕，眼睛眨巴两下，然后从之前中断的地方开始继续 --- --- 他的专注力真是非常惊人。”
他们会在便笺本上打草稿，有时候还会比赛，看谁能用最简短的代码执行子程序。其中一个人会喊：“我能用9行执行。“另一个人则会说：“喔，我只要用5行！“艾伦指出：“我们知道，每压缩一个字节，就能为用户留下更多空间，让他们去添加自己的应用。“增强版Altair的内存只有4K，而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程序小于4K，尽量为用户留出使用空间（如今，一部16GB智能手机的内存相当于前者的400万倍）。晚上他们会把打印出来的程序带在地板上展开，设法让程序更优雅、更凝练、更高效。
到1975年2月底，经过8周紧张的代码编写工作，他们终于成功地把程序精简到了3.2K。盖茨说：“问题不在于我能不能写出这个程序，而在于我能不能把它压缩到4K以下并让它以超快的速度运行。这是我写过的最酷的程序。“盖茨最后检查了一下程序中的错误，然后命令艾肯实验室的PDP—10吐出一卷打孔带，让艾伦带到阿尔伯克基。
飞机下降的时候，艾伦突然想起还没写加载器，也就是一系列引导Altair将BASIC解释器载入内存的命令。在飞机准备着陆时，他抓起一个便笺本，用英特尔微处理器使用的机器语言写了21行代码，每行都是一个三位的八进制数。等艾伦离开航站楼时已经浑身冒汗了。这时，身穿棕黄色奥司维涤纶西装的艾伦开始在人群中寻找埃德·罗伯茨。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有着双下巴，体重足有300磅的彪形大汉，他身穿牛仔裤，系着蝶形领结，开着一辆皮卡。艾伦回忆说：“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见到某家前沿创业公司身居要职的高管，就像聚集在128号公路（波士顿附近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环城公路）沿线的那种公司。”
MITS全球总部也和艾伦预想的不太一样。它位于一家租金低廉的购物中心内，唯一一台内存大小满足BASIC运行要求的Altair电脑还在调试。艾伦说，于是他们决定把测试推迟到第二天早晨进行，然后到”一个名叫’潘乔家’的墨西哥餐馆吃了顿三美元的自助餐，这个价格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罗伯茨开车带他去了当地一家喜来登酒店，前台接待告诉他一间房要50美元。但艾伦身上只有40美元，于是，在一阵尴尬之后，罗伯茨不得不替他付了房钱。艾伦说：“我猜我和他预想的也不一样。”
第二天早晨，艾伦返回MITS去进行这场重要测试。他花了近10分钟时间才载入他和盖茨写的BASIC解释器代码。罗伯茨和他的同事们含笑对视了一下，他们已在怀疑这场演示恐怕要搞砸了。但电传打字机随后开始咔嗒作响。屏幕显示：“内存大小？“MITS团队中有一个人叫道：“嘿，它打出东西来了！“艾伦惊喜万分。他键入了答案：7168（字节）。Altair答道：“好。“艾伦又输入一行命令：“打印2+2”。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命令，但它不仅能测试盖茨的代码，而且能够测试达维多夫的浮点运算例行程序。Altair的回应是”4”。
到这时为止，罗伯茨一直在一旁静静地观察。他认为自己可以制造出一台发烧友能用而且也能买得起的电脑了，但这种野心已经让他麾下濒临破产的公司背负了更多债务。此时此刻，创造历史的一幕正在他眼前展开。这是软件程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家用电脑上运行。他不由惊叫：“哦，天哪，它打印出’4’来了！”
罗伯茨邀请艾伦去他的办公室，他同意在所有Altair电脑上安装BASIC解释器并购买相关授权。艾伦承认：“我笑得合不拢嘴。“他带着一台能操作的Altair电脑回到剑桥，安装在盖茨的寝室里，然后他们一起出去庆祝。盖茨像往常一样点了杯”秀兰·邓波儿”，也就是生姜汽水加马拉斯奇诺樱桃果汁。
一个月后，罗伯茨邀请艾伦担任MITS软件主管。艾伦在霍尼韦尔的同事们认为他考虑接这份工作简直是疯了。他们对艾伦说：“你在霍尼韦尔的工作很稳定，你可以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但职业稳定并不是那些渴望领导计算机革命的人的理想。于是艾伦于1975年春动身前往阿尔伯克基，一个他刚刚才知道不在亚利桑那州的城市。
盖茨决定暂时留在哈佛继续读书。他在哈佛经历了一场许多最成功的学生都经历过的”成年礼”（当然，这种事只在事后回忆时才会觉得有意思）：被神秘的大学行政理事会召去接受处分。盖茨一案是国防部审计员在审查哈佛艾肯实验室那台由国防部资助的PDP—10计算机使用情况时东窗事发的。审计人员发现，这台计算机的多数时长都是一个名叫W·H·盖茨的大二学生使用的。经过一番煎熬，盖茨写了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叙述他是如何把PDP—10作为模拟器来开发BASIC程序的。最后，学校没有为使用计算机而追究盖茨的责任，但他还是因为让校外人员保罗·艾伦用他的密码登录PDP—10而”受到警告处分”。他接受了这项轻微的处分，并同意把BASIC解释器的早期版本（而不是他和艾伦当时正在编写的改进版）放在公共领域。
当时，盖茨在他和艾伦的软件合作项目上投入的精力已经超过了他的哈佛学业。1975年春天，他读完了大学二年级，然后飞往阿尔伯克基，在那儿待了一个暑假，并决定秋季继续待在那儿，而不是回校读大三第一学期。在1976年春季和秋季，他回到哈佛又读了两个学期，就在离毕业还有两个学期的时候，他永远告别了哈佛。2007年6月，当盖茨回到哈佛接受荣誉学位时，他在演讲的开头对坐在听众席的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有句话我等了30多年才说出口：爸爸，我一直都跟你说，我会回来把学位拿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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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当盖茨来到阿尔伯克基时，他和艾伦还在根据与埃德·罗伯茨达成的口头协议为Altair供应BASIC软件。而盖茨坚持签署一份正式协议。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同意将该软件授权给MITS使用10年，与每台Altair电脑捆绑销售，每份软件收取30美元的使用费。盖茨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条款。他坚持让自己和艾伦保留软件的所有权；MITS只拥有获得该软件使用许可的权利。他还要求MITS”尽最大努力”再许可其他计算机生产商使用软件，并与盖茨和艾伦分成。这为盖茨6年后与IBM达成的协议树立了先例。他说：“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软件在许多种计算机上运行，这样一来，定义市场的就是我们，而不是硬件生产商。”
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公司取一个名字。他们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包括”艾伦&盖茨”，但他们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太像律师事务所。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不算特别精彩或鼓舞人心，但足以传达他们在为微型计算机写软件这层意思的名称。在与MITS签署的最终协议中，他们自称为”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以’微—软’为名称经营”。他们当时唯一的产品的源代码中有一行署名：“微—软BASIC：非运行时部分由保罗·艾伦编写。运行时部分由比尔·盖茨编写。数学包由蒙特·达维多夫编写。“在几年之后，公司名称又简化为”微软”。
盖茨和艾伦在一家名叫”日暮小酌”的汽车旅馆住了一段时间（这家旅馆位于66号公路边一片因红灯区而不是程序员出名的地方），随后他们搬进一套便宜的带装修公寓。因编写浮点运算程序而出名的蒙特·达维多夫和湖滨高中一个名叫克里斯·拉森的学弟也搬了进来，他们把这个公寓变成了兄弟会宿舍，成为经营公司的极客据点。艾伦晚上会把Stratocaster电吉他的声音开大，和着空中铁匠乐队（Aerosmith）或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歌声弹奏，而盖茨则会大声唱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走我的路》（My Way）以示回敬。
在所有人当中，盖茨身上的创新者个性最为鲜明。他说：“创新者可能是个狂热分子，他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会没日没夜地工作，也许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正常的东西，因此会给人感觉有点失衡。我十几岁和二十多岁时的生活状态显然符合这种模式。“他会像在哈佛时一样，一口气工作36个小时，然后蜷缩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觉。艾伦说：“他生活在二元状态中：要么靠一天十几瓶可乐玩命工作，要么就呼呼大睡。”
盖茨还是个漠视权威的叛逆者，这是创新者的另一大特征。在曾为空军军官，家里5个儿子都对他服服帖帖的罗伯茨眼中，盖茨就是个没规矩的小捣蛋。罗伯茨后来说：“他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这是问题所在。“不过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盖茨当时努力地工作，依靠还很微薄的收入过着节俭的生活，但他根本不认同要顺从权威这一套。艾伦记得，精瘦的盖茨会和肌肉发达、身高6.4英尺的罗伯茨对着干，他们有时候会吵得不可开交，“整个工厂都能听到他们的吼声，简直是一幅奇观”。
艾伦原以为他们的公司他和盖茨会各占50%的份额，毕竟他俩一直都在并肩合作，似乎没必要争谁的功劳大。但自两人高中时为工资程序项目发生口角之后，盖茨就坚持自己说了算了。他对艾伦说：“你占一半是不合理的，你在MITS已经有薪水了，而我在波士顿什么后盾也没有，却承担了几乎所有的BASIC编程工作。我认为我俩应该六四开。“且不论盖茨是对是错，对这种问题坚持己见是他的天性，而艾伦的天性则是不去坚持。艾伦听后惊呆了，不过他还是同意了。但更糟糕的是，两年后，盖茨又坚持对份额进行调整。他在和艾伦散步时说：“BASIC的大部分工作是我做的，我从哈佛退学也做了很大牺牲，所以我应该占公司60%以上的份额。“他的新要求是按64对36的比例划分。艾伦气坏了。他说：“这暴露出图书馆馆员的儿子和律师儿子的差别。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协议就是协议，说话要算数。但比尔则比较灵活。“不过，这次艾伦还是让步了。
不过公平地说，当时实际经营这家初创公司的人是盖茨。他不仅要写大多数代码，而且要负责销售，大多数电话也是他亲自打的。盖茨会就产品策略问题与艾伦讨论好几个小时，然后拍板决定开发哪种版本的Fortran、BASIC或COBOL语言。他要负责与硬件生产商谈生意，在与这些人谈判时，他的态度比对艾伦还要强硬。此外，盖茨还负责公司的人事，也就是说，他要管招聘、解聘，还要在手下人把工作搞砸时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而艾伦则从来不会这样做。盖茨确实也有这样做的底气，当他们在办公室里比赛，看谁能用行数最少的代码写出程序时，盖茨通常都会赢。
艾伦有时候会晚来一点，甚至认为到点就放下工作吃饭也未尝不可。但盖茨和他身边的核心小圈子可不是这样的。他回忆说：“我们是中坚力量，我和一小群同事会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我会熬通宵，然后在办公室里睡觉，如果要开会，我秘书会来把我叫醒。”
骨子里带有冒险基因的盖茨有时会在深夜放纵一下，以惊人的速度沿着山路开车，一直开到一家废弃的水泥厂。艾伦说：“有时我会想比尔为什么要开那么快，我认为这是他发泄的方式。他工作太紧张了，需要有一种暂时抛开公司业务和代码的放松方式。他玩命地飙车其实和玩扑克赌钱或挑战极限滑水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赚到一些钱之后，盖茨买下了一辆绿色的保时捷911，午夜过后他会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他曾向当地的经销商抱怨说，这辆车最高时速应该能达到126英里，但他最多只能开到121英里。有一天夜里，盖茨因超速被抓，当警察问他为什么没带驾照时，他和警察吵了起来，结果被关进了拘留所。当艾伦接他电话的时候，他说：“我被拘留了。“关了几个小时之后，盖茨被释放了，但他那晚的案底照片成为极客历史上的著名标志。
盖茨的专注获得了回报。它使微软能够在看似疯狂的软件开发期限内完成任务，让微软的每件新产品都能打败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价格也能低到让计算机生产商很少考虑自行编写或拥有自己的软件。
对盗版软件宣战 {#a22d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a22d”}
1975年6月，也就是盖茨来到阿尔伯克基的当月，罗伯茨决定举办一场Altair巡回展览，就像搞嘉年华秀一样。他的目标是宣传Altair的种种优势，并在美国全国建立爱好者俱乐部。他把一辆道奇房车装饰了一番，将其命名为”移动MITS”，先沿加州海岸北上，途经60个城镇，随后南下至美国东南部，经过小石头城、巴吞鲁日、梅肯、亨茨维尔和诺克斯维尔等热点地区。
盖茨参与了巡展的部分行程，他觉得这是一项不错的营销策略。他感叹说：“他们买了这辆蓝色大房车周游全美，在沿途经过的所有地方都建立了电脑俱乐部。“盖茨参加了得克萨斯举办的展会，当他们来到亚拉巴马时，艾伦也加入其中。在亨茨维尔假日酒店，有60个人（其中有嬉皮发烧友，还有剪着平头的工程师）花10美元参加了电脑演示会，当时，10美元相当于一张电影票价格的四倍。演示会持续了三个小时。在一场登月游戏演示的结尾，将信将疑的人们死死盯着桌子底下，怀疑里面藏有与某个较大的小型计算机连接的电线。艾伦回忆说：“但当他们发现一切都是真的时，工程师们简直兴奋得难以自持。”
6月5日，MITS一行来到了帕洛阿尔托的Rickeys Hyatt House酒店。在这里，当他们向一批发烧友（其中许多人来自刚成立不久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演示了微软BASIC之后，一项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了。家酿俱乐部通讯中写道：“房间里挤满了业余爱好者和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这个新的电子玩具。“一些人渴望实践软件应自由分享的黑客信条。从20世纪70年代初催生家酿俱乐部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与阿尔伯克基的创业热情大相径庭）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许多前去参观”移动MITS”的家酿俱乐部成员已经组装了Altair，正翘首以待盖茨和艾伦编写的BASIC程序，有些人已经给MITS寄去了支票。所以，当这些人看到演示会上的Altair在运行一款BASIC程序时都感到激动不已。其中有个名叫丹·索科尔（Dan Sokol）的俱乐部成员”借用”了载有该程序的打孔纸带，用一台DEC公司的PDP—11型计算机复制了一些，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黑客的义务。等到家酿俱乐部举办下一次聚会时，会场上便出现了一只纸箱，里面装有几十份BASIC程序带，俱乐部成员可以随便拿回家。但有一条规定：拿走程序带的人必须再复制几份，把共用的纸箱装满。李·费尔森施泰因开玩笑说：“记得带回来的要比你拿走的多。“这是他对一切软件分享的代表性看法。这样一来，微软BASIC便开始自由传播。
这件事不出意料地激怒了盖茨。他写了一封激昂的公开信，信中展现出一个19岁少年所有的圆通老练。这封信打响了个人电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之战的第一枪：
致电脑发烧友的公开信
大概在一年前，看好发烧友市场的保罗·艾伦和我本人聘请蒙特·达维多夫共同开发了Altair BASIC。尽管最初的开发只用了两个月，但我们三个人去年几乎花了一整年时间为BASIC建立文档并持续改进和添加特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发出4K、8K、加强版、只读存储器版和磁盘版的BASIC。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时长价值已超过40 000美元。
我们收到了数百名BASIC使用者的反馈，他们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我们却遇到了两件显然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其一，这些”用户”中的大多数从未购买过BASIC（在所有Altair用户中，只有不到10%的人购买了BASIC）；其二，我们从发烧友那儿收到的使用费如果换算成开发Altair BASIC的劳动价值，还不到一小时两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实大多数发烧友肯定也意识到了，你们中大多数人的软件都是盗用的。你们认为硬件必须要花钱买，但软件则应该免费分享。谁在乎软件开发者能不能获得报酬呢？
这公平吗？你们盗用软件之后，就不会再找MITS来解决你们可能碰到的问题…而你们导致的结果则是，今后不会再有人愿意去写出色的软件了。谁能分文不取地从事专业工作呢？哪个发烧友能为编程、找漏洞和编写文档投入相当于三个人干一整年的工作量，然后免费发放产品？事实在于，除了我们之外，还没有人在面向业余爱好者的软件上投入过这么多资金。我们编写了6800 BASIC，现在正在编写8080 APL和6800 APL，但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动力让我们继续向发烧友提供这些软件。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盗窃…
欢迎任何想掏钱购买软件的人给我来信，也欢迎给我提出建议或意见。请把信寄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阿尔瓦拉多大道东南1180号114#，邮编87108。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能招到10名程序员，为发烧友市场提供大量出色的软件。
比尔·盖茨
微—软普通合伙人
这封公开信刊登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通讯上，同时刊登这封信的还有Altair用户俱乐部的刊物《计算机笔记》（Computer Notes）和《人民计算机公司》。这封信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盖茨坦言：“我收到了一片骂声。“在他收到的300封信中，只有五封信主动提出付款。其他多数信件都是在骂他。
盖茨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软件开发的价值并不逊于硬件开发。开发软件的人理应获得报酬。如果不能获得报酬，人们就不会再去写软件了。通过抵制所谓任何可复制的东西都应免费的黑客思潮，盖茨为软件开发这个新生行业的发展贡献了一臂之力。
不过，这封信也透出一种放肆。毕竟盖茨也是盗用计算机分时服务的连环窃贼，而且从八年级到大学二年级，他一直在利用密码入侵账户。盖茨在信中称，他和艾伦为开发BASIC而花费了价值超过40 000美元的计算机时长，但他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为这些时长付过费，而且其中多数时长都来自哈佛大学由军方提供的计算机，而这些计算机是由美国纳税人埋单的。一位发烧友组织内刊的编辑写道：“电脑爱好者群体中有一些传闻暗示，比尔·盖茨信中提及的BASIC开发工作是在哈佛大学的一台计算机上进行的，这台计算机至少有一部分经费来自政府，盖茨出售其开发成果就算不存在法律问题，也面临社会伦理问题。”
此外，尽管盖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微软BASIC的大范围盗版其实有助于这家初创公司的长远发展。微软BASIC的飞速传播使其很快便成为一种标准，令其他计算机生产商不得不向微软购买许可。比方说，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一款新型微处理器时就决定购买微软的BASIC授权，因为所有人都在使用微软的产品。费尔森施泰因说：“我们让微软成为行业标准，他却说我们这样做是偷窃。”
1978年年底，盖茨和艾伦把公司从阿尔伯克基迁到他们故乡所在的西雅图地区。临行前，有一位员工从当地一家摄影工作室赢得一次免费拍照的机会，于是公司的12名员工便拍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照片中的艾伦和其他多数人看起来都像是来自嬉皮公社的难民，坐在前排的盖茨看上去则像一名幼童军。在沿着加州海岸北上的途中，盖茨曾三次收到超速罚单，其中两张来自同一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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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首次会议是在戈登·弗伦奇的车库里举行的，其中有一位参加者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是一位不善与人打交道的年轻硬件工程师，他从大学退学后在位于硅谷小镇库比蒂诺的惠普计算器部门工作。从一位朋友那儿看到那张印着”你在自己组装电脑吗”的传单之后，他便鼓足勇气来参加聚会。他宣称：“那天晚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
沃兹尼亚克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喜欢跟沃兹尼亚克讲解电子学。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小时候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有个周末带我去他工作的地方，给我看了几个电子零件，然后和我一起把零件放到桌上，这样我就可以玩了。“他家里常常四处散放着晶体管和电阻器，当小史蒂夫问父亲”这是什么”的时候，他父亲会给他一点点讲解电子和质子的原理。沃兹尼亚克说：“他会时不时地拿出一块黑板，他还会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并画出示意图。他教我怎样用他弄来的二极管和电阻器等零件做与门和或门。他还会为我演示怎样在中间放置一个晶体管来放大信号，将一个门的输出信号与另一个门的输入信号连接起来。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数字设备最基本的工作原理。“沃兹尼亚克的事例说明父母能对孩子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家长了解无线电工作原理，能为孩子演示如何测试真空管和更换烧坏的真空管的那个年代。
沃兹尼亚克二年级时用旧硬币制作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五年级时为邻居家的孩子做过多户对讲系统，六年级时组装过Hallicrafters短波收音机（他和父亲一同取得了业余无线电执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又通过自学掌握了如何将布尔代数应用于电子电路设计，制作出一台下井字棋永远不会输的机器。
等到念高中的时候，沃兹尼亚克便开始把他非凡的电子技术才能用在搞恶作剧上。有一回他制作了一个节拍器，将其与剥去外包装的电池贴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枚炸弹。校长在储物柜里发现这个滴答作响的东西之后赶紧把它扔到了远离孩子的操场上，并叫来了拆弹小组。沃兹尼亚克不得不在当地一家拘留所里待了一夜，他在那里教其他犯人怎样把吊扇的线转接到铁栏杆上，让看守在开门的时候挨一通电击。沃兹尼亚克能够熟练地编写代码，但他骨子里是个硬件工程师，而不是像盖茨那样更精通软件。有一次，他制作了一个类似轮盘赌的游戏，玩家把手指放在投币孔上，当球掉下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会挨电击。他说：“搞硬件的人才会玩这个游戏，搞软件的人总是太胆小。”
和其他人一样，沃兹尼亚克也把对技术的热爱和嬉皮风格的打扮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他并不太适应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他回忆说：“我会戴这个小小的印第安式束发带，把头发留得很长，还蓄胡子。从脖子往上，我看起来就像耶稣基督。但从脖子往下，我穿的还是普通孩子的衣服，像一个小小工程师：长裤、带领子的衬衫。我从来没有嬉皮风的奇装异服。”
出于好玩，他会钻研惠普和DEC生产的那些办公电脑的说明书，然后试图用更少的芯片来重新设计。他承认：“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搞这个。我都是关着门，一个人在房间里摆弄，很像一种私密的爱好。“这项活动不需要与人为伴，于是他基本都是独自一人，但这种精简芯片的才能在他决定自制电脑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只用20枚芯片就能组装出一台电脑，而不像大多数电脑一样动辄要用数百枚芯片。有个住在同一条街的朋友和他一起焊接电路，因为他们喝了很多Cragmont奶油苏打水，这台电脑就被叫作”奶油苏打电脑”。“奶油苏打电脑”没有显示屏，也没有键盘，指令是由打孔卡输入的，而答案则通过前面那些闪烁的灯来显示。
一位朋友把沃兹尼亚克介绍给了另一个也热衷电子学的孩子，这个孩子住在与他家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名叫史蒂夫·乔布斯。乔布斯比沃兹尼亚克小将近五岁，当时还在沃兹尼亚克的母校家园高中读书。两人坐在人行道上，交流着他们耍过的恶作剧、他们喜欢的鲍勃·迪伦的歌和做过的电子设计。沃兹尼亚克说：“一般来说，我很难跟人讲清我设计的东西，但史蒂夫立马就能明白。我喜欢他。他精瘦结实，活力四射。“而沃兹尼亚克也给乔布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乔布斯后来说：“沃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电子学懂得比我多的人。”
他们最大的一次恶作剧是”蓝盒子”事件，这件事为两人日后的电脑业务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1971年秋季，沃兹尼亚克在《时尚先生》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Secrets of the Little Blue Box{.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www.lospadres.info/thorg/lbb.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文章讲述”电话飞客”是如何制作出一种能发出特定音频的设备，骗过贝尔系统，并拨打免费长途电话的。没等看完这篇文章，沃兹尼亚克就给在家园高中刚开始念十二年级的乔布斯打了个电话，把文章的一部分大声念给他听。《时尚先生》的文章说，《贝尔系统技术期刊》（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中刊有信号音的所有频率。当时是星期天，但他们知道怎样溜进斯坦福一个可能有《贝尔系统技术期刊》的图书馆。在书堆里翻找了一会儿之后，沃兹尼亚克终于找到了这份期刊。他回忆说：“我简直是浑身颤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为自己的发现欢呼雀跃。“于是两人开车去森尼韦尔电子商店购买了所需的零件，把它们焊接在一起，用乔布斯为学校的项目而制作的一台频率计数器进行了测试。但由于这是一台模拟设备，因此无法产生足够准确和稳定的音频。
沃兹尼亚克意识到，应该使用晶体管电路制作一个数字设备。那年秋天，在伯克利读书的沃兹尼亚克照样很少上课。在同寝室一名音乐专业学生的帮助下，他在感恩节前把蓝盒子做出来了。他说：“在我设计的电路中，这是最让我骄傲的一个，到现在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了进行测试，他们给梵蒂冈打了个电话，沃兹尼亚克冒充亨利·基辛格，表示要跟教皇说话；他们的对话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梵蒂冈官员最终意识到这是一场恶作剧，于是他们没有叫醒教皇。
沃兹尼亚克设计出了一个新颖的设备，但与乔布斯的合作让他做成了更多事情：他们创建了一个商业项目。乔布斯有一天建议：“嘿，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吧。“这是一种造就数字时代最著名合作关系的模式，艾伦和盖茨以及诺伊斯和摩尔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沃兹尼亚克会做出一些巧妙的工程创举，而乔布斯则设法去完善和包装，并以有利可图的价格卖出去。谈到蓝盒子时，乔布斯说道：“我把外壳、电源和按键等其他原件组装起来，并想好如何定价。“他们用每个成本为40美元的零部件制作了100个蓝盒子，然后以15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这场冒险不久便结束了，因为他们在比萨店推销蓝盒子时遭到了持枪勒索，但一家公司正是从冒险的种子中诞生的。乔布斯后来反思道：“如果没有蓝盒子，就没有苹果。通过蓝盒子，沃兹和我学会了如何合作。“沃兹尼亚克赞成这种说法：“它让我们体会到，如果把我的工程能力和他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做成一番大事。”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乔布斯在里德学院进进出出，随后又为寻找精神启蒙而踏上了远赴印度的朝圣之旅。1974年秋季他回到美国，开始在雅达利的诺兰·布什内尔和阿尔·奥尔康手下工作。当时因《乓》的一炮打响而赚得盆满钵满的雅达利正在大举招聘。该公司在《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上刊登的一则广告打出”边玩边赚钱”的口号。乔布斯当时身着嬉皮士行头来到该公司面试，说如果雅达利不录用他，他就不离开。在奥尔康的主张下，布什内尔决定试用一下乔布斯。于是，布什内尔这位电子游戏业最具创造力的创业者便把创新的火炬传给了乔布斯，而乔布斯日后成为个人电脑行业最具创造力的创业者。
乔布斯虽然刚刚吸收了禅宗思想，但他还是口无遮拦。如果他认为同事的想法糟糕透顶，他往往会骂他们”笨得像屎”。但他身上也散发着魅力，而且善于启发人。他有时会身穿一件橘黄色长袍，赤着脚去上班，他相信，只要自己严格遵循只吃水果和蔬菜的饮食方案，就可以不必经常使用香体剂或洗淋浴。但布什内尔说：“他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于是他安排乔布斯上夜班，这样他周围就基本没有什么其他人了。他说：“史蒂夫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我还是蛮喜欢他的。于是我让他上夜班。这样就把他留下来了。”
乔布斯后来说，他在雅达利学到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其中最深刻的经验是，界面应该保持友好和直观。指令应该简单直白，比如”塞入25美分，躲避克林贡人”。设备不需要说明书。曾与乔布斯一起在雅达利工作的罗恩·韦恩（Ron Wayne）说：“这种简洁性影响了他，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关注产品的人。“此外，布什内尔还帮助乔布斯成长为一名创业者。布什内尔回忆说：“创业者身上有种无法言明的特质，而我在史蒂夫身上看到了这种特质。他不仅对工程感兴趣，而且关注商业方面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你表现出你能做某件事的样子，你没准就真能做到。我还对他说，只要装作你能完全掌控局面，人们就会信以为真。”
大多数时候，沃兹尼亚克晚上从惠普下班后都喜欢去雅达利转转，跟乔布斯待在一起，玩玩雅达利最终完成开发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Gran Trak 10）。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喜欢的游戏。“他利用业余时间摆弄出一个可以在电视机上玩的家庭版《乓》游戏。他为这款游戏编写了一个程序，玩家一旦没接到球，机器就会冒出”见鬼”或”该死”。有一天晚上，沃兹尼亚克把这款游戏给奥尔康看，让奥尔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给乔布斯布置了一项任务，让他做一款名为《打砖块》（Breakout）的单人版《乓》游戏，玩家可以对着一面砖墙打球，只要让砖块移动位置，就能够得分。奥尔康猜到乔布斯会说服沃兹尼亚克来做电路设计。乔布斯并不算出色的工程师，但他擅长让别人为他做事。布什内尔解释说：“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作为工程师，沃兹比乔布斯出色。“沃兹尼亚克还是个像泰迪熊一样天真可爱的人，他也希望帮乔布斯制作电子游戏，就像汤姆·索亚（Tom Sawyer）那些争着帮他粉刷篱笆墙的朋友一样。沃兹尼亚克回忆说：“这是我这辈子接到的最棒的工作，我真正设计出了一款人们会去玩的游戏。”
沃兹开始没日没夜地赶工设计元件，乔布斯则坐在他左边的一张板凳上焊接芯片的连线。沃兹本来估计这项任务要花几周时间才能完成，但乔布斯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沃兹，让他相信他能在四天之内完成。这是乔布斯施展他同事口中所谓”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的一个早期例证。
1975年3月，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举办了首次聚会，当时沃兹尼亚克刚刚完成《打砖块》游戏的设计。聚会刚开始时，沃兹尼亚克感到自己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是做计算器和家用电视游戏显示器的，但那次聚会上人们的主要兴奋点是那台新款Altair电脑，而他一开始对这台电脑并不太感兴趣。于是，很容易害羞的沃兹便躲到了角落里。他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那儿有人拿着《大众电子学》杂志，封面图片是一款叫Altair的电脑。我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Altair的粉丝，而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对电视终端感兴趣。“他们一个个轮番做自我介绍，轮到沃兹尼亚克的时候，他说：“我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我在惠普做计算器设计工作，我还设计过一个视频终端。“根据穆尔当时写的会议记录，沃兹尼亚克还说他喜欢电子游戏和酒店的付费电影系统。
但有一样东西激起了沃兹尼亚克的兴趣。聚会上有人给大家传阅了一份新款英特尔微处理器的规格表。他回忆说：“当晚我查阅了这份规格表，发现上面有一条将内存中一个位置的数据与A寄存器内容相加的指令。当时我想，等等，我再看看。然后我又看到一条让内存和A寄存器内容相减的指令。哇！在你眼中这些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可是清楚地知道这些指令的意义，这是我最兴奋的发现。”
沃兹尼亚克当时在设计一个带有视频显示器和键盘的终端。他本来想把它设计成一个”哑”终端，即自身不具备计算能力，而要通过电话线与其他地方的分时计算机相连的终端。但当他看到那份微处理器规格表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可以利用微处理器（带有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赋予他正在制作的终端一些运算能力。这就在Altair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一台集计算机、键盘和屏幕于一体的设备！他说：“这一整套有关个人电脑的设想就这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晚上，我开始在纸上画草图，这就是苹果I型电脑的雏形。”
在惠普结束一天的计算器设计工作后，沃兹尼亚克会回家抓紧时间吃顿饭，然后返回办公室的小隔间继续设计他的电脑。1975年6月29日（当天是周日）晚10点，一项历史性的里程碑事件发生了：沃兹尼亚克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个按键，信号经过微处理器处理，屏幕上显示出了字母。他坦言：“当时我震惊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在键盘上敲击一个按键，然后看到字母出现在正前方的屏幕上。“他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但这确实是键盘和显示器第一次应用于为发烧友设计的个人电脑。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使命是自由分享创意。这与比尔·盖茨的立场背道而驰，但沃兹尼亚克却是这种公有思想的拥护者：“我非常认同家酿俱乐部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使命，于是我把自己完整的设计图复印了100来份，谁想要就给谁。“一开始他太腼腆了，不敢站在众人面前正儿八经地做报告，但他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豪，他爱站在后面，向围上来的人展示他的设计并分发图纸。他说：“我想把它免费发给其他人。”
但乔布斯的想法却不同，就像他对待蓝盒子的态度一样。后来我们看到，乔布斯对包装和销售一款简单易用的电脑的渴望（以及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与沃兹尼亚克巧妙的电路设计一样，都是改变个人电脑行业的重要力量。的确，如果不是乔布斯要坚持创办公司，让沃兹尼亚克的设计实现商业化，沃兹尼亚克充其量也只是家酿俱乐部通讯一笔带过的无名角色。
乔布斯开始给英特尔等芯片生产商打电话，要求他们提供免费样品。沃兹尼亚克感叹说：“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怎样跟销售代表说话。而我就从来都做不到。我太腼腆了。“乔布斯还同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家酿俱乐部的集会，他会带上一台电视机进行演示，他还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销售按照沃兹尼亚克的设计预先印制的电路板。这是他们的典型合作方式。沃兹尼亚克说：“每次我设计出某个很棒的东西，史蒂夫就会设法让我们能赚到钱。我从没想过要卖电脑。而史蒂夫会说：‘我们来推销一下，卖些出去吧。‘“为了筹集创业资金，乔布斯卖掉了他的大众小巴士，沃兹尼亚克则卖了自己的惠普计算器。
两人结成了一种奇特但有力的合作关系：沃兹是个纯真的天使，酷似可爱的大熊猫；乔布斯则是受恶魔驱使的催眠术士，看上去就像只小灵狗。盖茨曾逼迫艾伦同意给他半数以上的合伙份额。而在苹果的案例中，对合伙份额据理力争的是沃兹尼亚克的父亲。这位敬重工程专家、鄙视营销人员和管理者的工程师坚称，产品设计都是他儿子做的，沃兹尼亚克理应获得超过50%的份额。当乔布斯到沃兹尼亚克家串门时，他曾质问乔布斯：“你根本没做过什么东西，你算老几？“乔布斯开始哭泣，他对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说，他想取消合作计划。乔布斯说：“如果你不和我对半分，你就可以拥有一切。“但沃兹尼亚克深知乔布斯在他们合作关系中的贡献，这种贡献的价值至少在50%。如果只有他自己，沃兹尼亚克能做的也许只是免费分发设计图而已。
他们在家酿俱乐部的聚会上对这款电脑进行演示之后，一个名叫保罗·特雷尔（Paul Terrell{.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Terrel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人找到了乔布斯。特雷尔是一家名叫The Byte Shop的小型电脑连锁店的老板。他们聊完之后，特雷尔递给乔布斯一张名片，对他说：“保持联系。“第二天，乔布斯便赤脚走到他店里宣布：“我来跟你联系了。“乔布斯对自己的产品做了一通宣传，还没等他说完，特雷尔就已经同意订购50台电脑了，这些电脑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苹果I型电脑。但特雷尔想要完全组装好的电脑，而不只是带有一堆元件的印刷电路板。从此，个人电脑在发展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它们不再只是面向手持焊枪的发烧友了。
乔布斯深谙这种趋势。等到开发苹果II型电脑时，他就没再花太多时间研究微处理器规格了，而是到斯坦福购物城的梅西百货去研究Cuisinart牌电动厨具。他认为下一代个人电脑应该像家用电器一样：所有元件都装配妥当，带有时尚的外壳，用户买回家后无须再自己组装。从电源到软件，再从键盘到显示器，一切都应该紧密地集成为一体。他解释说：“我希望做出世界上第一台完全一体化的电脑。我们不再面向一小撮喜欢自己组装电脑，懂得如何选购变压器和键盘的发烧友。有数量相当于发烧友一千倍的人想要买回家就能用的电脑。”
到1977年年初，家酿俱乐部和类似的组织还孕育出其他几家发烧友电脑公司。主持家酿俱乐部的李·费尔森施泰因创立了Processor Technolog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cessor_Technology”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并推出了一款名为Sol的电脑。其他电脑公司包括Cromemco、Vector Graphic、Southwest Technical Products、Commodore（康懋达）和IMSAI。但苹果II型电脑是第一款操作简单且软硬件完全一体化的个人电脑。这款电脑于1977年6月上市，售价1 298美元，不到三年时间就卖出了10万台。
苹果的崛起标志着发烧友文化的衰落。几十年来，基尔比和诺伊斯等年轻创新者最初都是通过拆装电子设备走上电子学之路的，他们学习如何区分晶体管、电阻器、电容器和二极管，然后通过接线或焊接把它们连接在电路试验板上，制作出可组装成业余无线电、模型火箭控制器、扩音器和示波器的电路。但到了1971年，微处理器开始淘汰复杂的电路板，日本电子公司则开始大规模生产比自制电子设备更便宜的产品。DIY套件的销量大幅下降。沃兹尼亚克等硬件黑客开始让位于盖茨这样的软件编程者。而苹果II型电脑，特别是1984年麦金塔电脑（Macintosh，简称Mac）的推出让苹果成为一体式电脑（这类电脑不让用户打开和触碰其内部构造）的开路先锋。
苹果II型电脑还树立了一种史蒂夫·乔布斯后来坚信不疑的教条：苹果公司的硬件应与操作系统紧密集成于一体。他是一个喜欢完全控制用户体验的完美主义者。他不想让用户购买一台苹果电脑，然后在上面运行其他公司拙劣的操作系统；也不想让他们购买苹果的操作系统，然后将其安装在其他公司的劣质硬件上。
丹·布里克林和VisiCalc {#0e30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0e30”}
要让个人电脑变得有用，让讲求实际的人觉得值得掏钱购买，就要让电脑成为工具，而不仅仅是玩具。如果用户无法利用电脑来处理实际任务，一旦发烧友的热情消退，就连苹果II也有可能成为过眼烟云。于是，个人电脑领域出现了对应用软件的需求，也就是能借助个人电脑的处理能力来完成特殊任务的程序。
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先驱者是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n_Brickli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用于财务领域的电子制表程序VisiCalc。布里克林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他曾在DEC从事过几年开发文字处理软件的工作，随后又进入哈佛商学院读书。1978年春季的一天，他在听讲座时看到教授在黑板上为一个财务模型绘制表格。当教授发现有错误或者想要更改一个单元格内的数值时，不得不用黑板擦更改许多其他单元格内的数值。
布里克林看过道格·恩格尔巴特的联机系统演示（该系统因”演示之母”而闻名），该系统以图形显示和可点击的鼠标为特色。于是布里克林开始构思一种使用鼠标和具有简单”定点 --- --- 拖动 --- --- 点击”界面的电子表格。当年夏天，布里克林在马撒葡萄园骑自行车时决定把这个设想变为产品。他非常适合承担这样一种任务。他是一个具有产品人天分的软件工程师，他能觉察到用户想要什么。布里克林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也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去创业。他还具有出色的团队意识，知道怎样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他指出：“我具备的经验和知识恰好能让我开发出可满足人们这项需求的软件。”
于是，布里克林与他在麻省理工认识的一位朋友鲍勃·弗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b_Frankst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展开了合作，弗兰克斯顿是一位软件工程师，父亲也是企业家。弗兰克斯顿说：“布里克林和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很关键。“虽然布里克林其实可以独自写程序，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草拟出方案后交给弗兰克斯顿开发。弗兰克斯顿这样评价他们的合作关系：“这就给了布里克林自由，他可以专心地考虑这个程序应该实现什么功能，而不是如何实现。”
他们做出的第一项决策是开发用于个人电脑，而不是用于DEC商用计算机的程序。他们选择了苹果II型电脑，因为沃兹尼亚克开发的这款电脑架构足够公开透明，软件开发者可以轻而易举利用所需的功能。
他们在周末期间利用一台借来的苹果II创建了一个原型，借电脑给他们的人叫丹·费尔斯特拉（Dan Fylstra{.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n_Fylstra”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后来成为第三位合作伙伴。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费尔斯特拉在他位于剑桥的公寓里创建了一家软件发行公司，主要做国际象棋等游戏。软件行业要想独立于硬件行业发展，就需要有懂得如何进行产品促销和分销的发行商。
布里克林和弗兰克斯顿都拥有出色的商业头脑和揣摩消费者欲求的能力，因此他们重点关注如何把VisiCalc做成产品而不仅仅是一款程序。他们把朋友和教授组成焦点小组，向他们征求意见，以确保界面直观而简便。弗兰克斯顿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给用户提供一种不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概念模型。这被称为最小意外原则。我们是合成一种体验的魔术师。”
在将VisiCalc变为商业奇迹的推手中，有一位名叫本·罗森（Ben Rosen）的人。罗森当时是摩根士丹利的一名分析师，后来他把自己主办的那些有影响的通讯和研讨会整合起来，打造成一项他自己的业务，随后在曼哈顿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1979年5月，罗森在他家乡新奥尔良举办了一场个人电脑论坛，费尔斯特拉在论坛上演示了VisiCalc的早期版本。而罗森在自己的通讯中热情地写道：“VisiCalc的视觉效果非常生动…过不了多久，从没用过计算机的人也可以编写和使用程序了。“在文章的结尾，他做出一项后来成为现实的预言：“VisiCalc终有一天会成为个人电脑的突出优势所在，很多用户将仅仅为了它而购买电脑。”
苹果II的胜出要归功于VisiCalc，因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VisiCalc一直没有推出针对其他个人电脑的版本。乔布斯后来说：“VisiCalc是推动苹果II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在此之后，市场上很快出现了Apple Writer和EasyWriter等一批文字处理软件。因此，VisiCalc不仅刺激了个人电脑市场的发展，而且催生了一个由利润驱动的新兴行业，即专有应用软件发行行业。
IBM操作系统 {#060d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060d”}
20世纪70年代，IBM以其360系列产品统治了大型计算机市场，但DEC和王安电脑在小型计算机（和冰箱差不多大）市场上占据了上风。在个人电脑市场上，IBM似乎也有落后于人的势头。一位专家宣称：“让IBM推出个人电脑就像教大象跳踢踏舞一样难。”
IBM的高管似乎也赞成这种观点。于是他们考虑只购买雅达利800型家用电脑的许可权，然后在上面贴上IBM的商标。但在1980年7月，当他们开会讨论这项方案时，IBM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凯里（Frank Carey）却提出了异议。他说，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公司，IBM当然有能力开发出自己的个人电脑。但他抱怨说，IBM无论开发什么新东西都恨不得要找300个人干上三年时间。
这时候，IBM驻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研发实验室主管比尔·洛（Bill Lowe）突然说：“不，先生，您错了。我们在一年之内就能把项目完成。“他这份狂妄让IBM把代号为”橡子”（Acorn）的个人电脑开发项目交给了他。
洛的新团队由唐·埃斯特里奇（Don Estridge）领导，他挑选了一位温和的南方人、在IBM工作了20年之久的老员工杰克·萨姆斯（Jack Sams）负责软件开发。由于项目期限只有一年，萨姆斯知道必须向外部供应商购买许可，而不是自己开发。于是在1980年7月21日，他给比尔·盖茨打了个电话，要求立即与他碰头。当盖茨邀请他下一周飞往西雅图时，萨姆斯回答说，他已经在往机场赶了，希望第二天能见到盖茨。盖茨觉察到一条大鱼即将上钩，他不由一阵激动。
盖茨几周前刚把在哈佛和他同住一幢宿舍楼的史蒂夫·鲍尔默聘到微软担任业务经理，他让鲍尔默和他一起参加与IBM的会谈。盖茨指出：“你是这里除我之外唯一能穿西装的人。“萨姆斯到达微软时，盖茨也穿着西装，但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不太合身。当时身着IBM蓝色制服套装和白色衬衫的萨姆斯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出来把我们带进去，我还以为他是勤杂工。“但IBM一行人很快就被盖茨的才华折服了。
IBM的人一开始想谈购买微软BASIC许可的问题，但盖茨把话题转向一场关于技术发展方向的深入讨论中。几个小时之后，IBM已经有意购买微软已开发和能够开发的所有编程语言的许可了，其中不仅有BASIC，还有Fortran和COBOL。盖茨回忆说：“我们告诉IBM，‘好，我们做的任何东西都归你们’，虽然有些东西暂时还没做。”
IBM一班人马几周后又来了。他们上次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除这些编程语言之外，软件还有一个关键组成部分，IBM需要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作为其他所有程序基础的软件程序。操作系统要处理其他软件使用的基本指令，其任务包括决定数据应该储存到哪里，如何分配内存和处理资源，还要决定应用软件如何与计算机硬件互动。
当时微软还没做过操作系统，而是借助一个名为CP/M（全称”微型计算机控制程序”，Control Program for Microcomputers）的操作系统。该程序由加里·希达尔（Gary Kildall）所有，他是盖茨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刚刚搬到加州蒙特雷。于是，盖茨当着坐在他办公室里的萨姆斯的面给希达尔打了个电话。他描述了一下IBM高管想要的东西，对希达尔说：“我让一些人到你那里去，好好招待他们，他们是重要人物。”
但希达尔没有照办。盖茨后来的说法是，“那天加里决定去开飞机”。希达尔那天没有见IBM的访客，而是选择自己驾驶私人飞机（他喜欢这样），按原定计划去了旧金山。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希达尔的妻子便在公司总部（设在一幢古怪的维多利亚风格别墅内）接待了身着深色西装的IBM一行四人。IBM的人拿出一份长长的保密协议让她签字，但她拒绝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IBM的人厌恶地走了出来。萨姆斯回忆说：“我们给她看我们的函件，上面写着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这儿，我们也不想听任何涉密信息。她读完之后说，她不能在上面签字。我们在帕西菲克格鲁夫（Pacific Grove）耗了一整天，跟他们、我们的律师、她的律师还有所有其他人讨论她能不能和我们谈是否要谈判，然后我们就走了。“希达尔的小公司就这样错失了成为计算机软件业统治者的机遇。
于是萨姆斯飞回西雅图去见盖茨，让他另想办法弄一个操作系统。幸运的是，保罗·艾伦在西雅图认识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这个人就是蒂姆·佩特森（Tim Paterson），当时他在一家名叫”西雅图计算机产品”的小公司工作。几个月之前，由于希达尔的CP/M不适用于英特尔最新款微处理器，佩特森便将其改造成一个他称之为QDOS（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简易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
这时盖茨已经意识到，有一种操作系统（最有可能是IBM选择的操作系统）最终将成为多数个人电脑使用的标准操作系统。他还意识到，谁拥有这种操作系统，谁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于是，盖茨及其团队没有让IBM的人去见佩特森，而是承诺他们会把事情办妥。鲍尔默后来回忆说：“我们只是告诉IBM：‘你们放心，我们会到这家本地小公司去，把这个操作系统弄过来，这件事交给我们好了，我们会把它办妥的。’”
佩特森的公司当时处境艰难，于是艾伦便与他的朋友谈成了一项精明的交易。微软一开始只购买了非排他性许可，后来，当艾伦看到与IBM的交易有望时又折回去再次谈判，这一次他彻底买断了佩特森的软件，但没告诉他为什么。艾伦回忆说：“我们最后达成了一项以五万美元从他手中购买操作系统的协议，我们可以将软件用于任何用途。“于是，微软只花了一点钱就买到了一款出色的软件，在对该软件进行一番润色之后，微软成功地在软件行业统治了逾30年之久。
不过，盖茨这回比较谨慎。虽然微软做其他项目的时候通常会夸下海口，但这一次，盖茨一反常态地担心微软没有能力把QDOS打造成符合IBM要求的操作系统。微软还只是一个由40人组成的散兵游勇的团队，他们中一些人会睡在地板上，早晨用海绵擦澡，而领导微软的是一个仍会被人误当成勤杂工的24岁大男孩。1980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距IBM第一次打电话已过去两个月时间，盖茨把他最精锐的人马召集起来，决定做还是不做。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人叫西和彦（Kay Nishi），他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计算机创业者，有着能与盖茨相当的专注。他一边在屋子里快步走动，一边不住尖叫：“必须做！必须做！“盖茨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盖茨和鲍尔默乘坐夜航飞机到博卡拉顿去谈生意。1980年，他们的年收入是750万美元，与IBM的300亿美元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盖茨却要”胁迫”IBM达成一项协议，他要借助IBM将微软的操作系统变为一种全球通用标准，而微软则保留对该操作系统的所有权。在与佩特森的公司进行的交易中，微软不是仅仅购买了使用许可，而是彻底买断了DOS，“可将其用于任何用途”。这一招非常聪明，但更棋高一招的是，微软没有让IBM迫使其接受同样的安排。
在迈阿密机场降落后，两人到卫生间换上了西装，结果盖茨发现自己忘戴领带了。这时盖茨显出一种少有的挑剔，他坚持在开车去博卡拉顿的中途停一下，到百货商场Burdine’s买条领带。不过，面对前来迎接他的那些西装笔挺的IBM高管，这身装束并没有完全发挥出预想的效果。有一位软件工程师回忆说，盖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大街上尾随路人，然后偷走这个人西装的孩子，这身西装他穿太大了。他的衣领支棱着，看起来就像个小阿飞，当时我说：‘这家伙到底是谁？’”
但盖茨一开口，他们就不再关注他那邋遢的外表了。盖茨对技术和法律细节的精准把握震撼了IBM团队，他对合同条款的坚持则展现出冷静和自信。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演给IBM看的。盖茨一回西雅图便走进办公室，躺在地板上，向鲍尔默大声倾诉他的种种疑虑。
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一份长达32页的协议在1980年11月初达成了。盖茨说：“这份合同史蒂夫和我都熟记在心。“他说：“我们拿到的报酬并不太多。总共只有186 000美元左右。“至少在一开始，报酬的确不多。但盖茨知道，合同中有两项条款将改变计算机行业的权利格局。第一，IBM对该操作系统（后来被称为PC-DOS）的使用许可是非排他性的。盖茨有权以MS-DOS为名将同一款操作系统授权给其他个人电脑生产商。第二，微软将保留对源代码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IBM不能将软件更改或升级为该公司电脑的专有软件。只有微软有权进行更改，随后，微软可随意将每款新版软件授权给任何公司。盖茨说：“我们知道会有其他公司模仿IBM个人电脑。我们在最初的合同中就规定这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谈判的关键点。”
这项交易与盖茨同MITS达成的交易类似，当时他也保留了将BASIC授权给其他计算机生产商的权利。这种思路让微软BASIC以及后来开发的更加重要的操作系统成为微软控制的行业标准。回首往事时，盖茨笑道：“事实上，我们曾经的广告宣传口号就是’我们制定标准’。但当我们真的制定出标准之后，反垄断律师又让我们不要再用这个口号。这是一个你只能在事情还没有成真的时候使用的口号。”
盖茨向他妈妈吹嘘他与IBM的交易有多么重要，希望以此证明他从哈佛退学的正确性。当时玛丽·盖茨恰好与即将接替弗兰克·凯里担任首席执行官的IBM总裁约翰·奥佩尔（John Opel）同在非营利机构United Way担任理事。有一天，她在乘坐奥佩尔的飞机与他一起开会的途中提到了这层关系。她说：“哦，我的小儿子在做一个项目，他正在和你们公司合作。“但奥佩尔似乎并不知道微软。于是玛丽回来后对盖茨提出警告称：“看，我把你的情况都跟奥佩尔说了，我提到了你的项目，还有你是怎么退学的，但他并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说，你的项目也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几周后，博卡拉顿的管理人员来到IBM总部向奥佩尔汇报项目进展。项目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要依靠英特尔的芯片，产品分销由Sears公司和ComputerLand公司来做。但我们最需要依靠的是西雅图一家很小的软件公司，这家公司的经营者叫比尔·盖茨。“奥佩尔的反应是：“哦，你们是说玛丽·盖茨的儿子？哦，对，她很棒。”
不出盖茨所料，为IBM开发一整套软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项目，但微软的一帮人马没日没夜地工作了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盖茨和艾伦最后一次携手合作，他们并肩坐在办公室里彻夜奋战，以他们在湖滨中学和哈佛所展现出的专注精神编写代码。盖茨说：“我和保罗拌过一次嘴，他想去看宇宙飞船发射，而我不想去，因为我们的进度已经慢了。“艾伦后来还是去了。他说：“这是第一次发射。发射完之后我们就立即乘飞机赶了回来。之后我们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
在编写操作系统程序的过程中，两人帮助IBM确定了个人电脑的外观和触感。盖茨说：“保罗和我敲定了个人电脑上每一个小细节，我们确定了键盘布局，还有磁带端口、音频端口和图形端口的工作方式。“可惜最终的成果只反映出盖茨书呆子气十足的设计品位。这个人机交互系统依赖”c:\>“等提示符，文件名也是诸如AUTOEXEC.BAT和CONFIG.SYS之类的冗长字符，除了能让用户了解到反斜杠键在哪儿之外，他们的设计简直是一无是处。
多年以后，在哈佛举办的一次活动中，私募股权投资人戴维·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问盖茨为什么启动计算机时要如此麻烦地同时按下”Control”、“Alt”和”Delete”这三个按键：“为什么在我想启动软件和电脑的时候非得用上三个手指呢？这是谁的主意？“盖茨开始解释，这是因为IBM的键盘设计师没能提供一种提示硬件启动操作系统的简单方式，然后他顿了顿，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一心编程的人有时候会忘记简洁是美的灵魂。
1981年8月，IBM个人电脑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发布，标价1 565美元。盖茨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受邀参加此次活动。盖茨说：“最诡异的事情是，我们要求参加盛大的官方发布会，但IBM却拒绝了。“以IBM的思维，微软只是一家供应商而已。
但笑到最后的是盖茨。凭借这项交易，微软将IBM个人电脑及其仿制产品变成了可相互替代的商品，它们唯有靠打价格战来竞争，注定只有微小的利润空间。几个月之后，《个人电脑》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对盖茨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指出，不久之后，所有个人电脑都将使用同样的标准化微处理器。他说：“硬件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软件将承担起全部职责。“
图形用户界面 {#a6ed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a6ed”}
新型IBM个人电脑刚刚上市，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团队就购买了一台。他们想摸摸竞争对手的情况。结果大家一致认为”糟透了”（乔布斯原话）。这种评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乔布斯骨子里的傲慢，但也不无道理。看到这款平庸的电脑（采用的是c:\>这种很不友好的提示符和箱型设计），有这种反应也很自然。但乔布斯没有意识到，公司技术经理们渴望的并不是在办公室里寻找刺激，他们认为IBM这种中规中矩的品牌要比苹果这类大胆创新的品牌更安全稳定。IBM个人电脑发布当日，比尔·盖茨正好在苹果总部开会。他说：“他们似乎不以为然，他们用了一年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乔布斯内心的斗志会被竞争对手唤醒，尤其是当他认为对手的产品糟糕透顶时。他把自己视为一名已经开悟的禅宗武士，要与丑恶势力决斗。他让苹果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他参与撰写的广告。标题是：“真心地欢迎你，IBM。”
乔布斯轻视IBM的一大原因是，他已经看清了未来的方向，并已开始着手创造未来了。乔布斯到施乐PARC参观时，施乐方面向他展示了艾伦·凯、道格·恩格尔巴特及其同事开创的许多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简称GUI），该界面被比喻为桌面，包含视窗、图标和一个可作为指针的鼠标。施乐PARC团队的创造力与乔布斯的设计和营销天赋结合起来，将使GUI成为电脑发展史上的下一步重大跨越，把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设想的人机交互系统变成现实。
乔布斯及其团队对施乐PARC进行的两次主要访问时间都是在1979年12月。当时在设计一款用户友好型电脑（最终成为麦金塔电脑）的苹果工程师耶夫·拉斯金（Jef Raski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f_Raski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已经发现施乐在做什么了，他想劝说乔布斯去考察一下。乔布斯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受不了拉斯金这个人 --- --- 他形容拉斯金的技术术语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笨蛋” --- --- 但他最终还是到施乐去取经了。乔布斯与施乐商定了一项协议，他同意施乐向苹果投资100万美元，但施乐要允许苹果的人去学习技术。
当然，乔布斯并不是第一个去施乐PARC一探究竟的外人。施乐的研究人员已经为来访者举办了数百次演示，并已投放了逾1 000台施乐阿尔托（由兰普森、撒克和凯共同开发的昂贵电脑，运用了图形用户界面和PARC的其他创新成果）。但乔布斯是第一个有心在简单、便宜的个人电脑上应用PARC界面的人。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最伟大的创新有时并非来自那些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而是出自能有效应用创新的人之手。
乔布斯第一次参观施乐PARC时，以阿黛尔·戈德堡（当时与艾伦·凯共事）为首的工程师们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们没让乔布斯看太多东西。但乔布斯发了一通脾气 --- --- 他不断怒吼：“别废话了！” --- --- 最后，在施乐高管的吩咐下，施乐方面给他看了更完整的演示。乔布斯绕着房间快步走动，而他手下的工程师们则在研究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他叫道：“你们是坐在金矿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施乐竟然没有利用这么大的优势。”
施乐主要展示了三大创新成果。第一是以太网，这是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etcalf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为建立局域网而开发的技术。与盖茨及其他个人电脑先驱一样，乔布斯对网络技术也不太感兴趣（其实他应该更关注一些）。他关注的是计算机赋权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促进协作的能力。**第二项创新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这也没有抓住乔布斯的心，因为他不是搞编程的。
吸引他注意的是第三项创新，即图形用户界面，该界面以桌面为隐喻，就像社区运动场一样直观而友好。它用可爱的图标来代表文档、文件夹和其他各种东西，包括一个回收站，另外还有由鼠标控制的光标，可以轻松点击这些图标。乔布斯不仅对这个界面爱不释手，而且还知道如何完善它，使其更简洁、更精致。
图形用户界面是通过位图显示来实现的，这是施乐PARC开创的另一大创新成果。到当时为止，包括苹果II在内的多数电脑都只能在屏幕上生成数字或字母，通常是黑色背景配上难看的绿字。而位图显示技术可以让计算机控制屏幕上的每个像素 --- --- 这些像素可以关闭或打开，并呈现出任何颜色。这就使各种美观的图像、字体、设计和图形成为可能。拥有卓越设计天分，熟悉字体并热爱书法的乔布斯被位图显示的魅力折服了。乔布斯回忆说：“我感觉蒙在眼睛上的面纱被揭开了。我清楚地看到了计算机的未来。”
乔布斯驾车返回位于丘珀蒂诺的苹果办公室后（车速快到连盖茨都要大跌眼镜），对同事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说，必须在苹果未来的产品线中采用（并改进）施乐的图形界面，苹果即将推出的Lisa和麦金塔电脑（Mac）都要用这种界面。他吼道：“就是它了！这件事我们非做不可！“有了图形界面，电脑就可以走近普通人了。
后来，当有人质疑乔布斯盗用施乐的创意时，他援引了一句毕加索的名言：“巧匠摩形，大师窃意。“（Good artists copy，great artists steal.）他还说：“我们从来都不羞于窃取伟大的创意。“他还得意地取笑施乐糟蹋了这项创意。他这样评价施乐的管理层：“他们都是复印机脑袋，根本搞不清计算机能做什么。他们本可以稳夺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胜利，但却搞砸了。施乐本来是能统治整个计算机行业的。”
但说句公道话，上述任何一种说法对乔布斯和苹果都是有失公允的。被世人遗忘的艾奥瓦州发明家约翰·阿塔纳索夫的遭遇告诉我们，构思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执行。乔布斯及其团队把施乐的创意拿过来，予以改进、实施和推广。施乐曾经有机会这样做，事实上也尝试过，他们推出了一款名为施乐之星（Xerox Star）的电脑。但这款电脑笨重、粗糙而昂贵，结果销售惨淡。而苹果的团队则对鼠标进行了简化，只保留了一个按键，使其具有在屏幕上移动文档和其他项目的功能；用户只要拖动文档，将其”丢进”文件夹就能改变文件扩展名；苹果还创建了下拉菜单，并能让文档的图标相互叠加和重叠。
苹果于1983年1月推出Lisa电脑，一年之后又推出了更加成功的麦金塔电脑。乔布斯知道，作为一款非常友好且适合在家中使用的电脑，麦金塔的上市将推动个人电脑革命的进程。在戏剧性十足的产品发布会上，乔布斯穿过黑暗的舞台，从布袋中取出一台新电脑。这时，《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的主题曲开始奏响，电脑屏幕上水平滚动出”麦金塔”（MACINTOSH）几个大字，接着，下面出现”棒极了！“这几个字，精美的字体就像用手一笔一画写成的一样。观众席先是鸦雀无声，然后是一阵喘息声。多数人从没见过，甚至从没想象过如此惊人的场景。随后，屏幕上像走马灯一样呈现出不同的字体、文档、图表、绘画、国际象棋游戏、电子表格，还有一幅乔布斯的渲染图，他头边有一个”思维泡泡”，里面是一台麦金塔电脑。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了5分钟之久。
苹果还播放了一则令人难忘的广告《1984》来配合麦金塔的发布，广告中年轻的女主角赶超专权的警察，将一把锤子投向屏幕，一举摧毁了”老大哥”。这是乔布斯对IBM的反抗。现在苹果拥有了一项优势：它完善并运用了图形用户界面，使人机交互系统又迈出一大步，而IBM及其操作系统供应商微软则还在使用c:\>这种生硬的指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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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在麦金塔电脑推出之前，微软和苹果的关系是很不错的。事实上，1981年8月，在IBM推出个人电脑的当日，盖茨正在苹果拜会乔布斯。当时盖茨与乔布斯经常碰头，因为为苹果II型电脑写软件是微软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两家公司的关系中，盖茨依然处于从属地位。1981年，苹果的收入达到3.34亿美元，而微软则只有1 500万美元。乔布斯想让微软为当时还是保密研发项目的麦金塔写新版软件。于是，在1981年8月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了盖茨。
用盖茨的话说，他认为麦金塔这个设想（一款面向大众，拥有简洁图形用户界面的平价电脑）“简直棒极了”。他热切地期盼微软能为这款电脑写应用软件，于是他邀请乔布斯北上西雅图。乔布斯在给微软工程师做报告时充分施展了他的魅力，他以隐喻手法展望了一幅图景：加州会建起一家工厂，利用沙子（硅片的原材料）大量生产”信息家电”，这种设备操作起来十分简单，根本不需要说明书。于是，微软的人便把”Sand”（沙子）作为该项目的代号。他们甚至据此逆推出一个全称：“史蒂夫的神奇新设备”（Steve’s Amazing New Device）。但乔布斯非常担心一件事：他不想让微软模仿图形用户界面。
乔布斯能感觉到什么样的产品会让普通消费者叫好，他知道只要策略正确，带有点击导航的桌面隐喻就能成为让电脑真正走向个人的重大突破。1981年，乔布斯在阿斯彭举办的一次设计大会上大谈图形用户界面的前景，他说，通过运用”桌面文档等人们已经理解的隐喻”，电脑屏幕将变得非常友好。当然，乔布斯对盖茨剽窃创意的担忧其实有些讽刺，因为他本人也是从施乐那儿窃取这一概念的。但按照乔布斯的思维方式，他是有权把施乐的创意据为己有的，因为他与施乐做了商业交易。此外，他还对施乐的设计进行了改进。
于是，乔布斯在他与微软的合同中写进了一项条款，他认为该条款能让苹果在图形用户界面开发方面至少领先一年时间。该条款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微软不得为除苹果之外的其他任何公司开发”运用鼠标或轨迹球”或带有点击图形界面的软件。但这一次乔布斯被他的现实扭曲力场误导了。由于他太想在1982年年底前让麦金塔电脑上市，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同意让禁令到1983年年底为止。但事实是，麦金塔电脑直到1984年1月才上市。
1981年9月，微软开始秘密研发一款新型操作系统，这是一个带有视窗、图标、鼠标和指针，基于桌面隐喻的系统，旨在替代DOS。微软从施乐PARC聘请了查尔斯·希莫尼（Charles Simonyi{.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Simonyi”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一位曾与艾伦·凯共同为施乐阿尔托电脑开发图形程序的软件工程师。1982年2月，《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上刊登了一幅盖茨与艾伦的合影，眼尖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这张照片的背景中有一块白板，上面画着几张草图，顶上写着”窗口管理器”的字样。到那年夏天，乔布斯开始意识到麦金塔电脑的发布时间至少要推迟到1983年年底，他开始变得多疑起来。
这时，乔布斯的好友、麦金塔团队工程师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y_Hertzfel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告诉乔布斯，微软方面跟他接触的人开始向他询问有关如何实现位图显示的细节问题。这个消息让乔布斯的恐惧达到了顶点。赫茨菲尔德回忆说：“我告诉史蒂夫，我怀疑微软准备模仿麦金塔。”
乔布斯的忧虑在1983年11月成为现实，当时距麦金塔的推出还有两个月时间，而盖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曼哈顿的皇宫酒店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他宣布微软正在开发一款以图形用户界面为特色，面向IBM个人电脑及类似产品的新型操作系统。该系统将被称为Windows。
盖茨其实是有权这样做的。他与苹果签订的限制性协议1983年年底就到期了，而且按照计划，微软Window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上市（最终的情况是，微软用了很久才完成粗糙的Windows1.0版，直到1985年11月该系统才上市）。但乔布斯还是大发雷霆，脸色极其难看。他吩咐手下一位管理人员：“立即把盖茨给我找过来。“盖茨去了，但他并没有被这阵势吓倒。盖茨回忆说：“他叫我过去，要拿我兴师问罪。于是我’奉命’赶到丘珀蒂诺。我告诉他：‘我们在做Windows。‘我对他说：‘我们公司把宝押在了图形界面上。‘“当时会议室里坐满了面面相觑的苹果员工，乔布斯冲盖茨吼道：“你这是在坑我们！我以前多信任你，现在你却从我们这里偷东西！“盖茨的习惯是，在乔布斯怒不可遏时保持镇定而冷静。等乔布斯发完火之后，盖茨看着他，用尖细的嗓音说了一段经典妙语：“喔，史蒂夫，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这样看。我认为这更像是我们两人都有个名叫施乐的富有邻居，我闯进他家里准备偷电视机，结果发现你已经把电视机偷走了。”
这件事让乔布斯记恨了一辈子。事过近30年，乔布斯在临终前还说：“他们彻底把我们给坑了，因为盖茨这个人厚颜无耻。“听闻此言，盖茨的反应是：“如果他这么想，他就真是陷到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里了。”
法庭最终判定盖茨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联邦上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开发GUI是为了向普通人提供一种与苹果电脑互动的简便方式…该界面建立在桌面隐喻之上，包含视窗、图标和下拉菜单，可用一种名为鼠标的手持设备在屏幕上操作。“但法院裁定：“苹果无权为图形用户界面创意或桌面隐喻创意取得专利性质的保护。“保护界面外观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抛开合法性问题不谈，乔布斯的愤怒其实也情有可原。苹果的系统更具创新力和想象力，制作得更加精美，设计也更加出色。微软的GUI则很粗糙，平铺的视窗无法相互重叠，图形看起来也像是由西伯利亚地下室里的酒鬼设计出来的一样。
不过，Windows最终还是一步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加出色，而是因为商业模式更胜一筹。到1990年，微软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到2000年更是高达95%。在乔布斯看来，微软的成功象征着世界运转方式中的审美缺陷。他后来表示：“微软的唯一问题时，他们没有品位，一点品位也没有。我不是针对某个小的方面，而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他们没有原创思想，也没有在产品中融入很好的文化元素。”
微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愿意并渴望将其操作系统授权给任何硬件生产商。而苹果则选择了一种一体化路线。该公司的硬件只能与其软件兼容，反之亦然。乔布斯是一个艺术家和完美主义者，因此，他是个控制狂，想要彻头彻尾地掌控用户体验。苹果的策略缔造出了更优美的产品、更高的利润率和更非凡的用户体验。微软的策略则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硬件选择空间。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更好方式。
理查德·斯托尔曼、莱纳斯·托瓦尔兹以及自由和开源软件运动 {#58fe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58fe”}
1983年年底，正值乔布斯准备推出麦金塔电脑，盖茨宣布将开发Windows系统之际，另一种软件开发方式出现了。它由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和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的一位”顽固分子” --- --- 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Stallma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推动。斯托尔曼是一个执着追求真理的黑客，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与复制微软BASIC程序带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相比，斯托尔曼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他坚信，软件应该协作开发并自由分享。
乍看上去，这种方式似乎并不能激励人们去开发出色的软件。盖茨、乔布斯和布里克林从事软件开发并不是为了获得自由分享的快乐，但渗透了黑客文化的协作和公有伦理让自由和开源软件运动最终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理查德·斯托尔曼生于1953年，在曼哈顿长大，自幼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孩提时代就靠自学啃下了微积分。他后来说：“数学和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它由真实的关系、真实的步骤和真实的推导构成，因此数学中蕴含着这种美。“与同班同学不同，他非常反感竞争。当他的高中老师把学生分成两队进行智力竞赛时，斯托尔曼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解释说：“我对竞争观念很抵触，我认为在竞争中自己是被操纵的，而我的同班同学则成为这种操纵的牺牲品。他们都想打败其他人，而这些所谓的其他人和他们的队友一样，也是他们的朋友。为了求胜，他们会要求我回答问题。但我拒绝了这种要求，因为我对每支队伍都是一视同仁。”
斯托尔曼大学念的是哈佛，即便是在数学高手如林的哈佛，他也照样成为一名传奇人物。无论是大学时代的暑期还是毕业后，他都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位于剑桥，距哈佛有两站地铁的车程。在麻省理工，他为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的铁道沙盘添加了更多器件，编写了一个可以在PDP—10上运行的PDP—11模拟器，并迷上了协作文化。他回忆说：“我加入了一个很有年头的软件共享社群，每当有其他大学或公司的人提出想移植或者使用什么程序，我们都会欣然应允。你随时可以要求看源代码。”
和所有优秀的黑客一样，斯托尔曼也喜欢反抗束缚和封闭。他曾和其他学生一同设计出多种方法闯入严禁入内的终端室；他的独门绝技是爬过天花板吊顶，挪开一块瓷砖，放下一长条顶端连着一卷卷牛皮胶布的磁带，以打开门把手。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用户数据库和有高强度密码的系统时，斯托尔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还鼓动同事也一起反对，他说：“我认为那样很恶心，所以我没有填表，而且设了个空密码。“有一回，一位教授警告说校方可能会删除他的文件目录。斯托尔曼回答说，这样做对每个人都不好，因为系统中有部分资源在他的目录中。
但斯托尔曼失望地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情谊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变淡了。他所在的实验室购买了一台新的分时计算机，上面安装了专有软件系统。斯托尔曼叹道：“就连拷贝可执行文件也必须签署保密协议。这就意味着，要想使用一台电脑，第一步得承诺不要帮助你身旁的人。一种协作性的社群遭到了禁止。”
但他的许多同事不仅没有反抗，而且纷纷加入营利性软件公司，其中包括从麻省理工实验室剥离出的一个名为Symbolics的公司，不再自由分享软件之后，他们赚到了很多钱。而斯托尔曼（他有时会在办公室过夜，一身衣服都像是从二手店买来的）则无法认同这种追求金钱的动机，并把他们视为叛徒。有一回，施乐捐赠了一台新的激光打印机，斯托尔曼想对一个软件做些改动，使其能在网络拥挤时对用户提出警告。他让一位同事把打印机的源代码提供给他，但这位同事拒绝了，说他已经签署了保密协议。这件事成为压倒斯托尔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感到义愤填膺。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斯托尔曼变得更像《圣经·旧约》中那位反对偶像崇拜，按照《哀歌》布道的先知耶利米了。他说：“有些人确实把我比作《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原因是这些先知会直言有些社会实践是错误的。他们不会在道德问题上妥协。“斯托尔曼也不会妥协。他说，专有软件是”邪恶的”，因为”它要求人们必须同意不与他人分享，从而让社会变得丑陋起来”。他认为，抵制和击败邪恶力量的方法是创造自由软件。
于是，在1982年，对里根时代社会以及软件业中弥漫的自私自利充满厌恶的斯托尔曼展开了一项使命，他要创建一个自由的、完全非专有的操作系统。为防止麻省理工学院对该操作系统主张权利，他辞去了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工作，不过，宽厚的上司还是允许他保留钥匙并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资源。斯托尔曼决定开发的操作系统与UNIX（1971年由贝尔实验室开发，后来成为多数大学和黑客奉行的标准）类似并能与之兼容。斯托尔曼以程序员那种不易觉察的幽默将他的新操作系统命名为GNU。GNU是”GNU’s Not UNIX”（GNU不是UNIX）的递归缩写。
在1985年3月号的《多布氏杂志》（Dr. Dobb’s，一份源自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和《人民计算机公司》的刊物）上，斯托尔曼发布了一项宣言：“我认为，如果我喜欢一款程序，就必须将其分享给喜欢这个程序的其他人，这是我信奉的准则。卖软件的人想分化和征服用户，他们强迫每个用户都同意不与他人分享。但我拒绝让他们以这种方式打破我与其他用户的团结一致…GNU一旦编写出来，每个人都将可以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由地获得出色的系统软件。”
斯托尔曼的”自由软件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并不算完美。它的目标并不是要坚持所有软件都免费，而是要让软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斯托尔曼不得不反复解释：“当我们把一种软件称为’自由软件’时，我们是指它尊重用户的基本自由，即运行、研究和更改软件，以及在更改或不更改的前提下重新传播其复制品的自由。这事关自由，而不是价格，所以请想想’自由言论’，而不是’免费啤酒’。”
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软件运动不仅仅是通过集体协作开发软件的方式，而且是一种为创造理想社会而必须履行的道义责任。他表示，自由软件运动所倡导的原则”从本质上说不仅只是为了个人用户，更是为了整个社会，因为它们推进了社会的团结一致，促进了分享与协作。”
为捍卫和证明自己的信条，斯托尔曼推出了”GNU通用公共授权”，并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提出与”版权”（copyright）相对的”反版权”（copyleft）概念。斯托尔曼说，通用公共授权的本质是赋予”每个人运行程序、复制程序、更改程序和传播更改后版本的权力 --- --- 但不允许任何人自行为程序设限。”
斯托尔曼自己动手编写了GNU操作系统最初的一些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文本编辑器、编译器，还有许多其他工具。但GNU还缺少一个关键部分，也就是内核。内核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中央模块，管理来自软件程序的请求，并将它们转换成面向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的指令。1986年，《字节》（Byte）杂志在采访中询问斯托尔曼(BYTE杂志对Richard Stallman的采访{.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www.gnu.org/gnu/byte-interview.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内核写得怎么样了？“斯托尔曼回答说：“我准备先完成编译器，再做内核。我还要重新编写文件系统。”
但出于种种原因，他发现自己很难完成GNU的内核程序。到了1991年，内核程序终于面世了，但写程序的既不是斯托尔曼，也不是他的自由软件基金会，而是一个谁没能料想到的人：一个喜欢露齿而笑，带着几分孩子气的21岁男孩，名叫莱纳斯·托瓦尔兹（Linus Torvald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nus_Torvald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是一个说瑞典语的芬兰人，在赫尔辛基大学读书。
莱纳斯·托瓦尔兹的父亲是共产党员、电视记者，他母亲学生时代曾是激进主义者，后来成了报社记者，但在赫尔辛基长大的托瓦尔兹更感兴趣的却是技术，而不是政治他说自己”擅长数学和物理，完全不善社交，而当时像书呆子一样还不是什么好事情”。尤其是在芬兰。
托瓦尔兹11岁时，他当统计学教授的祖父送给他一台二手康懋达Vic 20型电脑，这是最早的个人电脑之一。托瓦尔兹开始自己动手用BASIC语言编写程序，其中一个程序会反复显示”萨拉最棒”，把他妹妹逗得很开心。他说：“我最大的快乐之一是认识到计算机就像数学一样：你得利用其自身的规则构筑你自己的世界。”
托瓦尔兹的父亲让他学打篮球，但他不予理会，而是专心地学习如何用机器语言（可由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直接执行的数字指令）编写程序，这让他享受到”与机器亲密接触”的快乐。后来，他庆幸自己曾用一台非常基本的设备学习汇编语言和机器代码，他说：“在计算机还不是那么复杂的时代，它们其实更适合孩子使用，当时，像我这种呆头呆脑的小孩也可以把计算机拆开来摆弄一下。“但计算机的拆装最终像汽车引擎一样也变得困难起来。
托瓦尔兹1988年进入赫尔辛基大学读书，接着在芬兰陆军服役一年，之后，他买了一台配有英特尔386处理器的IBM仿制机。托瓦尔兹不喜欢盖茨那帮人开发的MS-DOS系统，他决定安装自己在学校大型计算机上用惯的UNIX系统。但UNIX程序每份售价5 000美元，而且没有适合在家用电脑上运行的版本。于是托瓦尔兹开始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读过阿姆斯特丹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安德鲁·塔嫩鲍姆（Andrew Tanenbaum{.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S._Tanenbaum”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一本讲操作系统的书，塔嫩鲍姆出于教学目的开发了一款名为MINIX的程序，该程序是UNIX的小型仿制版本。于是托瓦尔兹决定用MINIX来替代他新电脑上的MS-DOS系统，他支付了169美元的许可费 --- --- 他说：“我认为这简直贵得离谱。” --- --- 安装了16张软盘，然后开始对MINIX进行增补和修改，使其更适合他的口味。
托瓦尔兹先添加了一个终端模拟程序，这样就能拨入大学的主机了。他是用汇编语言从零开始，“直接在硬件层次上”编写这个程序的，这样就无须依靠MINIX了。1991年春末，太阳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每个人都出门进行户外活动了，只有他在埋头编写代码。他说：“我多数时间都裹着浴袍，蜷缩在我那台难看的新电脑前，拉着厚厚的黑色遮光帘阻挡阳光。”
做好简单的终端模拟器之后，托瓦尔兹还想让电脑能够下载和上传文件，于是他建了磁盘驱动器和文件系统驱动器。他回忆说：“我做完这些后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个项目即将成为一个操作系统。“换句话说，他已经在建一个能够充当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内核的软件包了。他说：“前一刻我还披着自己那件破浴袍冥思苦想，考虑在一个终端模拟器上添加额外的功能。下一刻我就意识到，它聚集了这么多的功能，已经变为一个逐步成形的新操作系统了。“他在UNIX中找出了数百种让计算机实现打开关闭、读写等基本操作的”系统调用”，随后，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编写了一些程序来实现这些功能。当时他还住在他母亲的公寓里，经常和妹妹萨拉吵架，因为他妹妹有着正常的社交，而他的调制解调器却把家里的电话线占用了。他妹妹抱怨说：“谁都打不通我们的电话。”
托瓦尔兹一开始计划把他的新软件命名为”Freax”，该名称同时包含”free”（自由）、“freak”（狂人）和”UNIX”这三重含义。但他使用的FTP站点的管理员不喜欢这个名称，于是托瓦尔兹便改称该软件为”Linux”，这个名称读起来有点像他名字的发音”莱纳斯”。他说：“其实我从来都不想用这个名称，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太狂妄了。“不过他后来承认，虽然他在书呆子孤僻的躯壳内生活了那么多年，但他的自我中有一部分是很喜欢得到赞扬的，他为自己接纳了这个名称而感到高兴。
1991年初秋，当赫尔辛基再次进入极夜时，托瓦尔兹已经把系统的壳层做好了，其中包括一万行代码。他没有试图向市场推广自己编写的程序，而是决定将其公之于众。不久之前，他刚和朋友一起听过斯托尔曼的一场讲座（斯托尔曼当时已经成为一位在全球宣扬自由软件理念的传道者）。托瓦尔兹并没有真正成为斯托尔曼的信徒，也没有接受他的信条，他说：“当时它并没有对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感兴趣的是技术，而不是政治 --- --- 我家里的政治说教已经够多的了。“但他的确看到了开源软件在实际中的优势。他觉得应该自由分享Linux，因为他期望该软件的用户能够帮助他改进软件。这项决定是发自他内心的直觉，而不是什么哲学选择。
1991年10月5日，他在MINIX讨论组以顽皮的口吻发布了一条消息。他在开头写道：“你是否怀念minix-1.1的美好时光？那时男人还是爷们，会自己编写设备驱动。我正在为AT—386电脑做一个酷似MINIX的自由软件，它现在终于达到了可用的阶段（尽管跟你的要求可能还有差距），我愿意把源代码公布出来，让它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
他回忆说：“发布这个程序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艰难抉择。我已经习惯与别人交流程序了。“计算机圈内曾有（现在也依然如此）一种很强的共享软件文化，也就是下载程序的人往往会自发地向程序开发者支付几美元。托瓦尔兹说：“我收到人们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我是否想让他们给我寄上30美元左右的酬金。“当时他背负了5 000美元的学生贷款，每月还要为他的计算机支付50美元的分期贷款。但他没有去拉捐款，而是让人们给他寄明信片，于是，世界各地Linux用户的明信片开始像潮水一样涌来。托瓦尔兹回忆说：“一般是萨拉去收信，看到整天跟她斗嘴的哥哥竟然能收到那么远的地方的新朋友的来信，她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是她第一次发现，我虽然老是占用电话线路，但还是做了些有用的事情。”
托瓦尔兹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接受报酬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他渴望继承自己的家庭传统：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成就的，我觉得自己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我还想要获得反馈（好吧，还有赞扬）。向能够帮助我完善程序的人收钱是荒唐的。我估计，如果我不是在芬兰长大，恐怕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而在芬兰，任何人哪怕只是展露出一丁点贪婪的苗头，就算不被厌恶，也会遭到怀疑。还有，没错，如果不是在作为正统学者的祖父和作为正统共产主义者的父亲的影响下长大，我对金钱的态度无疑也会有很大不同。
托瓦尔兹宣称：“贪婪从来都不是好事。“他的处事方式让他成为一位民间英雄，成为适合在会议和杂志封面上树立的反盖茨形象。托瓦尔兹身上很可爱的一点是，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其实很看重赞扬，而且这些赞扬让现实中的他比仰慕者眼中的他更加自我。他承认：“我从来都不是媒体坚持塑造的那个无私、忘我、热爱技术的孩子。”
托瓦尔兹之所以决定使用GNU通用公共授权并不是因为他全盘认同斯托尔曼（还有他父母）的自由分享意识，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让世界各地的黑客动手修改源代码，就能够带来一场开放的协作，从而缔造出真正出色的软件。他说：“我公开Linux源代码的动机其实非常自私，我不想费心去完善这个操作系统中我自认为做得很烂的部分。我想让大家来帮助我。”
他的直觉是正确的。Linux内核程序的公布引发了海啸般的对等志愿协作，这种协作成为推动数字时代创新的协同开发典范。到1992年秋季，在Linux发布一年之后，该系统的互联网新闻组已经拥有数万名用户。无私的协作者们对该系统进行了改进，添加了类似Windows的图形界面和计算机联网辅助工具。只要有漏洞出现，就会有来自某处的某个人动手修补。开源软件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 --- --- 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在他的《大教堂和市集》（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莱纳斯定律”：“众目睽睽之下，漏洞将无所遁形。”
对等共享和协同合作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整个进化生物学领域都是围绕人类及一些其他物种的成员之间为何能以利他方式合作这一问题展开的。我们在所有社会中都能找到自愿结社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早期美国社会尤为突出，共建粮仓（barn raisings）和拼布缝纫（quilting bees）等协作项目就是鲜活的例证。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成功地运用了结社原则，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慷慨地将其服务于一系列不同的目标。“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提出了一整套以”为公共福祉而奉献是神圣的”为箴言的公民理念，以解释他为何要鼓励人们自愿结社，去创建医院、民兵、街道清扫队、消防队、图书馆、夜间巡逻队和许多其他社群组织。
围绕GNU和Linux发展起来的黑客队伍告诉我们，超越金钱回报的精神鼓励能够为志愿协作提供动力。托瓦尔兹说：“金钱并不是最强大的动力。人们在激情的驱动下，在享受快乐时所做的工作是最出色的。这个道理既适用于编剧、雕塑家和创业者，也适用于软件工程师。“此外，黑客的动机中还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些自利因素。他说：“激励黑客们无私奉献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这就是，他们做出的切实贡献能够赢得同行的尊重…每个人都想给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自己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开源软件开发让程序员们拥有了这个机会。”
盖茨在《致发烧友的公开信》中谴责了未经授权分享微软BASIC的行为，他质问道：“谁能分文不取地从事专业工作呢？“托瓦尔兹则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观点。他和盖茨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一个来自赫尔辛基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激进学术圈，另一个则来自西雅图的企业精英阶层。盖茨最终也许拥有了大房子，而托瓦尔兹则受到反政府主义者的热捧。他以自嘲的口吻说：“记者似乎很爱报道这种事情：盖茨住的是滨湖高科技豪宅，而我却住在无趣的圣克拉拉，我家是一座管道设施很差的三居室矮平房，我经常会被女儿的玩具绊倒。此外，我开着一辆普普通通的庞蒂克，还要自己接电话。谁不喜欢我呢？”
托瓦尔兹能够把握一种数字时代的艺术，即在大规模、分散化和无等级协作中担任具有威信的领袖。与托瓦尔兹同时代的领袖还有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这种领导艺术的第一大原则是，要像工程师那样根据技术优点而非个人因素来做决策。托瓦尔兹解释说：“这种方式能让我取得人们的信任。当人们信任你时，他们会采纳你的意见。“他还意识到，志愿协作组织中的领导者必须鼓励其他人跟着自己的激情走，而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他说：“最佳、最有效的领导方式是让人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把领导者的意愿强加给他们。“这样的领导者懂得如何赋予群体自我组织的权力。只要方法得当，一种基于共识的治理结构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Linux和维基百科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托瓦尔兹说：“许许多多的人都惊喜地看到，开源模式确实能够发挥作用。大家知道哪些人比较活跃，哪些人值得信赖，于是开源模式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了。无须投票，无须命令，也无须重新计票。”
GNU与Linux的结合至少在概念上象征着理查德·斯托尔曼自由软件运动的胜利。但道德先知很少会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斯托尔曼是一个清教徒，而托瓦尔兹则不是。他最终公之于众的Linux内核中包含一些带有专有特性的二进制数据类型。这个问题是可以纠正的；斯托尔曼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就创建出了一个完全自由和非专有的版本。但斯托尔曼还面临一个更深刻、更感情化的问题。他抱怨称，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操作系统称为”Linux”，但这种说法有误导性，Linux只是内核的名称。他坚称（有时甚至会动怒），这个系统作为整体应该叫GNU/Linux。有一位曾和斯托尔曼一同参加软件博览会的人记得，当一个14岁男孩战战兢兢地向斯托尔曼请教关于Linux的问题时，斯托尔曼是如何回答的。这位旁观者后来痛斥斯托尔曼：“你把那个男孩大骂了一通，我看他的脸色暗淡了下去，他对你以及我们事业的信心都彻底崩溃了。”
斯托尔曼还坚称，应该把创建他所说的自由软件作为目标，“自由软件”一词反映出一种与他人共享的道义责任。他反对托瓦尔兹和埃里克·雷蒙德首创的”开源软件”（open-source software）一词，“开源软件”强调的是让人们通过协作来提高软件开发效率这一实用目标。在实践中，多数自由软件也是开源软件，反之亦然；它们通常都被归入”自由和开源软件”一类。但在斯托尔曼看来，开发软件的方式和动机同等重要。否则，自由软件运动就很容易出现妥协和腐化。
这些争议不仅限于物质层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层面。斯托尔曼一心坚持道德的清白和决不妥协的精神，他哀叹：“如今，任何倡导理想主义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就是一种鼓励人们把理想主义视为’不实际’的盛行意识形态。“而托瓦尔兹则像工程师一样非常讲求实际。他说：“我是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我一直都认为理想主义者很有意思，但有点令人生厌，还有点可怕。”
托瓦尔兹承认自己”其实并不是斯托尔曼的超级粉丝”，他解释说：“我不喜欢一根筋的人，我也不认为把世界变得非黑即白的人有多善良或者最终能发挥多大作用。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并非只有两面，应对一件事情的方式几乎永远都有许多种，而’视情况而定’也几乎始终都是一切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他还认为，应该允许人们通过开源软件来盈利。他说：“开源是要让所有人参与进来。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把在社会科技进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商界排除在外呢？“软件也许向往自由，但编写软件的人或许想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并回馈他们的投资者。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争议而抹杀斯托尔曼和托瓦尔兹以及他们数千名合作者的惊人成就。GNU和Linux的结合创造出一种可接入更多硬件平台（从世界上10款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到手机的内置系统）的操作系统，其兼容性比其他任何一种操作系统都要好。埃里克·雷蒙德写道：“Linux是颠覆性的。谁都不会想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开发者利用业余时间，仅依靠互联网的脆弱联系，竟能奇迹般地创造出一种世界级操作系统。“它不仅成为一种伟大的操作系统，而且成为其他领域共同对等开发的范例，Mozilla的火狐浏览器和维基百科的内容都是以类似方式创建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种软件开发模式。这其中有硬件与操作系统软件牢牢捆绑的苹果模式（麦金塔电脑、iPhone手机和所有i系列产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发出来的，其目的是创造无缝用户体验）；有操作系统不捆绑软件，能让用户拥有更多选择的微软模式；此外还有软件完全不受束缚，任何用户都能动手修改的自由和开源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优势，都能够刺激创新，并且都有一批先知和信徒。但最理想的方式是让这三种模式共存，让开放和封闭、捆绑和不捆绑、专有和自由随意组合。Windows和Mac、UNIX和Linux、iOS和安卓：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竞争，相互激励 --- --- 并相互制约，有效防止了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妨碍创新。
（沃尔特·艾萨克森. 创新者[M]. 中信出版社, 201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