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2ff .section .section .section—body .section—first .section—last} ::: section-divider
:::
:::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第一章------先知和忠实信徒 {#13c4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13c4”}
I960年2月，两位年轻的加州工程师登上飞机，前往费城参加电子技术年会。那时的国际电路大会（International Circuits Conference）还聚焦于无线电研究，但随着电子系统开始进入更广阔的消费、商业和军事设备领域，大会的主题正在悄然改变。
当然，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正在竞选总统。为延续二战后经济繁荣而奋勇向前的加利福尼亚州被视为”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而圣克拉拉郡，早在它变成”硅谷”之前就曾以”悦心之谷（Heart’s Delight）“的美名广为人知。这一雅号还是圣何塞商会在1920 年代想出的宣传口号。1922年，圣克拉拉郡有8000英亩的李子果 园，但到了 1960年，这些果园和当地的养牛牧场都让位给了设计雷同的住宅小区，以接纳一波波涌入谷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斯普特尼号”（Sputnik)的发射成功使美国从安逸自得中霍然惊醒，圣克拉拉谷很快就发展成为重要的航天和科技中心。
虽然身处乐观主义的大气候中，但这两名工程师面对的可不是个好年景。近些年他俩在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似乎前景颇为惨淡。其中一位年轻人休伊特·克瑞恩（Hewitt Crane )主持的是磁性固态电路开发项目，磁计算（magnetic computing)的构想吸引着项目的军方资助者，他们认为今后的战场将逐渐由地面转向太空；而当时采用的体积巨大且性能不可靠的真空电子管将不再适应未来战事的需求。因此他 们正竭力寻找新一代的电子开关，以便将它们塞进飞往月球的火箭推进式飞船的驾驶舱，或是塞进瞄准苏联的弹道导弹的弹头。就在前一年，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飞兆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各自完善了在硅晶圆片上直接蚀刻晶体管的新技 术，使大规模生产变得像影印一样简易。这项技术革新令斯坦福研究所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立时黯然无光。
休·克瑞恩是个求知欲旺盛、想象力丰富的人，也是当时最早进行计算机编程和设计的先锋之一。1940年代末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的时候，他就找了个夜班工作，给IBM公司的选择指令顺序电子计算机（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缩写为 SSEC )编程。 这台足有一个房间大小的计算机曾被安装在IBM位于纽约市麦迪逊大道的办公楼里，从街上即可一眼瞧见，耀武扬威地彰显着公司的高科技派头。它由13000个机械式继电器组成，虽说每秒累死累活只能完成25个指令（今日的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可在一秒内轻松处理超过30亿个指令），但它依然跨越了计算器和现代计算机之间的分 界线。不过它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内存，程序必须经由打孔纸带输人。
后来克瑞恩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参与研究由传奇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设计制造的一台新计算机，他之前在SSEC上练就的手艺此时就派上了用场。冯·诺伊曼为自己这台机器在输入输出数据时的龟速感到十分沮丧，于是说服IBM公司的创始人老汤姆·沃特森（Tom Watson Sr.)捐赠了一台打孔读卡机来加快程序的运行。克瑞恩是为数不多的了解读卡机原理的人之一，因此也被聘来参与这一项目。
在普林斯顿，克瑞恩目睹了世界上最初的人工灯光表演 ------月没参横时分（late at night），他静坐着观看”约翰亚克”（Johniac)计算机那10万个氖管富有节奏地明灭跳动。他很快就学会了通过观察这种催眠似的灯光明灭顺序来识别何种程序正在运行。约翰亚克是最初使用磁芯内存这种新型存储器的新一代计算机之一。存储体上的磁环外形就像小救生圈，每个磁环能存储一个1或者一个0 ------这便是未来20年间掌控计算机世界的主流技术。
1955年约翰亚克项目结束后，克瑞恩挪到几英里以外的萨诺夫实验室（Sarnoff Laboratories）继续研究磁存储技术。他发明了一种奇异的内存名为”多孔仪”（Multi-Aperture Device,缩写是MAD)，仅能存储1比特多一点的信息。克瑞恩开始仔细思考用电线和磁体组装计算机的可能性。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计算机一次只能运行大约1小时，否则某个电子管就会烧坏，因此他产生这个想法也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克瑞恩的磁技术研究因为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通紧急电话而被迫推后。研究所敦请他前往西部给一台新的数据处理器排除故障，这台处理器是研究所的”神童”研究员们专为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设计制造的。1950年，美国银行第一次带着支票处理自动化的需求找到了斯坦福研究所。按照惯例，每天下午两点银行关门， 成千上万的簿记员们随即开始手工处理和更新当天的账目。在二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势头下，美国银行每月都新增23000个账户，旧的支票处理系统早已不堪重负。现在5年过去了，美国银行焦躁不已，怀疑研究所的工程师们是否真能成功地造出一台能自动处理支票的机器。
由于已经参与完成了两大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克瑞恩成了公认的经验老道的专家。他搬到了加州，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几乎日以继夜地跪在地上钻研ERMA亦即会计电子记录器（Electronic Recording Machine Accounting)的电路设计图。
会计电子记录器的工作完成后，克瑞恩开始四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的注意力又转回了磁学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十分有趣，但在斯坦福研究所人人都已清楚地看到，磁计算机的速度始终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数据处理时代的需求。不过，克瑞恩依然对这一智识挑战跃跃欲试；而且他的”多孔仪”也终于被一些商用和军用系统所釆用，其中就有纽约市的地铁系统，这套系统在半个世纪之后竟依然运转无虞。
1960年冬天，克瑞恩的团队正在研究计算机的关键元件之一磁移位寄存器。就在前一年，他曾在一次业界技术会议上提出了”全磁计算机”（all-magnetic computer)的概念。这次克瑞恩准备在费城会议上发布团队的工作成果报告。同行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也是克瑞恩小团队中的一名工程师，主要研究磁存储器和磁计算系统。他俩私交甚好，都是希腊民间舞蹈（Greek folk dancing）的狂热爱好者，在旧金山半岛中部自己的家中还经常组织舞会、翩翩起舞。
不过恩格尔巴特时常给上司克瑞恩的管理出难题。恩格尔巴特是个思想独立、一心追梦的工程师，根本不是容易驾驭的下属。他于1957年加入克瑞恩的团队，尽管心里明白要想挣口饭吃，就得老实干好研究所的项目，但他可是带着自己的小算盘来的------他计划建造能”增进”人类智识的机器。那时这可不是什么人见人爱的点子，就连研究所入职面试的考官都提醒他莫要提起。考官说，如果研究所看出恩格尔巴特的小算盘，那他永远也进不了研究所的大门。
恩格尔巴特始终明白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处农场长大，少年失怙，家徒四壁。很早他就意识到自己可以毫不在乎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交常识。高中时有一天坐在教室 里，他偶然低头看了眼课桌中间的走道，这才震惊地发现自己居然只有一双鞋，就是当时脚上穿的那双破旧的高帮鞋。他看了看同学们脚上擦得锃亮的皮鞋，又发现只有自己的鞋上还沾着牛奶污痕和牛粪。
不过，在1950年代工程师们的书呆子世界里，个性古怪根本不是个事儿。恩格尔巴特很快就成为了斯坦福研究所磁性实验室颇有价值的研究员，他提出了不少创见，有几项成果还获得了专利。 但他实在是太乖僻了，从一开始就难于管束。他有自己的想法，除此以外任何事都不上心。有一次，克瑞恩彻底绝望了，挨个找到研究所的经理们，希望他们能帮着解决恩格尔巴特的问题。可惜大家都没辙，终于有一天，克瑞恩走进大领导的办公室说道：“杰瑞， 咱俩交情不浅。我就说两件事，占用你60秒时间。第一，你得有所抉择了。要么在这小伙子身上押宝，要么就开除他。第二，老实 说，他可是我共事过的最聪明的人。“克瑞恩说完后道了个别，转身扬长而去。
恩格尔巴特还是留了下来。
不仅如此，在工作时，恩格尔巴特对自己的构想始终保持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激情。十几年前，当他在菲律宾苦等二战正式结束时，很幸运地误打误撞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1944年，他作为海军雷达技师接受了培训。1945年8月，恩格尔巴特所在的舰船驶离旧金山码头前往太平洋战区，他正站在甲板上向岸边送行的人群挥手告别。突然之间岸上响起了鸣笛声，天空中焰火绽放，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聚集在甲板上的水手们纷纷转头互相询问是不是每艘离港舰船都能享受这般礼遇。不一会舰上的大喇叭宣布日本投降了------原来那天就是对日战争胜利日 !此前恩格尔巴特一直在投身战场的恐惧中煎熬着，现在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水手们在甲板上狂 喊着：“调头回去！凋头回去！”
38天后，舰船将这些技师们甩到菲律宾的萨马岛（Samar）上。战争结束了，大伙儿都如释重负，但恩格尔巴特还得在这里耗上单调乏味的一年才能回到加州。漫漫长日，他便以观看高空中正在形成的热带云朵为乐。云团顶端沐浴在白光之中，由上而下依次呈现出光谱上的各种颜色，到了底端则变成深紫色。恩格尔巴特经常发现自己停下脚步，脑袋后仰，凝视天空。他还养成广个习惯，每到傍晚便漫步到基地大门前，询问海岸巡逻兵他是否可以出去坐在防波堤上欣赏日落。
在驻扎菲律宾期间，他和另一组水手被改派到萨马岛附近的莱提岛（Laiti）。偶然间，他在岛上土著的高脚楼里发现了红十字会的一间阅览室，这间阅览室由竹子搭建而成，屋顶上铺着茅草。
正是在这间阅览室里，恩格尔巴特找到了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在书架上他发现了一摞杂志，其中一期《生活》（Life)杂志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45年7月号上登载的一篇文章进行了介绍。物理学家万尼瓦·布什在此文中提出要建造一台能记录及搜索大量信息的机器。二战期间，万尼瓦执掌国防部科学研发署，管理着战时的科学和工程亊务。他推测，这些领域的先进技术终能应用于处理数据------那些数据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险些吞没研究员们。
这篇文章以《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 杂志的风格向读者描绘了未来科学家使用的信息工具，但在结尾处布什对自己构想的机器的简要描述令恩格尔巴特大吃一惊。
设想一下未来仅供个人使用的机器，那是机械化的私人档案和图书馆。给这台机器随便取一个名字的话就叫”麦克斯记忆扩展存储器”（Memex)吧。个人用户可以通过麦克斯存储所有的书籍、记录和联络信息，而存储的机械化使用户能够高速灵活地查询信息。麦克斯为用户的大脑记忆提供了广阔而直接的补充。
这种以机器提升人类心智能力的构思让恩格尔巴特肃然起敬。接下来的几天他逮着人就聊自己的读后感。不过他在菲律宾海滩上并非只找到了布什的”麦克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Jame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撰写 的《什么让生命有意义？》（What Make a Life Significan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www.uky.edu/~eushe2/Pajares/jsignificant.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也令他久久难忘，而且对他的影响很可能和”麦克斯”一样重要，激发了这个年轻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执着精神。
一年后，恩格尔巴特回到美国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继续完成因参军而耽搁的学业。他在1948年毕业，获得了电气工程学的学位。离开大学后他应聘到加州山景城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工作。该中心隶属于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缩写为 NACA)，即今日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他在提供技术服务和后台支持的机电部门担任电气工程师，该部门的职责就是维护研究中心那些巨型风洞，或是制造一些专门的电子配件。恩格尔巴特对这份工作实在提不起兴趣，不过他也借此接触到一些前沿技术和各种引人入胜的构想。
恩格尔巴特还是继续当他的书虫，很快他就被斯坦福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深深吸引了。对生性腼腆的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每天下班后他总是在书架之间流连忘返。不过，这可不是结识女友或者与人交际的好办法，一晃数年，他还是个孤单寂寞的单身工程师。
一天，有位同事建议他去跳民间舞蹈，借此认识一些女孩。起初恩格尔巴特拒绝了，他觉得这个建议愚不可及。不过他的朋友坚持己见，最终说服他到帕罗奥多社团中心上了一节中级民间舞蹈课。看到欢快动人的舞蹈场景后，恩格尔巴特便一头扎进舞池，和女士们都跳了个遍。不久之后，他就在某次舞蹈课上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蓓拉德（Ballard）。
订婚使恩格尔巴特陷人了深切的危机感。就在求婚那天，他原本欢天喜地地开车去上班，却突然想到自己对余生的事业竟毫无头绪。他缓缓地靠边停车，仔细思忖了一会儿。
当意识到目前手头工作中没有一件能勉强称得上有意思时，恩格尔巴特被吓得目瞪口呆。他很喜欢同事们，一般说来艾姆斯中心的工作环境也不错，但那儿还是没有什么能激发他的斗志。
那时是1950年12月，恩格尔巴特已年满25周岁。等开车到了研究中心，他发现自己已几乎完成了之前设定的所有生活目标，这让他尴尬不已。“天啊，太荒唐了，我失去目标啦。“他自言自语道。
那天晚上回家后，他开始系统地思考如何找到一种创见，使自己能为这个世界做些重于泰山的贡献。他苦苦思索着那些惯常的济世之法，从悬壶问世到研习社会学和经济学，但都不能引起他的共鸣。接着，在短短一小时内，恩格尔巴特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火花，形成一个大致的愿景，预示了人们将如何解决面前那些复杂而紧急的挑战。他决心要创造某种事物來提升人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这样他就能成为某项事业的奠基人了。
在那一瞬间，恩格尔巴特看到了未来信息时代的完整景象。他似乎看见自己坐在一块布满图标的巨大的电脑屏箱前。（后来，他才想起自己脑海中这块屏幕的图景可能来自他在海军服役时在雷达控制台上的工作经历。）他将创建一个工作站（workstation）来管理任何特定项目所需的各种信息和通信。在他眼前，一行行字母如溪流般在显示器上淙淙流动。尽管此前并无任何类似的机器，但要建造这样一台机器的工艺似乎并不复杂，它可以用杠杆、按钮和开关来操作。恩格尔巴特构思的机器不亚于万尼瓦·布什的”麦克斯”，只不过它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形式出现的。
要想造出这么一台机器，恩格尔巴特觉得自己必须多学点计算机知识了，这又让他想起了自己在菲律宾读到的威廉·詹姆斯那篇文章。他清楚地记得文中说，每个项目都必须迈出第一步。那时对他而言，第一步就是写信申请就读大学的研究生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不过当得知斯坦福大学在计算机领域并无特别拿得出手的课程，而伯克利却有位教授正着手建造一台早期电脑后，他立刻跑去伯克利登记入学了。
研究生时代的恩格尔巴特忙得四脚朝天。三个孩子纷至沓来，而且这位年轻的研究员探索的尽是与气基（gas-based）计算设备有关的深奥晦涩的课题，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后来，他在伯克利作为助理教授教了一年书，但教学花费了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因此他很快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大学教书，那么自己以机器增进人类智识 (Augment vision，以下简称”增智”）的梦想只能是镜花水月。他又找了几家企业的 研究实验室，但没有一个是称心如意的。在工作面试过程中，他找 不到任何一个人能认同他的激情构想。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General Electric Research Labs）曾想签下恩格尔巴特，但他刚一张口提起数字计算时，在他面前立刻竖起 了一座不可逾越的石头墙。
他联系上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那时它还窝在帕罗奥多一家小工厂里，不过已是成功的测试仪器和模拟示波器制造商。在仔细思考了恩格尔巴特的一些技术创见后，惠普的研发总监巴尼·奥利弗（Barney Oliver)认为它们或许能为惠普的产品所用，便将他介绍给了休利特（Hewlett )和帕卡德（Packard)。休利特原先想说服恩格尔巴特来惠普的测试仪器制造部门，不过在和他本人恳谈之后帕卡德建议公司先把恩格尔巴特招进来，如果决定要用他的哪项发明，就向他支付发明的专利使用费。
“在为惠普工作的前半年里你可以自主发布任何东西，不论是你在这6个月里构想出来的还是引进的，都归你所有；但是半年以后，所有的东西就是公司的了。“帕卡德说。
这个主意在恩格尔巴特看来很是公平简单。“成交！“他答道。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那时恩格尔巴特已经准备去惠普工作了------在开车回家时，他猛然想起自己还没有询问惠普的管理者们是否准备进入电子计算机市场。既然惠普是个仪器制造商，他就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将来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他在路边停下车，找了个电话亭，心急火燎地给奥利弗拨了个电话。这次谈话简短且令他失望。
“我想你们是准备进军数字化科技领域的，对吧？（I am assuming you are going to go into digital technology, aren’t you?）”恩格尔巴特问。
惠普的研发总监回答说公司暂无此计划。
“哦，我应该早点发现的，很抱歉耽误你的时间了，“恩格尔巴特垂头丧气地说，“既然如此，恕我不能来你这工作了。”
渐渐地，恩格尔巴特明白只能单枪匹马放手一搏了。他结识了旧金山的一对富人兄弟，兄弟俩的家族在当地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商场。兄弟俩似乎对恩格尔巴特用气体放电元件制造计算机又或是显示器的主意很感兴趣。恩格尔巴特还遇见一个专利律师对他说: “我在心里只为两种人留个好位置，一是教会牧师，二是大学教授。” 律师也说自己有意帮他一把。最终在1956年，恩格尔巴特成立了自己的”数字技术公司”（Digital Techniques)。
可惜这公司也是昙花一现。恩格尔巴特的投资人雇斯坦福研究所做了份技术分析报告，结果报告的论调十分悲观。有一段时间，公司众人迎难而上，极力通过户外电子显示屏等商业方案让公司兴 旺起来。不过恩格尔巴特有天早上睁开眼，觉得自己还是不能放弃打造增智机器的最初理想。他给三个合伙人打了电话，说自己要撤出不干了。这三人赶紧开车到他家，大伙儿围坐在厨房饭桌旁，心情沉重，但还是无法拽恩格尔巴特回头。
他联络上斯坦福大学，想再谋个教职。但斯坦福还没有计算机科学专业，而且依然视计算机为技术支持手段而非专业学科领域。恩格尔巴特收到了一封简短而客气的拒绝信，于是他只好又将求职方向转向研究实验室，希望能有人赏识自己的构想。这就把他带回了斯坦福研究所。一路下来，他得出结论：如果老老实实在研究所做好电气工程的研究课题，也许就能换得几分自由以推进自己的项目。三个月后，他在斯坦福研究所谋得了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
二战硝烟刚刚散去，斯坦福大学就在门洛帕克市早年曾为霍普金斯宅邸（Hopkins estate）的地块上创立了跨学科研究机构 ------斯坦福研究所。在战 时，这块土地被美国陆军占用。军方曾设想万一日本侵入美国本土时，必然有大批受伤将士撤到此处，因此盖了一座医院以备不时之需。直到1950年代中期，斯坦福研究所还蜗居在零零散散的昆赛特棚屋（Quonset hut)和临时建筑里。当时的智囊团是一群青年工程师和博士们，大多还是二十郎当岁，一心想要建功立业或是增长才干。尽管数字系统的新世界已经喷薄欲出，但在模拟计算（analogue computing )和数字计算（digital computing)之间的抉择仍然是热门的争议话题。在美国银行会计电子记录器项目的影响下，斯坦福研究所的科研力量分拨到好几个研究方向，包括计算机逻辑、磁存储和人工智能等。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一个新鲜念头总是让青年研究员们兴奋不已。尽管恩格尔巴特本质上是个独行侠，但他依然在这里茁壮成长，不仅提出不少见解拓展了磁存储领域，还发现了现代微电子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当今世界里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多数事物，皆可直接归功于光刻(photolithography) ------用于制造硅晶片的工业生产过程。经过光照、加热、化学试剂蚀刻等加工步骤，将晶体管、电线、电阻、电容以及集成电路的其他元件蚀刻到一片极薄的硅晶圆片上，通过精确且费力的摞层和蚀刻工艺最终形成了电路系统。尽管集成电路是由德州仪器于1959年初在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进行了首次展示；但几乎在同时，加州山景城的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一组工程师独立研发了硅晶片制造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平面处理（planar）“工艺。飞兆半导体当时还只是飞兆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于1957年投资150万美元创立的一个小型企业。
6年后，飞兆的创始工程师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做了一个妙趣横生的预测。在1965年4月19日发行的《电子学》（Electronics)杂志中，摩尔提出单独一个硅晶片所能容纳的元件数量必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长。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一个晶片只能容纳不超过50个 晶体管。但摩尔预测，到1975年一个晶片上就能容纳65000个晶体管 ------从密度上看这种增长是极其惊人的。媒体抓住这一宣言，将之命名为”摩尔定律” 虽然不管从什么角度理解，它都算不上真正的”定律”。摩尔只不过是对未来崭新的工业生产过程作出基本预见，这一生产过程使得持续成比例缩小电路几何图形的面积成为可能，而这些几何图形正是用于制造现代电子元件的。
在这35年中，摩尔定律的重要性益发明显。时至今日，它已是定义微电子产业的核心法则。运转速度更快、电路更密集的计算机处理器和内存芯片的面世速度像时钟一样精确，至少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都没有出现任何速度放慢的迹象。微电子系统也由此改造了世界。不论是ATM (自动取款机）网络，或是通过电话自动答问并已取代话务员的声音合成器，还是无所不在、改变人们交流和学习方式的个人电脑------在硅晶片的推动下，整个世界的高速变革还在持续。
公众大多将技术革新的基础理念的发现归功于戈登·摩尔，但早在摩尔提出观点的6年前，恩格尔巴特就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对元器件”成比例缩放”（scaling)以及因之产生的运算能力的无尽增长拥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看法也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可惜这些领先时代的预见问世过早，还没来得及启动计算机革命，就遗失在历史长河中。
1959年，固态电子技术（solid-state electronics）问世的消息使斯坦福研究所这样孤立保守的大实验室沸腾了。在休·克瑞恩的领导下，研究员们已经展开了对固态磁计算机的探索。现在人们的兴趣很快转向了硅基集成电路（silicon-based integrated circuits），恩格尔巴特也很好地把握了其中的潜能。在思考硅基集成电路时，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在艾姆斯实验室的工作经历又成了他思索的焦点。艾姆斯研究中心位于旧金山湾西海岸的莫菲特场（Mof-fett Field），围着一 组大大小小的风洞建造而成。航空工程师们制作出飞机机翼的小型模型，甚而造出整个飞机模型，以此探究不同的设计在模拟的真实情况下会有怎样的性能表现。然后他们再将模型成比例放大而制成正常大小的飞行器。
对斯坦福研究所另一个实验室的偶然拜访也影响了恩格尔巴特的思索。那个实验室就在他工作的磁性研究组的走廊另一头。在那儿，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伯乐。
查理·罗森（Charlie Rosen )和恩格尔巴特大约同时进入斯坦福 研究所。罗森生长于加拿大，二战时在一家工厂上班，这家工厂艰苦卓绝地生产着名为”地狱俯冲者（Hellfire）“的俯冲轰炸机。作为一个无线电和导航电子学专家，虽然不用上前线堵枪眼，但他也时常怀疑自己能否捱到战争结束。罗森经常得在飞机首航中在机上检测电子系统的运行。这些飞机由法裔加拿大农民亲手组装，它们从装配线上下来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罗森总是感觉某架飞机的首航便是他个人最后一次冲上云宵。
不过赖幸运之神庇佑，罗森终于熬过了二战。后来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学和物理学，最后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市 (Syracuse )的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当了一名计算机设计师。这份工作着实不错，如果不是1956年全家穿越美国国土的长途旅行，他很可能会在那儿度过整个职业生涯。那时罗森一家人朝着西海岸一路疾驰，穿过内华达山脉奔向旧金山，然后沿着太平洋海岸线继续向南。在他看来，加州好似人间仙境，于是他下定决心离开纽约州北部的冰雪地带，远远躲开那刺骨的寒冬。
一年后，他收到了IBM、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和斯坦福研究所的工作邀约。IBM和洛克希德都想请他管理制造集成电 路的前沿项目，而斯坦福研究所则提出他可以搞任何自己喜欢的项目------这实在是无法拒绝。
刚到研究所不久，罗森就创立了应用物理实验室，同时探索好几个课题，包括新涌现的固态物理学（solid-state physics）------该学科正是发展同样新颖 的微电子学的希望所在。除了身怀高超的科研技能，罗森还精通筹款之道。他是斯坦福研究所史上第一个定期前往华盛顿向政府机构兜售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没过几天，蒙他所赐，实验室就从美国陆军通信团（Army Signal
Corps）、国家安全局（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海军研究局（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和罗姆航空研发中心（the Rome Air Development Center）那里接下了许多军事研究合同。
一天，有个不同寻常的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肯·舒德兹（Ken Shoulder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R._Shoulder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是个自学成才的科学天才，深得罗森爱惜。日后罗森对别 人说，在早年干这行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够聪明就行。这也是对舒德兹本人最贴切的描绘 ------他脑子里的疯狂念头层出不穷，而这些念头涌现的速度也着实令人惊骇。在进斯坦福研究所之前，舒德兹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技术员。他来了研究所一段时间后，私下里大家搞了个投票，推选他为所里最有可能捣鼓出永动机的研究员。
1958年，在集成电路发明的前一年，舒德兹就告诉罗森他觉得自己能造出一种新型电子仪器------它由钼和氧化铝两种物质构成，只在真空状态下运行。舒德兹也是到西部来的追梦者，他计划采用后来业界通用的半导体工艺流程来制造用作微型开关的真空三极管。舒德兹的目标是造出不超过一微米大小的真空三极管，并通过用电子束在特殊材料上蚀刻出电路图的方式一次性制成数百万个三极管。
罗森在电子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虽然当时还没有现成方法或类似工艺来生产计算机晶片，也没有人用抗蚀剂或者酸液来蚀刻电路，但当他倾听舒德兹描述自己的理想时，罗森还是认定这一想法并不全是异想天开。罗森找到自己的老板杰瑞·诺尔（Jerry Noe），不过杰瑞告诉他，所有和舒德兹谈过这一想法的其他人都认定舒德兹必然是疯人疯语。
“査理，如果想让他干这事，你就得自己帮他筹款。“诺亚说道。
于是罗森飞往东部去拜会海军研究局，从他们那儿拿到了25000美元给舒德兹启动项目。慢慢地，罗森又为舒德兹申请到了其他政府机构的资助。
恩格尔巴特和罗森在前一年恩格尔巴特被斯坦福研究所聘用时就已碰过面。当然了，恩格尔巴特还是一见如故地告诉了罗森他的梦想建造一台像万尼瓦·布什的”麦克斯”那样能查找和检索信息的机器。罗森觉得这点子很有意思，但却没往深了想。不过他确实折服于恩格尔巴特的倔强和决心。他俩偶尔会在咖啡机旁讨论些学术问题。罗森认为，恩格尔巴特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有条理，有时甚至过于按部就班了。
舒德兹开始动手研制自己的机器后不久，有一天恩格尔巴特遛弯走进了应用物理实验室。他对舒德兹的构想的第一反应是：这玩意儿太遥不可及了。不过稍后他开始思考由这台机器产生的问题，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一概念，思忖着成比例缩小平面电路面积------把电路朝小人国维度的方向继续缩小。这就像把一支望远镜翻转过来当成显微镜来用。在他还是航空工程师的年月里，他很熟悉像雷诺数 (Reynolds Number)这样的恒量。有了雷诺数，工程师就可以预测飞机机翼随着体积大小变化会有怎样的性能表现。恩格尔巴特想到，微电子元件也可能呈现出相同的特质。
他写了份篇幅短小的论文，概述了自己的构想，并在同事间进行了传阅。罗森读毕十分欣赏这篇论文，之后去华盛顿时就随身带着它。到了国防部，在和空军科研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谈话时，那位官员出人意料地问罗森：“你认识道格·恩格尔巴特吗？”
“当然啦，他就在我隔壁的实验室工作。“罗森惊讶地答道。
“哦，他写了篇相当不错的论文。你干嘛不带他来这见见我呢？” 这位国防部官员说。
罗森刚回到门洛帕克不久，恩格尔巴特就拿到了首笔25000美元的研究基金，这使他终于可以认真地实践成比例缩放元器件的想法。1959年5月，他和休·克瑞恩一起前往奥斯汀（Austin），在无线电工程师学会的小组会议上讨论自己的一些想法。
当时，缩小电路面积（shrinking circuitry）的思路在业界已经蔚然成风。那年夏天，恩格尔巴特读到了一篇于1959年6月3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届军用电子学全国大会（third national convention on military electronics）上发表的论文，此文与他自己的构想不谋而合。在这篇题为《缩小巨型电脑体积以迎接外太空时代》（Shrinking the Giant Brains for the Space Age )的论文中，美国博世爱玛公司（American Bosch ARMA Corporation）爱玛分部导弹制导部门（Missile Guidance Department of the ARMA）的杰克• .斯托勒（Jack J. Staller)在文章开头便写道：“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将占满一屋子的数字计算设备缩小到手提箱的大小，然后是鞋盒的大小，最后一直缩小到能轻而易举置于手心之上。（The problem is to compress a room full of digital computation equipment into the size of a suitcase, then a shoe box, and finally small enough to hold in the palm of the hand.）”文章末尾乐观地总结道：“时下呼之欲出的正是固态电路（即在单独一小片固态晶圆片上生长出一整个电路系统）和分子覆膜技 术------将百万分之一英寸厚度的膜片和同等宽度的半导体层层摞起，以组成只有数立方英寸大小的完整零件或者整台计算机。（Forming on the horizon are solid state circuits or the growing of the whole circuit on a single small solid-state wafer and molecular film techniques where films millionths of an inch thick and equally narrow conductors are built up layer over layer to form whole sections or perhaps complete computers in fractions of cubic inches.）”
那年10月，恩格尔巴特写了一篇更正式的论文预备于第二年在费城举行的国际电路大会（International Circuits Conference）上发表。同月，他将论文摘要寄给了都铎·芬奇（Tudor Finch) ------新泽西州莫雷山贝尔实验室（Bell Labs in Murray Hill, New Jersey）的一位主管，同时也是1960年固态电路大会（1960 Solid 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项目委员会的主席。
恩格尔巴特在说明信中特意写道，他并不是直接研究计算机小型化的课题，不过他的思路深受自己在磁逻辑（magnetic logic)领域进行的基础研究的影响。恩格尔巴特十分谨慎地补充道，自己并不适合判断这篇文章所含信息的价值。但他也提到，那年5月自己在奥斯汀提出相同的理念后，并未给众人留下”老生常谈”的印象。
11月，恩格尔巴特又给芬奇寄去一封后续的信。这封短信转述了委员会另一名成员的意见。那位委员告诉恩格尔巴特，普通的参会人员可能很难理解他的标题”微电子学及相似论”(Microelectronics, and the Art of Similitude)。
“我想大概是’相似论’这个词惹来的麻烦。因此我主动提出用’微电子学以及维度分析技术’来替代旧标题。新标题虽然不够准确但也许更易于理解…我希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I assume that it is the word ‘similitude’ that makes the trouble, and so I offer the following substitution as a slightly less exact but perhaps more serviceable title: ‘Microelectronics, and the Art of Dimensional
Analysis.’… I hope that this serves to clear up the problem）“恩格尔巴特写道。
这便是道格·恩格尔巴特的真实个性：平易克制、彬彬有礼但坚持不懈。3天后，芬奇回了封简短的信，让恩格尔巴特不用担心，继续用前一个标题即可。
这次会议于1960年2月10日至12日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喜来登酒店举行。恩格尔巴特思索着怎样才能以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让到场的研究者们理解将元器件缩小到微观维度的理念。他决定讲个小故事来引导听众。
“假设这幢楼和这个房间突然朝各个方向都扩大了十倍，你们会注意到什么？（Suppose this building and this room were suddenly ten times bigger in
every direction. Would you notice?）”他问道，“讲台上这个人也变成了原来的十倍高，但他同时也站到了原来距离的十倍以外，所以你眼前的景象并未有任何改变，对吧？（This guy’s ten times taller. But he’s ten times farther away, so your visual field wouldn’t change at all, would it?）”
恩格尔巴特停顿了一下，让听众静静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
“咦，稍等，现在你比原来增重了多少呢？“他继续问，“你的体重是原来的一千倍！那你比原来强壮了多少呢？”
听众鸦雀无声。
“呃，不过这也取决于人体骨架和肌肉的横断面积，所以你的强壮程度只是原先的一百倍，“恩格尔巴特接着说，“现在问题来了！本来你好好坐着，可你的身体骤然重了十倍。如果原先你的体重是150 磅，那现在就变成了1500磅，不过你坐的椅子可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十倍重量。嘭！（椅子塌了）”
接下来恩格尔巴特把话题转向微电子元件。他向听众解释道，随着元器件体积不断缩小，终有一天需要用到分子工程技术，那么晶片设计师们在思索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同样的限制条件。
演讲结束后，恩格尔巴特收获了听众们长时间的鼓掌喝彩。
在回程航班上，克瑞恩兴奋的心情难以平复。他告诉恩格尔巴 特，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俩是如此幸运，能于这一历史时刻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与此前只知闷头发表论文的学者不同，他俩所处的位置使他俩能够有所创造、付诸实践并观测结果。
恩格尔巴特同意克瑞恩的意见，但是他的心思早已冲到更远的前端。元器件成比例缩小的探索最能让他卸下心头重负。现在他知道了自己此前提出的想法并不像他人所想的那样疯狂。1950年12月让他在路上急停车的构想，亦即增进人类智识的构想，最终都将成为现实。
恩格尔巴特已确信未来世界必将有充足的计算机运算能力，不仅能为他个人更可为世人所用。他还意识到随着元器件大小的改变，其基本性能也将发生变化，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线性变化。即将到来的变革必然是剧烈而摧枯拉朽的，变革来临的速度也将越来越迅疾。道格·恩格尔巴特的思维并未止步于计算机领域，他还想到了当人类和新技术实现无缝结合时必须具备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体制、组织机构、技能和知识等等。恩格尔巴特是第一个预见所有这一切的人。因此在费城时他对听众说：“看哪，无尽的惊奇在远方等候着我们。”
1960年代肇始，美国人还未登上月球，美国还没有深陷东南亚 的战乱泥沼，民权、言论自由和反战运动也尚未形成。那时美国已然铸就了经济腾飞的神话，但在1950年代物质主义泛滥的同质化社会的压迫下，仍有一小部分公民感到自由的空气日益稀薄，几近窒息。在世人尽着灰色法兰域西装（the grey flannel suit)的世界里，人们开始寻找出路。正当恩格尔巴特在计算机技术和成比例缩放原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增智理念时，另有一些人在其他领域展开了拓展人类心智力量的类似探索。
在法国，二战促使人们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因而诞生了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而在美国，人们也同样在探究宗教、唯灵论（spiritualism )和神秘主义（mysticism )，以此追寻对生命的理解。
麦伦·斯托勒罗夫（Myron Stolaroff{.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yron_Stolaroff”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1920和1930年代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市（Roswell)一户犹太人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斯托勒罗夫家还算是当地望族。从高中和从当地军事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时，他都是班上第一名。在斯坦福大学，为表彰他的优异成绩，法伊·贝塔·卡帕荣誉学会（Plii Beta Kappa)和美国工程荣誉协会（Tau Beta Pi)都授予了他金钥匙。当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趾高气扬回到母校显摆他们的第一台商用振荡器（commercial oscillator）时，麦伦还是个在校大学生。二战快结束时，他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并且成了亚历山大·M·波尼亚托夫（Alexander M. Poniatoff)在加州贝尔荣特市（Belmont)创办的一家电动机小公司的首名雇员。
起初斯托勒罗夫只是一名设计工程师，之后他协助波尼亚托夫造出了第一个盘式磁带录音机（magnetic reel-to-reel tape recorder）的原型机，波尼亚托夫又以此创办了安培电气和制造公司（Ampex Electric and Manufacturing）。“安培”一词（Ampex)由波尼亚托夫姓名的首字母缩写（AMP)以及代表”杰出”（excellence)的”ex”组合而成。为了给自家的高品质电动机寻找新的应用前景，波尼亚托夫将公司设在了圣卡洛斯市（San Carlos)。现在安培公司已不再是硅谷高新技术公司的一员了，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还得归功于贯穿了硅谷核心地带的101高速公路上那异常醒目的公司商标。但是安培公司和惠普公司一样，都是硅谷世系中重要的一环，迄今还有许多堪称先驱者的工程师们深情怀想着安培公司昔日的荣光。
磁带录音在二战末期传人美国。那时有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在法兰克福无线电台发现了德产录音机，便寄了两台回国，以便在家里仔细检视。第二年，他在无线电工程师学会旧金山分会展示了这两台录音机。波尼亚托夫听闻此事后，立刻带领安培公司转向研发生产磁带录音机。在惯于浅吟低唱的歌王平·克劳斯贝（Bing Crasby)选择用录音机来录制自己的广播节目后，安培公司的生意便蒸蒸日上，最后甚至成为广播业和唱片业的行业标杆。
斯托勒罗夫的职业生涯随着磁带录音业一道扶摇而上。他很快地从一个设计工程师转为应用工程师，又升为仪器制造销售总监，最后成为总裁长期规划助理。虽然是工程师出身，但斯托勒罗夫骨子里是位人本主义者（humanisty），还有 一些追梦者的特质。他很早便获得了波尼业托夫的信任。安培公司的这位创始人很清楚斯托勒罗夫不是那种会与他争夺首席执行官宝座的人。斯托勒罗夫还擅于分析，总能稍稍抽身事外，从不同的视角对公司的战略提出意见。
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一个在基督教徒占大多数的社区里没有 严格恪守教条的犹太人，斯托勒罗夫在个人精神生活中总有某种失落感。有一天，他接到同在安培工作的工程师好友的电话。两人素日交好，时常一起谈论超出工程公司普通同事交往范畴的话题。这通电话将彻底地改变斯托勒罗夫的生活，并在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 的形成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最终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
当然了，这份巨大影响力在当时尚不为人知，那位工程师好友只是邀请斯托勒罗夫去听斯坦福大学商法教授哈里·拉斯本（Harry Rathbu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Rathbu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一个讲座。拉斯本是位魅力超凡、极受欢迎的教师，他讲课的教室总是人满为患，讲课的主题则包括了个人道德和价值观等内容。
拉斯本的讲座在南帕罗奥多一家小图书馆里举行，斯托勒罗夫被这次讲座深深打动了。这位法学教授在那晚讲座中提出了像”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去往何处？“这样的问题。这可都是触及生命本质的终极问题。斯托勒罗夫仿若醍醐灌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竟如此空洞。拉斯本给出的问题和答案无不令他心醉神迷。
这是拉斯本1950年代早期在帕罗奥多接连五场讲座的第一场。又参加了随后几场讲座后，斯托勒罗夫对拉斯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着迷。人类可以获得自己尚未开发的巨大潜能------这一看法让他激动不已。
但在最后一次讲座上，拉斯本挖好的陷阱彻底激怒了斯托勒罗夫。
原来，在1935年与夫人艾米丽哑（Emilia）一起参加了由退休的加拿大富人亨利·B·沙曼（Henry B.Sharman)主持的一次野外静修后，拉斯本的人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沙曼曾写过一本《耶稣即导师》 (Jesus as Teacher)的书，细致探讨了与新约全书有关的史料。回到斯坦福后，拉斯本夫妇开始在自己家中召集斯坦福学生组成学习小组， 研习上帝的训导。这种讲习后来拓展为长达两周的静修活动，地点在斯坦福校园西南四十英里以外的深山中，靠近昏昏欲睡的海边小城圣克鲁兹。这种静修活动就是后来知名的”红杉研讨会”（Sequoia Seminar)，并最终在1970年代促生了一系列狂热小团体（包括”主动创造基金会[Creative Initiative Foundation]”、“超越战争[Beyond War]“和”妇女携手为下一代改造地球[Women to Women Building the Earth for the Children’s Sake]“等组织），它们吸引了主要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的一大批追随者。许多投身前来的人们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个人财物，将身心全部奉献给了这些组织。
早在1970年代以前，红杉研讨会对麦伦·斯托勒罗夫（Myron Stolaroff）的影响虽说较少为人所知，但却更加深刻长远。尽管斯托勒罗夫被哈里·拉斯本试图将他引向基督教信仰的诡计激怒了，但他还是对拉斯本的想法十分入迷。第二年，他决定暂且撇开自己反基督教的偏见，放下对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所受不公待遇（这些都是世人假托基督的名义所造之孽）的关切，继续参加拉斯本夫妇组织的一系列研讨活动。
在研讨会上，斯托勒罗夫皈依了基督教。研讨会结束之后，他感到自己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对他人的真爱，他成了耶稣”福音之力量”的信仰者。于是，斯托勒罗夫认定自己余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忠诚地奉行上帝的意旨。
正是在拉斯本组织的静修活动中，斯托勒罗夫这位犹太工程师经历了第一次通灵体验，不过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一晚，他躺在研讨组聚会小屋的地板上沉思着，视线穿过玻璃天窗，望向月光照耀的一片红杉树林，耳畔回响着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chants)。这时他突然感到痛彻心肺，但心中立时充满了喜乐。他认为这次体验足以证明上帝曾经抚碰过他，这一刻令他坚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
在一次红杉研讨会上，斯托勒罗夫初次遇见了拉斯本的一个密友，名叫杰拉尔德·赫德（Gerald Heard)。赫德是一位爱尔兰裔英国作家，早年在英国剑桥和牛津的象牙塔里研究学术。1930年代，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与《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同一时间移居洛杉肌。在加州，赫德成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创作了题材广泛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探讨精神世界的散文，也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赫德也渐渐声名鹊起。正是他向赫胥黎传播介绍了东方传统思想。他曾在红杉研讨会的某次静修中组织了一次主题宽泛的讨论组活动。之后，当时还在安培公司主管仪器制造销售的斯托勒罗夫便时常在出差去洛杉肌时拜访赫德位于太平洋峭壁（Pacific Palisades)地区的家。
1956年的某次拜访中，赫德对斯托勒罗夫热忱地谈起了一种叫 “LSD”的新药。此事令年轻的工程师骇异不已，斯托勒罗夫不能理解为何一位世界知名的神秘主义者还需要服用致幻药物。不过赫德对此热情不减，他告诉斯托勒罗夫有位高人偶尔会从加拿大来此，并现场指导他和阿道司·赫胥黎服用此药物。
艾尔·哈伯德（Al Hubbard)持有两本护照，与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有着缠夹不清的暗中联系。他无疑是美国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最为传奇的人物之一。对哈伯德的生平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描述， 但对他早年生活最精彩的总结出现在杰伊•史蒂文斯（Jay Stevens)的《风暴天堂------LSD与美国梦》（Storming Heaven: LSD and the American Dream{.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archive.org/details/StormingHeavenLSDAndTheAmericanDreamByJaySteven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 一书中。哈伯德出生在肯塔基州，1919年他在西雅图公开露面，宣称自己发明了永动机。稍后，有传言说他用船只运送军事物资沿西海岸北上，这些物资随后经陆路穿越加拿大，再继续船运前往英国。还有人暗示哈伯德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维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并通过黑市买卖向曼哈顿计划提供了铀。即使当斯托勒罗夫熟识哈伯德后，他也不知道这些传言有几分为真。但很快他就中了哈伯德的魔咒，将哈伯德视为法力无边、雄辩有力的人物。
关于LSD如何进入美国社会的最广为流传的一些说法大多强调了作家肯·克西和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作 用，但哈伯德也是LSD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而且他还引导硅谷数名敢为天下先的工程师服食了致幻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哈伯特为何如此富有魅力。1950年代初期，哈伯德还在担任加拿大铀矿公司总裁，那时他参加了温哥华大学的墨斯卡灵（mescaline)服食 实验，由此知晓了致幻药物。1955年他发现了LSD，并在1950年代将它引介给了赫胥黎、赫德以及其他1000余人。哈伯德将LSD介绍 给斯托勒罗夫，也就间接介绍给了从拉斯本的红杉研讨会分裂出来自立门户的一小组工程师。
从赫德那里初次听说哈伯德之后，斯托勒罗夫就把他抛诸脑后，直至亚历山大·波尼亚托夫有次说起，他曾在加拿大遇见一位非凡人物声称自己能靠LSD治愈包括酗酒在内的多种疾病，斯托勒罗夫才又想起此人。两度听闻哈伯德的轶事使斯托勒罗夫坐下来给哈伯德写了封长信，娓娓敘述了自己在红杉研讨会的精神探索历程以及对 LSD的深厚兴趣。不久之后，哈伯德给斯托勒罗夫打了个电话，稍后还拜访了他在安培公司的办公室。这次会面使斯托勒罗夫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终也将他拽离原有的社会地位------受人 尊敬的工程师和企业规划师。
哈伯德身材矮小、体型敦实，永远满面笑容，他心思敏锐，既会读心亦能洞识他人的弱点。正是他引领着斯托勒罗夫踏上了狂野未知的旅程。在访问安培公司位于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那天，哈伯德带着斯托勒罗夫到了自己和妻子以及另一位旅伴落脚的汽车旅馆。在那里，哈伯德先让斯托勒罗夫服下一片梅太德林（Methedrine), 然后让他吸入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即人们所知的麦杜那混合气（Meduna’s mixture)或碳合气(Carbogen)。碳合气能引起温和的迷幻体验，而且很快便会消失。1960年代，人们常用碳合气作为 致幻疗法（psychedelic therapy)的前导，让服食者大致体验一下服用致幻剂的感受。斯托勒罗夫深吸几口气，瞬间便被抛入无限喜乐的神奇境界，这份体验还在梅太德林的效用下延长了。斯托勒罗夫由此确定自己想尝试一下LSD。
1956年4月，在温哥华的哈伯德寓所中，斯托勒罗夫服用了LSD。哈伯德早就和加拿大天主教会建立了联系，赢得了教会对他的 LSD实验的支持。因此，斯托勒罗夫此行甚至得到了当地教区大主教的祝福。大主教不仅赐福于斯托勒罗夫，还应许在第二天午间弥撒上为他祷告，而那时斯托勒罗夫已经踏上旅途了。
斯托勒罗夫首次接触LSD时服用了山德士制药公司生产的66微克LSD，这家瑞士公司当时是生产这一化学品的业界翘楚。哈伯德和妻子丽塔（Rita)以及另一位男士担任斯托勒罗夫服药体验的向导。这次体验引发了斯托勒罗夫的身心巨震。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而且他还感到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潜意识深处。
回到加州后，斯托勒罗夫已然是一个狂热信徒------LSD成了他新的信仰。他认定自己在加拿大服用LSD所获得的体验便是世上所有问题的答案。在他看来，LSD为社会提供了能促进人类发展的一套崭新的强大工具。和恩格尔巴特一样，斯托勒罗夫也踏上了他自己的增进人类智识的征程。
那时斯托勒罗夫已成为红杉研讨会组委会的一员，于是他的第 一批受众便是他在研讨会的密友们。斯托勒罗夫向他们引介了 LSD, 并集合了五名工程师朋友和他们的妻子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小 组。小组成员包括安培公司的青年工程师唐·艾伦（Don Allen)、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学教授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以及其他来自惠普公司和斯坦福研究所的工程师。这个研究组虽然不为人知，却成为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端；早在LSD泛滥美国大学校园并成为标准娱乐用药的10年之前，这个研究组就已将少数技术专家们抛入了致幻剂的世界。
不过研究组并非一心钻研药物，它逐渐演变为一个主题广泛的论坛，探讨哲学和生命的各种话题。在晚间聚会上，他们会谈论人类能获得关于宇宙和生命的何种知识，以及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他们还提出像前世这样的话题，讨论这一现象是否存在、是否可被人们探究。研究组每周一晚上在某一成员家中聚会，有一人在其他人的辅助下服食LSD。到了下周一聚会时，上次服食LSD的人就会向其他人描述他的体验，接着再下一周时，又会有另一人尝试体验 LSD。
斯托勒罗夫也曾邀请哈伯德来参加自己的研究组活动。这位两眼放光、表情天真的加拿大布道师隐隐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仿佛是个政府特工。他惊人的个人魅力以及略显脆弱的内心很快就使听众为之倾倒。哈伯德感情充沛，在描述某些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时，他的眼里还不时泛起泪光。
听了其他工程师服食LSD的体验后，这种熟悉的感触让斯托勒罗夫坚信自己已经真正了解这种药物，因此也越来越怀疑自己读到 的一些医学报告 ------这些报告指出LSD的副作用包括幻觉、妄想以及其他一些精神错乱症状。斯托勒罗夫认定，在服用LSD后人的心智会异常敏锐清晰，新颖念头层出不穷。受此启发，他想到如果 LSD能作用于安培公司的产品设计人员，那它就会成为提升公司业绩的灵丹妙药。这一想法引导着斯托勒罗夫踏上了更为奇特的探索历程，他开始深信致幻剂能激活工程师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源泉。不 过，即使在LSD席卷美国之前，这一见解也颇具争议性。时至今日，LSD的争议性丝毫未减；争辩双方仍旧怒不可遏，争论着使用化学物质来提升人类创造力到底是否可行。在研究致幻剂药效的科学家当中，最有名望的当属凯利·穆里斯（Kerry Mullis）；他在1993年因发现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聚合酶链式反应如今已是生化科学领域的关键基础技术。服食致幻剂之所以让人疑虑重重，也许是因为服食者可能会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 ------虽说在 LSD服食试验的头几年有不少关于其积极效果的、颇有意思的证据， 但也确有服食者患上精神疾病的事例存在。
斯托勒罗夫抛开那些持批评意见的报告，自信满满地认为在熟练运用致幻剂的哈伯德的协助下，他可以避免所有的消极作用。当时，他已经成为安培公司负责长期规划的总裁助理以及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向公司髙层提出了以LSD促进研发的计划，但是提案立刻被打了回来。斯托勒罗夫争辩说自己和哈伯德服食LSD的经验足以证明这个计划具有充分的商业价值，但是拿公司最宝贵人才的大脑当试验品瞎胡闹------管理委员会可开不起这个玩笑。
不过，斯托勒罗夫并未就此止步。在得知公司不愿批准他的实验后，他还是坚持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召集了8名安培工程师作为实验对象。在哈伯德和一名医师朋友的协助下，他们开车前往内华达山里的一座小木屋，并指导工程师们按量服用LSD。不幸的是，其 中一名工程师鲍勃·萨科曼（Bob Sackman)服药后的不良反应令斯托勒罗夫将LSD作为前所未有之创新工具的构想付诸东流。
萨科曼后来创立了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硅谷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也是创建太阳计算机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主要力量。当时萨科曼对LSD体验没有做好准备，他”被吓得屁滚尿流”。这事也把安培公司的董事们吓得心惊肉跳。反正早已富得流油，于是斯托勒罗夫便在1961年以优雅的姿态同意离开公司，独力开展研究活动。他在门洛帕克市一条安静的小巷里设立了名头颇响 亮的”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y)，资金大多来自他本人的财产。起初，基金会向参加LSD服 食和创造力提升实验的受试者每人收取500美元。在其后4年间，它引导了 350余人接受了他们生平第一次致幻剂体验，这些人当中就有圣克拉拉谷某些最杰出的工程师。
在旧金山半岛中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是田园牧歌般的时代。当地社区的居民大多是斯坦福大学、新兴电子产业以及像洛克希德这样的大型军方合同承包商的雇员。凯普勒开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以北两公里的国王大道上的书店，则成了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各式知识分子心中的灯塔。
斯坦福西北部小镇伍得赛德是个林木葱郁的睡城，也是更早一批在加州淘金热中飞黄腾达的旧金山富贵阶层的休养之处。那时，硅谷科技巨擘们还没来得及占据红杉林中的豪宅和地产。
在半岛的犄角旮旯处深藏着一个波西米亚小社群，包括佩里街 (Perry Une)作家社团 --- --- 他们栖身于斯坦福高尔夫球场附近一组乡 土气的小木屋中。有些房子只是小村舍，面积不到400平方英尺。虽然1963年部分小屋被开发商强行拆除了，但在1950年代，有许多 年它一直是半岛中部知识分子们地下活动的中心场所，是各式艺术家、作家、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游手好闲者的精神家园。佩里街和周边几个社区一度被称为”罪恶之谷”。追根溯源，这个社区的源头还在早年的斯坦福大学。
佩里街的斯坦福校友中有一位激进的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仑 (Thorstein Veble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orstein_Veble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他就是《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作者。该书对美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在 19和20世纪之交，凡勃仑在斯坦福只教了3年书，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有一次教工茶会，这位经济学家携一名妙龄女郎到 会，于是茶会主持人小心翼翼地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小姐是凡勃仑教 授的”千金”。
凡勃仑简洁有力地插话道：“夫人，她可不是我女儿！ “这让茶会主持人狼狈不堪。
这样的波西米亚传统持续了足有半个世纪。1959年，一个名叫维克·洛弗尔（Vic Lovell)的斯坦福研究生说服年轻的作家同学肯·克西参加在门洛帕克的荣军医院进行的一系列致幻剂实验。洛弗尔后来成为帕罗奥多自由大学（Palo Alto Free University)的首位协调策划人，而克西则通过一系列嗨翻天的”试药聚会”向大众介绍了LSD。克西的试药聚会也可看做是1969年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登上全国舞台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前奏。那时还有个看似前景黯淡的乐队，最初名叫”巫师”，后改名为”感恩而死”。不过在”感恩而死”成为试药聚会的驻场乐队的数年之前，佩里街就已消失在推土机的大铲子下了。
不过在1960年代早期，反主流文化还只是在佩里街沸腾外溢。同一时期，深受反主流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左派运动正在崛起。1950年代，斯坦福周边的异见政治群体只能在地下活动。有个跨国企业 高管在帕罗奥多的家中秘密举行共产党组织的集会。有些党员甚至就住在佩里街，但是对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的恐惧使这一政治活动一直保持地下状态。果不其然，有位住在佩里街的斯坦福 教授后来被发现竟然是联邦调查局（FBI)的线人。
在海湾对面的伯克利，运动已经出现了更尖锐、更政治化且更具对抗性的转折。自从依据1862年土地拨赠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确立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 )制度后，加州大学不时爆发针对这种强制兵役制度的抗议活动。1868年州组织法（The State Organic Act)更是将预备役军官训练定为正式的法律条款。1956 年年底，随着”自愿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Voluntary ROTC）“学生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力量的诉求发生了变化，转而呼吁对强制预备役制度进行公决。这也为8年后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中如火燎原的紧张对峙埋下了伏笔。1956年，上述学生委员会的主席汉克·迪·苏维洛（Hankdi Suvero)试图在校内，发传单，却被教导主任给拦了下来。教导主任起初说这些学生”在校园里乱扔废纸，徒增清洁工的负担（litter the campus and burden the janitorial staff）“，后来又 宣称校内主要组织”学生联合会”不赞同这种行为。最终，当军方在 校内课堂上大肆分发支持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小册子时，这些反对强制预备役的传单只能在校外默默流传。
这一争端在其后的一次男生公投中得到解决，反对强制预备役的意见以1591票对715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胜利。不过强制预备役的问题又被另一件事搞复杂了------当时预备役的军事训练与”忠诚宣誓”捆绑在一起，大学新生如果不签署忠诚誓言，就不得进人大学就读。行政部门将学生公投的结果上报给校务委员会，但直到1959 年秋季此事一直无人问津。如果不是一个十分较真的年轻新生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 )的到来，此事估计会永远石沉大海了。
1958年夏末，还是个高中生的弗雷德·摩尔跳上自己那辆德国 NSU公司生产的摩托车，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家中呼啸离去。摩尔一家是地道的美国人。老弗雷德·摩尔是个喜欢玩赛车的军官，两年前刚开着自己的阿斯顿·希利跑车（Austin- Healey）在一次全国赛事上拿了个奖。小弗雷德的哥哥基思（Keith）为人诚实正直，在大学读了一年以后返家度假， 将来准备当一名电气工程师。家里还有个比弗雷德小六岁的妹妹佩琪（Peggy）。两兄弟热衷于在周末陪父亲参加赛车远征活动，给父亲当汽车维修队员。
弗雷德又瘦又小，但等他披挂好一身摩托车行头，他看起来与《野性骑手》（The Wild One)中的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 ) 便略有几分相似。这也多少预示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他虽然在中产家庭长大，却总像个局外人，怀有深刻而不可动摇的信念。
弗雷德离家出走的那天早上，父亲在家里发现他留下的一份简短便笺，写在以蜡封缄的一张朴素信纸上。上面写着：
亲爱的妈妈、爸爸、基思、佩琪、友人们和敌人们，
我已踏上旅途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我爱你们所有人。
小弗雷德·（拉里）·摩尔字
第二天，弗雷德还是没回来，父亲几乎要气疯了。他向警察报了案，于是警方发布了寻找这位16岁出走少年的全境通告。但是弗雷德和他的摩托车依然无影无踪。
他父亲在报警电话笔记中写道：
深棕色眼睛 棕色头发 粉红面颊 小鼻子
上排两颗前牙破损
身高约5英尺7英寸，体重约120至135磅之间
腰围28英寸
身穿男士小号尺寸衬衣 男士衬衣尺寸约为36码
随身携椋色皮革小包
小型绿色帐篷
黄色雨衣
深棕色西服套装
黑色鞋子 --- --- 网球鞋
两条灰色宽松长裤 --- --- 旧的卡其裤
亮蓝色丁恤
未携带保暖衣物或夹克衫 --- ---
NSU摩托车 --- --- 新换后轮，挂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车牌
后来的搜查也无果而终，弗吉尼亚瞥察找不到任何线索。
没想到，和离开时一样，弗雷德又戏剧性地回来了。一周后的周日晚上，弗雷德的哥哥听到门外车道上传来了熟悉的摩托车二冲程发动机的颤抖轰鸣声。
弗雷德的父亲怒气冲天。他到底上哪儿了？为什么他不告诉任何人他在干什么？在家人的诘问下，弗雷德不情愿地说出自己将摩托车藏在附近高速公路旁的草丛里，然后搭便车到汽车站，在那里他用暑期打工攒下的钱买了张前往迈阿密的灰狗巴士（ Greyhound ) 的车票。他承认自己原来打算到那儿租个机动船偷渡古巴。
尽管家人百般盘问，但弗雷德就是不透露其中缘由。半年后，有天下午他决定向自己的高中同学山姆·金斯利（Sam Kingsley)全盘托出。这俩小伙子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上几门大学预科课程， 还同是学校哲学俱乐部的成员。金斯利答应为弗雷德保守秘密，在其后39年间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直到55岁的弗雷德·摩尔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生。
1958年夏天，弗雷德决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多年以后，没有人能百分百地确定他的和平主义信仰源于何处。他的女儿爱琳认为，弗雷德的非暴力信念源自他八九岁时随家人驻扎在日本东京的经历。弗雷德的父亲当时是美国占领军的一名军官。1952年在父亲驻日期间，小弗雷德亲身接触到广岛和长崎核爆后的人间惨剧。虽然二战结束已有7年，但战争的伤口尚未愈合。弗雷德曾经告诉女 儿，他亲眼看到遭核辐射灼伤的日本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看到小狗蹒跚地爬入排水沟倒地而死。可想而知，这些惨景在9岁男孩的脑 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而1950年代在美国本土长大的孩子没几个能有这份经历。
即便没有来自大人和高中同学的外界影响，仅凭读来的一知半解，在听闻古巴内战爆发后，弗雷德还是一腔热血地动身前往古巴。
等到了迈阿密，他租了一艘小型敞舱铝制机动船，并在船上囤好了橘汁和食物。夜幕降临后，他便驾船向古巴驶去。他原来的计划是等船在这个加勒比岛国靠岸后，他分别去见叛军和政府军的士兵，说服他们放下武器。
可惜他没能抵达目的地。
佛罗里达周边海域风波诡谲。出发没多久，他的船就剐到了水下隐藏的沙堤，推进器被撞断了。船失去动力后，他在海上漂了一整天，直到一艘海钓船发现他并把他和小船拖回岸边。
尽管古巴之行没有成功，但弗雷德·摩尔命中注定会有一番作为。他决心效仿圣雄甘地，以身犯险从而改变世界。最终，他确实扭转了世界政治和科技的发展方向。
古巴之行夭折一年后，弗雷德·摩尔进人伯克利分校学习理科。在数学和工程学方面他展露出非凡的天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一部 分来自于他周末常去拜访的姑姑。未嫁的姑姑总会出一道益智谜题让他思考。在追求形式上顺从划一的社会风气下，弗雷德的外表也和其他即将人学的大一新生没什么分别。他穿着网球鞋、白袜子，卷起牛仔裤裤脚露出翻边。他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一头短发微微垂在前额，形成明显的V型额发。他的笑容有些别扭，嘴里的矫正牙箍一笑就露了出来。不过在1950年代晚期，即使在中产阶级家 庭的小孩中，牙箍也是不多见的。后来他常开玩笑地说起这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他的牙箍还是用他父亲在国防部的医疗保障计划支付的。
现在弗雷德离弗吉尼亚的家有千里之远，但他并未忘记前一年夏天的远征。和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一样，他总是单打独斗。尽管他刚到校园，没来得及交几个朋友，但还是有几个学生记得他在入学注册时支起一张小牌桌，游说其他学生支持反对强制预备役的活动。
10月1日，在校园以北两个街区以外自己租的房间里，弗雷德坐下来用打字机给美国司法部长威廉·P ·罗杰斯（William P.Rogers) 写了一封信：
您好，部长先生：
谨以此信通知您：我，小弗雷德里克·劳伦斯·摩尔，决不登记服兵役。鉴于我的宗教信仰，我无法遵从任何违背信仰的法律条款。
我恪守的是高于一切的法律 种名为”爱”的法律。
我反对战争，也永远不参与杀戮，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我决不服务于或支持任何我不赞同的组织或行动。
我只效忠于全人类。
您忠实的，
小弗雷德里克·L·摩尔
这封信寄出后，弗雷德就被叫到了教导主任威廉·谢泼德 (William Shepard )的办公室，此前弗雷德曾要求作为”因良知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而豁免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但教导主任通知这位新生，只有身体残疾、非美国公民或曾在部队服役的人才能豁免预备役军官训练。弗雷德必须在同意服役或被迫退学之间二选一。
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0月19日早晨，弗雷德走进校园，在学校的行政楼斯布罗大楼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随身携带着一份两页的宣言、一个帆布垫子、一瓶容积为一品脱的水、一份呼吁终结强制预备役的请愿书以及一张支在三脚架上的手写标语牌，牌上 写着：
反对强制预备役！
绝食七天，以表心志。敦请加大,尊重良知。
这一抗议举动立刻在校园里造成了轰动。这也是史上首次有学生聚集在斯布罗广场。要知道那时仍有许多人认为斯布罗广场只是个供人急速穿过的无人地带。
弗雷德·摩尔打响了1960年代反战运动的第一枪。他勇往直前迈出的第一步将彻底改变美国校园抗议运动的本质。虽然越来越多的学生同意他的观点，但还没有人以非撻力不合作的方式来表达对军方和战争的反抗。
因为弗雷德的父亲当时还是国防部的上校军官，弗雷德的举动立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各路记者蜂拥而至，争先采访这位年轻的抗议者。弗雷德告诉《奥克兰论坛》（Oakland Tribune)的记者，他从小就是弗吉尼亚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的教徒，但最近他已改奉19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飢郭尔(Sorcn Kierkegaard)提出 的基督教存在主（Christian existentialism)。弗雷德在高二时参加了哲学俱乐部。放学后同学们聚在一块讨论1950年代晚期风头正健的存在主义。这些讨论让他深人地思考兵役制度，从而认定强制兵役就是违背宪法精神的奴隶制度。人们怎能接受这样一种制度呢？弗雷德对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还补充道，他已经是一名神秘主义者，不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另一份报纸则指出，弗雷德的哥哥基思当时还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读书，不过已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
学生们早上路过时都会偷瞟一眼坐在台阶上的孤独的抗议者。有些学生停下脚步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字，而另外一些人则对他出言不逊。几小时以后，教导主任声称弗雷德的静坐在他窗户底下引起了骚动，于是给这个大一新生的母亲打了个电话。临近中午时，他给弗雷德送了个口信，让弗雷德到他办公室来一趟。弗雷德从台阶上站起身，上楼进了主任的办公室，通过电话和自己的母亲谈了一 会儿。这一次他离开了45分钟。
回到台阶上时，弗雷德向记者宣布，母亲要求自己马上回家。他对学生报纸的记者说：“如果我被迫离开斯布罗大楼台阶上的这个位置，那只是因为情势已超出我能控制的范围，绝非是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或者变化。（If I am forced to leave my place on the Sproul Hall steps, it will be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beyond my control, and not because my convictions have altered or changed.）”他透露在来此之前就已给父母寄信解释自己的行动缘由；刚才在电话里，他也试图向母亲解释自己的立场才是正确的。他反复向母亲保证，自己的举动绝不是为了羞辱或者伤害父亲。
“我和父亲一直相处融洽，“弗雷德说，“但是在如何保卫和平的问题上我俩有不同意见。我父亲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扩充军备、壮大军力，但我认为这并非和平之路。“他补充说，真正的和平之路应是让世界充满爱、多行善事，比如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
到了第二天，弗雷德绝食抗议的消息就传了开来。整个旧金山湾区都有人前来一探究竟。19岁的李·斯文森（Lee Swenson )那时还 是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大三的学生。周二上午，他在凯普勒书店(Kepler’s bookstore)听说了那个孤独的抗议者。此前，正是距伯克利校园只有几街区之遥的科迪书店（Cody’s Books)的员工把消息告诉了旧金山半岛中部凯勒书店的员工。罗伊·凯普勒（Roy Kepler）本人在二战期间也曾是”因良知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后来于1950年代早期在门洛帕克市创立了十分活跃的凯普勒书店。著名的艾拉·桑德玻尔（Ira Sandperl)------他既是民谣歌手琼·贝兹（Joan Baez）的导师，也是一名坚定的甘地主义者 ------仿佛是凯普勒书店的固定摆设，每晚都能在书店的收银台后面找到他。
斯文森是从加州里士满（Richmond )来的工薪阶层家庭的少年，因此在普遍来自中上层家庭的斯坦福学生中总显得格格不入。凯普勒和桑德玻尔就是他的精神导师。当时斯文森在公园游乐设施打工，负责把篮球分给帕罗奥多小学的学生。当天下午，他请了个假， 开着自己的1951款黑色雪佛兰直奔伯克利，加入弗雷德，一起在台阶上静坐。他俩周围也坐着一圈学生，讨论着与此次抗议有关的哲学问题。能从哲学上给杀戮找到正当理由吗？上帝是否存在？斯文森以前读过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的作品，于是他和弗雷德将古希腊哲学和当代存在主义进行对比，交换了 意见。
每隔几分钟就有愤怒的学生朝弗雷德叫嚷，骂他是个懦夫或者叛徒。热烈的讨论不时被叫骂声打断。
“共党分子，快滚回家！ “有个路人喊道。
斯文森在台阶上待了几小时，其间有一次匆匆离去给停车计费表补钱。等他返回帕罗奥多时，已被弗雷德的绝食举动深深打动了。
这个大一新生的抗议活动坚持了两个晚上，直到他父亲专程坐飞机来学校把儿子带回弗吉尼亚。父子相见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这也从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小弗雷德独有的良知从何而来。
“我儿子有自己的主见，“摩尔上校对记者说，“他自己做出了 抉择！”
也许老弗雷德·摩尔不仅宽容地对待儿子，甚至还对儿子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几分自豪。老弗雷德亲自飞来西部把儿子带回家，可能并不是对自己的前程有所顾忌，他更多的是担忧家中的妻子为儿子悬心。
无论如何，虽然小弗雷德·摩尔的抗议活动夭折了，但仍有 1300名学生在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而且他的举动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就是5年后的言论自由运动的前奏。不仅如此，小弗雷德·摩尔那孤独的静坐抗议在很多方面都可被视为1960 年代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开端。
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曾写道：“谈起勇气，那就不得不提弗雷德·摩尔。正是他单枪匹马站了出来。（If you want to speak about courage, speak about Fred Moore. He stood alone）“霍洛维茨也是当时被弗雷德的绝食抗议打动的伯克利学生之一，后来更成为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迈克·罗斯曼（Michael Rossman) ------日后的言论自由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弗雷德·摩尔开始抗议示威时正好穿过伯克利校园，他的心灵被震撼了。眼前景象前所未见，弗雷德那顽强不屈、坚持立场的昂扬斗志也深刻感染了罗斯曼。
这位孤胆英雄以公开示威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良知，他的形象深人人心，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一石激起千层浪，水波漫过校园， 冲刷着旧金山湾区周边地带。在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学生们正在组织一次和平运动，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是否该搞次抗议活动的时候，弗雷德·摩尔的举动给了他们直接的答 案。数月后，当圣何塞州立大学校方开除了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师后， 学生们效仿摩尔的做法，掀起了该校自1940年代以来首次校园抗议活动。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随后发表社论公开抨击强制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制度。那个周末，常被称为”帕特”的加州州长埃德蒙·布朗（Edmund ” Pat ” Brown )也公开表示反对强制预备役。在伯克利校务委员会投票通过终结强制预备役军官训练后，弗雷德·摩尔于1962年秋季返回伯克利上学。不过这些事件让学生们了解到：对大型官僚机构而言，正面交锋才是有效的抵抗方式，不然学生们的诉求总是石沉大海------这也为日后的言论自由运动打下了基础。
从个人角度看，弗雷德·摩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的独立抗争成为催生政治抗议运动的重要因岽之一，而这些政治抗议运动正是美国社会下一个10年最主要的历史特征。15年后，内心怀着同样的社会正义感的弗雷德，在计算机世界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他是史上第一个尝试在电脑黑客世界和外部真实世界之间建立直接 联系的人。弗雷德的人生就像一个四处撞击且总能引发连锁反应的台球。他从来没想过要点燃创造个人电脑产业的火种，他只不过想在一群不同背景、不合时宜的电脑玩家的帮助下，努力延续他在拒 服兵役运动中作为社团组织者所秉持的政治运动精神。只是情势又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从始至终，弗雷德都丝毫不为外界所动，他离群索居，浪迹天涯，却有着决不妥协的道德观，而且不能理解为何他人无法看清在他眼中如此清晰的事实、为何不能和他付出同样的努力。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学离开后又过了10年，他才再次回到加州。等他回来了，他发现这个世界已全然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了。
随着1960年代的来临，本章三位人物代表的各条线索逐渐交汇在一处。道格·恩格尔巴特已经有了清晰的构想------利用计算机帮 助人类增进智识；麦伦·斯托勒罗夫像”苹果籽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 )那样，四处奔走推介致幻剂，他笃信这种新药物可以推动工程创新、提升人类灵性，弗雷德·摩尔则奋不顾身地踏上了和平主义者的止战征程。
恩格尔巴特就是那位先知，起初一直不见经传，直到多年以后才获得认可，斯托勒罗夫和摩尔则是忠实信徒，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引发了对当今社会仍有重大影响的划时代事件。摩尔与恩格尔巴特的观点一致，都相信计算机可以改变世界；斯托勒罗夫则认同恩格尔巴特的想法，即人类心智能力的拓展是可以实现的。
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个人奋斗是怎样为一个产业的诞生铺平道路的？个人电脑还要等到15年后才会出现。当个人电脑真的出现时，它将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产业。个人电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群不起眼的电脑玩家，他们热爱创造属于自己的万能机器。同时，个人电脑也是远远超出传统商业范畴的特定环境的产物。
当下，在广为人知的摩尔定律（此名称取自戈登·摩尔）以及计算机和消费电子产业的大规模广告宣传的影响下，技术革新在人们眼中似乎已成了家常便饭。但在30年前，计算机革命的走向却始终模糊不定，犹如雾里看花。
（约翰・马科夫. 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