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um Archive

个人文章存档 · 从 Medium 导出

有机体是消息:诺伯特•维纳

::: {#1ecd .section .section .section—body .section—first} ::: section-divider


:::

:::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有机体是消息:诺伯特•维纳 {#7224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7224”}

Organization as the Message {#b55b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b55b”}

作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数学家。1894年11月26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64年3月18日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逝世。其父Leo Wien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_Wiene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是一名语言学家。1909年从Tufts学院毕业,1913年在不满19岁时从哈佛得到了博士学位。他也进过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曾在剑桥、哥廷根、清华(1935—1936)等学校任教。

1933年获美国数学学会的鲍彻(Bocher)奖,1936年作为7名美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他从1919年起就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数学,1932年成为全职教授。

二战中,他为政府工作,对自动电子计算机和相似机器上的信息处理过程发生兴趣。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特别是在自动火炮控制系统的研究中,他发展出一门新的学问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是他从希腊词根中创造出来的,意思是”控制或掌舵,同时也与人脑、神经系统与机器的功能有关”。 ::: ::: :::

::: {#3cc2 .section .section .section—body .section—last} ::: section-divider


:::

:::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本章带有幻想的成份。幻想总是为哲学服务的。柏拉图就曾经用洞穴的比喻来阐明他的认识论。此外,雅·勃隆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cob_Bronowski”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博士还指出数学被我们很多人看作是最实际的科学,但它实质上是我们所能想像的最大的比喻,并且必须按照这个比喻的成功与否从知识的观点和审美的观点来作出评价。

整个这一章要讲的比喻,就是把有机体看作消息。有机体是同混乱、瓦解和死亡相对立的,正像消息同噪声相对立一样。在描述一个机体时,我们并不企图去弄清其中每一个分子,把它们逐条编目;而是力求回答一些有关揭示这一有机体的模式的问题。当有机体愈来愈成为真正的有机体时,它的这种模式也就愈有意义,愈加肯定。

我们知道,某些有机体,例如人,在一段时间内力图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的组织水平,成为熵不断增加、混乱不断增加、差别不断消失的这个总潮流中的一个孤立区域,生命是一个垂死世界中暂时的小岛,我们在生命体对抗这个衰败和凋谢的总潮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

只有当我们衰败的速度不超过我们重建自己的速度时,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于同我们一起前进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否则我们就要死亡。如果我们的体温比正常水平华氏98.6°升高一度或降低一度,就会引起我们的关注;要是升高十度或降低十度,肯定就要死亡。氧气、二氧化碳、血液中的盐分、内分泌腺所分泌的激素都是由各种力图对抗任何偏离正常水平的不良变化的机制所调节的。这些机制就组成所谓稳态,也就是我们在机械的自动机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类型的负反馈机制。

这种稳态所维持的模式正是人作为人的试金石。我们活着,我们的机体组织也在变化着:吃下的食物和吸进的空气在我们的血肉和骨头里再变成血肉和骨头,血肉和骨头中的暂时性成分则每天同粪便一起排出体外,我们不过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一些旋涡。我们不是常驻不变的材料,而是一些模式,它们能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

模式就是消息,也可以作为消息传送。我们用收音机是为了传送声音的模式,电视机是为了传送光的模式,除此以外,我们还用它们干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人体的全部模式、人脑及其记忆和相互联系的全部模式,统统传送出去,而一部假想的接受器又能够把这些消息在一定物质之中重新体现出来,能使人体和人脑中的过程继续进行下去,能通过稳态过程维持前一过程所需要的整体性,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也是很有益的。

让我们科学幻想一番。大约45年以前,吉卜林(Rudyard Kipling{.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dyard_Kipling”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写了一个很出色的小故事。那时赖特兄弟的飞机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但航空还没有普及。吉卜林将这个故事取名为《夜间邮航》(With the Night Mail),他想描写一个像今天这样的世界,航空已成为家常便饭,大西洋已成为一夜之间即可横渡的湖泊。吉卜林设想,空中旅行已使全世界联合起来,战争消失了,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务都掌握在航空管理局(Aerial Board of Control)手中。它的职责首先是管理航空交通,然后扩展到”一切与此有关的事务(all that that implies)“这样一来,他设想各种地方政权将被迫逐渐放弃自己的权力,或者听任自己的权力失效,而航空管理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把这些职权担负起来。吉卜林给我描绘了一幅在某种程度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图景,但如果考虑到他理论上的一些假设,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不过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他展望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认为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位从印度回来的英国上校心中的黄金时代。由于他喜欢像一组转动而带响的轮子那样的玩艺儿,因而他强调的是人的躯体的远程传输,而不是语言和思想的传输。看来他并不懂得,人的语言、人的感知能力能达到哪里,人的控制而且人的躯体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达到哪里。照管全世界并向全世界发出命令,几乎等于亲自到了各地。尽管吉卜林有其局限性,他毕竟具有诗人的眼光,他所预见的局面看来很快就要来临了。

为了理解传输信息比仅仅传输实物更重要,我们设想有一位建筑师身在欧洲,却主持建造一座地处美国的大厦。当然,还要假定在建筑工地上有一批称职的建筑工人、职员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不传送或接收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这位建筑师也可以积极地参加大厦的建筑。他可以同平时一样制订设计方案和说明书,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理由说,送到建筑工地上去的方案和说明书一定要用建筑师在制图室里所起草的原本。电视传真电报所提供的手段可以把全部有关文件的真迹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传送过去,所收到的工作方案的复本同原本一样有用。建筑师则可以利用每天一次或一天数次的摄影记录及时掌握工程进度,用电视传真电报传送。建筑师要对他的工程代理人提出什么意见,也可以用电话、电视传真电报或电报打字机传送。总之,建筑师本人和他的文件的具体传送都可以非常有效地代以通讯的消息传送,从线路的一端到另一端之间根本不需要任何一点物质的运动。

如果我们考虑这两种通讯方式,即实物的运送和只是信息的运送,那么今天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能用第一种方式去运送,而不能作为消息来运送。但即使是现在,消息的运送也已经能使人的感觉和能力从世界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我们在本章已经讲过实物运送和消息传送之间的界限,不管从什么理论意义上看,都不是永久的和不可逾越的。

这使我们深入到了人的个性问题。关于人的个性的本质问题和区别各种不同个性的界线问题,有史以来就存在了。基督教及其在地中海的各种前身,把个人的个性体现在灵魂的观念中。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个体具有灵魂,怀孕时进入身体,但永恒不灭,不论是升天堂的受福者,或下地狱的罪人,还是基督教相信的地狱门外那一小块中间地带的人物,都是一样。

佛教徒所遵循的传统也同基督教一致,人死后灵魂不灭,但继续存在于另外的动物或人的身上,不到天堂或地狱去。佛教当然也有天堂和地狱,但个体通常只是在那里暂时停留一下。在佛教的终极天堂涅槃(Nirvana)境界中,灵魂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而为伟大的宇宙灵魂所吸收。

科学没有对这些观点产生什么影响。早期关于灵魂不灭的最有趣的科学解释是莱布尼茨(Leibnitz)的说法。他设想,灵魂属于一种更为广泛的永恒精神实体,叫做单子(the soul as belonging to a larger class of permanent spiritual substances which he called monads)。自从创世以来,这些单子的全部存在就是相互感知,尽管有些感知得清晰分明,有些则模糊混乱。这种知觉并不代表单子任何真正的相互作用。单子”没有窗户”上帝创世时给它们上紧了发条,它们相互之间的先定关系将万古千秋地保持下去,单子可毁灭。

在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哲学观点背后,有一些很有趣的生物猜测。正是在莱布尼茨的时代,列文·虎克(Leeuwenhoek)第一次开始用简单的显微镜研究非常微小的动植物。他所观察的生命体中也包括精子。在哺乳动物身上寻找和观察精子,要比卵子容易得多。人的卵子每次只排出一个,子宫内未受精卵和很早的胚胎,直到最近还是解剖学标本中的珍品。因此,早期使用显微镜的人很自然地把精子当作是下一代发育的惟一重要因素。完全不管尚未观察到的受精现象的可能。此外,他们还想像,可以在精子的前部或头上看到一个身子蜷着、头部朝前的小胎儿。他们认为这个胎儿还具有自己的精子,它也会发育成为再下一代的胎儿和成人,如此类推,直至无穷,女性的作用只被认为是充当精子的保姆而已。

当然,从现代观点来看,这种生物学完全是无稽之谈。精子和卵子对个体遗传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同样的。而且,未来一代的生殖细胞存在于精子和卵子中,只是一种可能性,不是现实性。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而且无论从那一种彻底的观点来看,物质都是不能分得很细的。要形成列文虎克那种一代比一代小的精子,就要不断地缩小,很快达到比电子还要小的粒子。

同莱布尼茨的观点相反,今天流行的观点认为个体的延续在时间上有非常确定的始点,却可以有一个在时间上同个体的死亡完全不同的终点。大家知道,青蛙的受精卵在第一次细胞分裂时变成两个细胞,在适当条件下又可再分裂。如果这些细胞彼此分离,每个细胞都会长成一只完全的青蛙。只要允许进行解剖胚胎的实验,这就不过是一卵双生的正常现象。一卵双生的人也是这样;犰狳每胎都是一卵四生,这同样也是正常现象。如果胚胎的两部分分离得不彻底,就会产生双连体怪胎。

双胞胎问题乍看起来也许不像实际上那么重要,因为并不涉及那些在精神方面和灵魂方面可以认为是发育良好的动物和人。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双连体怪胎即分离得不彻底的双胞胎问题也并不特别重要,成活的双连体怪胎必须具有单独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者具有一对发育良好的分离的脑。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在于个性分裂的冋题。

约30年前,哈佛大学的莫尔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ton_Princ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博士提出过一个女孩的病史,在她身上有好几种发育得较好或较差的个性相继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共存。现在的精神病医生对待普林斯博士的研究往往表示不高兴的样子说,这类现象可归之于歇斯底里(hysteria)。个性的分裂很可能永远不会像普林斯有时所想的那样完全,但总是一种分裂。“歇斯底里”这个词是指一种医生仔细观察过的现象,但解释得很差,可以说不过是一个以假定为论据的浑名。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人的体质上的同一性并不是由组成这个个体的物质决定的。现代技术对参与新陈代谢的因素进行跟踪的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代换比过去长期以来所设想的速度要快得多。不仅对整个躯体是这样,躯体的每个个别部分也是这样。一个有机体的生物学上的同一性,看来可以用生物过程的某种延续性以及有机体对以往发育结果的记忆来说明。有机体的智力发育大概也是这样。用计算机的术语说,精神个性就在于保存以往的计算程序的记忆,并沿着既定的路线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用一台计算机作为模式编制中一台计算机的控制带那样,又正如这两台机器只要以后的输入和经验没有变化,这两台机器就会继续保持相似,同样在上述情况下,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也完全有可能分裂或分叉成两个,它们过去的经历完全相同,以后的生长过程却越来越不一样,一卵双胞胎就是这样。没有理由认为,身体不发生分裂,我们所说的精神就不能发生分裂。再用计算机的语言说,原来完整地装配起来的一部机器,到一定阶段,可能发现是由几个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部分联结起来的。这是对普林斯所观察的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

还可以设想有两部原来不成对的大机器能够耦合起来,此后像一部机器一样地工作。在生殖细胞的结合中的确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这大概不会在我们通常称为纯粹精神的方面出现。精神上的同一性是教会对灵魂的个性的观点中必不可少的,但这个概念在教会所能接受的任何绝对意义上都不存在。

概括地说,人体的个性与其说像一块石头,不如说像一团火焰;与其说是一小块实物,不如说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传递,可以修改,可以复制,虽然目前我们还只能在近距离内进行复制。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或者一个携带着我们身体和精神的生存权的基因为了准备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而发生分裂,这都是物质的分裂,受到生命组织模式自我复制的能力所制约。既然如此,那么在国际电报的传送方式和生命机体(例如人)的传送方式之间,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而至少在理论上后者是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得承认,人除了乘火车或飞机旅行之外,还可以乘电报旅行。这种想法并不是荒诞无稽的,虽然它离实现可能还非常遥远。困难当然很大。我们可以估计一个生殖细胞中全部基因所携带的意义的信息量,从而决定人体所携带的遗传信息量,与后天学习所获得的信息量相对照。为了使这个消息有意义,至少必须携像整套《英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那样多的信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一个生殖细胞的所有分子中的不对称碳原子数,同将《英国百科全书》进行编码所需要的点、划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前者组成一个更大得多的消息;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用电报传送这样一个消息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对这个消息之大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对人体的扫描总是对人体各个部分的一种检查,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对组织的破坏。为了用其他材料在别的地方把一个有机体再造出来,而把它的一部分慢慢地加以毁坏时,要维持有机体的稳定性,就会使有机体的活性程度降低,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组织中的生命受到破坏。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将一个人的模式从一个地方用电报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看来是技术上的困难造成的,特别是在这种从根本上再造的过程中保持有机生命的困难造成的。这种想法本身是十分合理的。至于谈到生命机体从根本上再造的问题,我们很难发现任何这样的过程会比蝴蝶在蛹的阶段所经历的过程更根本。

我讲这些事情,并不是想就电报传送人的可能性问题写一本科学幻想故事,而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通讯的基本思想在于传送消息,物质和消息的具体传送只是达到目的的可能手段之一。

从交通和运输的观点来看,运输并不在于人体的传送,而在于人的信息的传送,因此,在现代世界中,最好是重新考虑一下吉卜林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性的试验标准。

译自:Norbert Wiener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选自钟韧译: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 ::: :::

← 返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