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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第一章 乐队指挥 {#280a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280a”}
《Dealers of Lightning: 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f the Computer Age》 {#1d21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1d21”}
照片上的这个男子长得非常英俊，穿着一件方格运动上衣，一张娃娃脸在烟雾中若隐若现。他叫罗伯特·泰勒(Robert W.Taylor)，看上去非常高兴，但打扮却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他的头发比今天流行的要长一些，却比当时流行的要短一些。这张照片是一家时髦杂志的著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上他的眼睛紧盯着远方，好像是在思索着未来，但正是这个人使一大批计算机工程学天才聚集到了一起。
1996年7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在加州北部一个酿酒厂的露天餐厅里，泰勒和这些天才科学家们又聚在了一起，然而他和上面照片里的那个人却不太一样了，在他髙兴的注视下正在举杯庆祝的人们也老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
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庆祝泰勒这位帕克中心计算机科学的”乐队总指挥”光荣退休。客人中有他的几位学术导师，其中包括计算机这个年轻学科的老前辈，如韦斯·克拉克(Wes Claik)，一个脾气暴躁的硬件设计天才，在计算机刚刚开始出现时就已投身其中。
离他不远的是性格刚毅、坚持己见的道格拉斯·C·恩格尔巴特(Dauglas C. Engelbart)，是多媒体交互式理论的预言家，他的图形用户界面以及鼠标导航原则虽然在当时不为人们重视，但在当今时代却无所不在。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泰勒亲自挑选的精英，他们对他崇拜有加，是他邀请他们来到他宽大的羽翼之下，他们的事业才开始从此腾飞。这些天才、这些从著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生统统都在这位得克萨斯大学毕业的心理学家的掌握之中。他虽然在解释一个深奥难懂的技术问题时有些结结巴巴，但仍然成功地描绘出当今数以万计的台式计算机上所应用着的基本计算原理。这些人中有许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有的已成了百万富翁，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当泰勒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他们、邀请他们加入他的实验室时，他们的一生发生了多少深刻的变化。
撒克（Chuck Thacker）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人都长。他说:“作为一名领导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人，他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你想找有魔法的人，找他就行了。”
撒克是今天下午庆祝仪式的主持人。在他熟练的主持下，关于泰勒的一些熟悉的轶事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来：他曾经让人把得克萨斯州的名酒”胡椒博士（Dr Pepper）“用集装箱运输车运进帕克中心，贮存在地窖里；曾经开着克尔维特轿车（Corvette Stingray）在华盛顿的街头飞驰；每次在帕克的内部网络上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时便用他的”阿尔托（Alto）“打出一行字：“得克萨斯的眼睛在看着你。（The Eyes of Texas Are Upon You）“泰勒坐在贵宾席上，上身穿了件短袖条纹衬衫，下身穿了一条鲜艳的红色便裤，饶有兴味地听着所有这一切，但他最喜欢听的还是这句话：他虽然是实验室的领头雁，但表面上却装作是一个旁观者（functioning as the lodestar of the proceedings while pretending to be nothing but an unassuming bystander）。
査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在1972年进入帕克中心时还是一个没有绿卡的、天真的年轻匈牙利移民，今天他坐着自己的”利尔”喷气式飞机（Learjet）专门从西雅图赶来。这架飞机是他从帕克转到微软时得到的奖赏。
他说：“我记得鲍勃（Bob，泰勒小名）曾经让我做好准备应付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三件事：第一是个人计算机，第二是因特网，第三是橄榄球。”
愉快的笑声不时从人群中传来，因为在坐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橄榄球是鲍勃个性和事业的推进器。在与别人竞争时，他是个极为残忍的家伙，为了保护自己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实验室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他会像保护大门的后卫一样扑倒任何潜在的敌人------不管他们是对手、是上级，还是被左道邪说所迷惑的实验室成员。
因此，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四面树敌。今天庆祝仪式上的大部分人都非常小心，避免提及一些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如泰勒的金表不是施乐公司而是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给的；今天本应到场但却没有露面的有乔治·佩克(George Pake)，帕克中心的主任，当初他曾让泰勒负责帕克中心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组建与管理工作；没到场的还有佩克的继任者比尔·斯潘塞（Bill Spencer)，他在十几年后把泰勒赶出了帕克中心。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泰勒手下的这些工程师中却很少有人认为泰勒是这个星球上最傲慢、最清高、最无耻并且充满敌意的家伙。
大家提到这件让人尴尬的事时都不用直接的方式。据说在玩橄榄球时，泰勒总是喜欢当后卫。帕克中心前工程师迪克·舒普（Dick Shmip)回忆说，在玩垒球时，泰勒总是让其他内野手不要接飞球，而是让他接。有一次，舒普忍不住了”鲍勃，其他人也想玩呀!”鲍勃却厉声答道：“但是他们要是接不着球怎么办？你难道想输吗？”
其他人委婉地说鲍勃在领导方面具有天才，对自己的部下宠爱有加，但没有明说他在被领导方面却是一大失败。最后泰勒的一个老同事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深知其中涵义的话：“为鲍勃工作要比让鲍勃为你工作好多了。”
那天参加庆祝活动的个人电脑开拓者中大部分都是鲍勃的手下。在帕克中心的13年里，鲍勃搜罗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技术精英，其热情程度不比迪亚基列夫(Diaghilev)差。迪亚基列夫是早先的一个乐团指挥，曾自己建立了一个乐团，其中的艺术家们性格各异，喜怒无常，因此他不得不一会儿要抚平鸟儿们因受惊而竖起的羽毛，一会儿又要调解因自私而引起的冲突，还要保护乐团成员免受外界的干扰，还要为他们保留一块精神上的空地，使乐团的每个成员在天赋上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一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无疑，泰勒有时也要拿出在心理学上的看家本领，因为当一个人在被30多个比自己不知聪明多少倍的天才所包围时，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些天才很少有人想挑战他的权威。在鲍勃的实验室，你要么接受他的领导，要么就别在这儿干。
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泰勒的这套发现并培养最有天赋的研究人员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本领一部分是天生的。他也许有时讲话不太清楚，甚至不明白某些技术细节，但他总能够知道一个研究人员或一个项目什么时候能产生重要的成果,以及如何为那位工程师或那个项目的成熟作铺垫。
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对这种神秘的领导才能进行了恰当的总结。兰普森是这里在座的惟一能与鲍勃的资历论高低的人物，他的智力相当发达，人们都开玩笑似地说有时简直就是泰勒在为兰普森工作。而兰普森却不以为然，他给大家讲述了当初他与撒克（Thacker）建造帕克首台计算机时发生的一个故事。这是一台叫MAXC的分时计算机，是用仅仅8个月的时间从另一台小型计算机克隆而来的，这台小型计算机是一家大型公司(碰巧正是数字设备公司）花了数年时间才研制成功的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泰勒一直告诉他们应该采用另一种工程设计方案，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应该是什么样的方案。直到数年之后当他们设计出阿尔托（Alto）时，他们才意识到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按照泰勒的想法去干的。
“主人通常是用一种深不可测的方式讲话的，“兰普森的话引来一阵阵会心的笑声，“深奥得连他的门徒都无法明白其中的涵义。回想当年，你确实可以看出你走的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他作了标记，你一直在跟着他的脚印往前走。”
那次退休仪式结束后不久，泰勒就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在伍德赛德(Woodside)，是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的社区，隔着一片茂密的森林俯瞰着硅谷。“你肯定走了好长时间，“他说道，“从你那儿到我这里要花上至少一个小时。”
在到达他的住所之前，你要爬上帕洛阿尔托西边的一个很陡的小山坡，经过一个叫”天际车道（Skyline Drive）“的山顶车道。想到他开着那辆标有”汽车极品（THE UDM）“的新宝马在这样弯弯曲曲的陡路上急驰可真让人有些担心。在一座四周种满橡树和杉树的房子前，泰勒穿着拖鞋来迎接我，他的卷毛大狗绕着我们跳来跳去。“安静点，宝贝儿！安静点！“泰勒命令道。卷毛狗对主人的命令仅服从了五秒钟便又横冲直撞起来，大概和泰勒面对上司发出可恶的命令时是一样的吧！
他的起居室非常舒适，用灰色石料砌成的壁炉两边是窗户，从窗户往外望去能看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塔（Hoover Tower)，离此直线距离仅有六英里。在这儿看不到帕克中心，但也许泰勒能在心中看到。他现在已经与妻子离婚，三个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自己独自一人住在山上的这座房子里。现在，他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来打他的最后一场战争：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手下的天才，另一部分就是他需要与之斗争以保护他手下那些天才的人。
我请他谈一下在他领导下取得的伟大发明背后所隐藏着的共同的东西。这些伟大的发明有ARPA网，他在加盟帕克之前所构想并投资的因特网的雏形；有个人电脑，它可以与局域网相连，并配有可以与用户进行双向交流的高性能显示器。
他往后靠了靠，将拖鞋放在了咖啡桌上。“我从来没有把电脑当作计算工具，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通信工具，“他说道，然后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暗示我，应该设想自己处在60年代的军事及工业背景下才能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富于革命性的观点。当时的数字计算机仅仅是一台宏大的计算器，一台占办公室面积一半的主机可以计算工人的工资，平衡有数十亿资产的公司的帐簿,可以在刹那间计算出炮弹的最佳弹道或载人登月飞船的最佳轨道，但它是个不能与用户进行交流的独立的机器，必须通过电传打字机或一叠穿孔卡才能接收问题或作出回答。
“你必须在许多卡片上打孔，并使其保持竖直，然后把几百张这样的卡片拿到计算机上去…第二天你过来却发现你的程序执行到第433张卡片便停住了，仅仅是因为落了一个逗号。你改正了错误，这次又在第4006张卡片上停了下来，因为你忘了零应该写作0而不是’zero’或者是其他一些愚蠢的错误。使用这种计算机可真是太麻烦了。”
泰勒发现有必要研制出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我开始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他说。他问自己：人身上的哪个器官为大脑提供了最大的信息量？答案显然是眼睛。当时如果有人思考计算机如何才能与用户进行方便的交流，那么答案就会不言自明。“我认为计算机应该把它的资源集中在显示器上。”
计算机传统主义者却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他们在使用一台庞大的计算机计算一个数据时都感到非常满意。1968年，他和他的导师，著名的心理学家J.C.R.利克莱德(J.C.R.Licklider)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通信工具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s Device）的论文，其中就谈到了这种交互式显示器，当时这种显示器即使与小型电视屏幕一样大，其占用的存储器以及所需要的处理能力就得花费100万美元。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使他们明白过来。有个设计师说，显示器？简直是疯了，显示器是细枝末节。我说不对，显示器是整个问题的核心。（It took me a couple of years to get them to come around. The designers said, the display? That’s crazy, the display is peripheral）”
为了这些设计师不会忘记这一点，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鲍勃·泰勒生于1932年。如果有人认为是他的早年生活促使他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性格，那么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的家庭住址经常变换。他的父亲，雷蒙德·泰勒是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卫理公会牧师，有一段时间教会规定牧师每隔几年就得调动一次。他家先在离墨西哥边境不远的尤瓦尔迪（Uvalde）呆了两三年，然后又在维多利亚（Victoria）、奥佐那（Ozona）、梅塞德斯（Mercedes）呆了几年，这些地方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有的只是贫瘠的土地。即使在今天，这些地方三分之一的居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爆发的前夜，这时他父亲在圣安东尼奥卫理公会大学（Methodist University of San Antonio）找到了一份教哲学和宗教的工作，但家庭经常迁徙已经在泰勒的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你每次都要交一些新朋友，同时还要对付一些新的敌视和偏见。（You’ve got to make a new set of friends and interact with a new set of prejudices every time）“他这样回忆道。作为一名牧师的儿子，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次你都必须打上几架才能在那儿站稳脚跟。“到了10岁，泰勒就已经掌握了如何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如何对付外来者的技巧了。
第二点是他的母亲奥德丽（Audrey）在他小时候告诉他的一件事情：他是在出生28天后被这个家庭收养的。
“我印象中父母给我上床时讲的故事中，第一个就是我如何被选中作为收养的孩子的。我是我父母选中的，所有其他的父母必须接受他们所得到的，但我是被选中的。这种经历可能给了我一种不应该有的自信。“他笑了笑，显出了少有的不自信，但对泰勒来说，在他整个后半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像”选择”那样具有神圣的涵义，几乎都有点像宗教中的涂油仪式了。他愿意选择，但也希望被选中的人也具有和他同样的自信与感激。
战后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但他并不愿意上大学。他先是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段时期他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在达拉斯空军基地服役（Dallas Naval Air Station）。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美国军事人员法案（G.I. Bill），他进入了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又学了两年稀奇古怪的东西。“1956年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在学校呆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我走进校长的办公室问他们怎样才能毕业，他们看了一下记录说，‘如果你主修一门专业，再选修几门副科，下学期就可以毕业。你可以主修心理学，选修数学、英语、哲学和宗教。‘“而事实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带有随意性。他在学校获得了感觉心理学硕士学位，这是一门研究大脑如何接受感觉信号的科学。
1961年鲍勃·泰勒辗转来到了华盛顿，在此之前他曾在许多地方呆过。在离开得克萨斯大学后，他先是在佛罗里达州奥克兰郊外一个朋友办的实验寄宿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舍监，年薪3600美元，但随着一对双胞胎的降临，这段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之后，他又在马丁飞机制造公司（Martin Aircraft)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马丁公司正在那个学校旁边的工厂中建造一种名叫”潘兴”(Peking)的移动导弹系统。一年之后，他又转到了马里兰州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为专门为军队设计飞行模拟器的，工资待遇还可以。在这里，吸引他注意力的是信息互动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这是一个人人在理论上都懂、但只有亲眼见到才能真正明白的道理：你在用书本和理论教飞行员时，直到你的嗓子喊哑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而当你让他们把手放在操纵杆上、眼睛盯着模拟地形器时，就好像是他们以前什么都没学到过一样。（You could teach pilots from books and theory until your voice gave out, but find a way to place their hands on a joystick and their eyes on a simulated landscape and it was as though they were learning every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这份工作还直接导致了下一份工作的到来。当时的总统肯尼迪正在积极倡导在60年代末把人类送上月球，于是刚成立不久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便开始广泛搜罗一切可以利用的管理人才。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泰勒曾向NASA兜售过一个采用模拟装置探测各种感觉信号的研究计划。NASA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但还不如说是对这个计划的提出人感兴趣。NASA同意为这个研究计划提供资金，但条件是他必须加入NASA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还不到60岁，这个乡村牧师的儿子便成为自”曼哈顿计划”(Mangattan Project)以后最重要的政府应急计划中的一员。他见到了最初的10名”水星”（Mercuiy)计划宇航员，当时的民族英雄，还亲眼见到了航天飞机发射。但是,这种激动不久就平静了下来。一般的民众仅仅是在《生活周刊》(Life Magazine)上看了几篇关于这7名宇航员的传记，这些传记都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并且带有偶像化倾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NASA和”水星”计划也许会具有一些科学极点的魅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说要登上月球，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呢！“泰勒回忆道，“这纯粹是工程学方面的事情，有时简直枯燥无味。这不是科学，而我喜欢的是科学。”
出于极度的失望，他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1962年的一天，机会来了，这天他意外地接到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参加一个有关计算机技术的各机构交流会议。邀请函是五角大楼发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J.C.R.利克莱德发出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行为心理学家，当时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主持一个新研究项目。泰勒认识利克莱德完全是出于他令人生畏的声望。他在心理声学 （psychoacoustics）------研究倾听心理学的科学------上具有极高的声望，而心理声学正是泰勒的硕士论文题目。泰勒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利克莱德就对他的论文提出了表扬。“1962年我才30岁，而他却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大人物了，“泰勒说道，“然而他竟然知道我是谁。”
当时，ARPA搞的是科学而不是工程设计。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首颗人造卫星，这使美国全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ARPA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最初该局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导弹物理学上------尤其是如何使美国把火箭发射至地球轨道的能力尽快提高到与苏联相当的水平。到了1962年，形势有所缓和，这时利克莱德又受命管理一个新成立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ARPA中的许多军事意图都严格保密，利克莱德也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一个在他名义管理下的计划保密得如此之严，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这使我非常紧张，“他后来承认道。）
ARPA随即将重点放在普通科学领域中的民用研究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很小。“研究军事项目我并没感到有什么压力，“几年后利克莱德对一名记者说道。五角大楼当然希望该局的研究工作能解决军事上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令人头疼的”指挥与控制系统”（command and control)：即如何有效运用战场上产生的巨大的信息量来管理部队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how to employ effectively the immense volume of information generated on a battlefield to manage the armed forces’ increasingly elaborate weapons systems）。
多年以来，军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认为应该把训练部队操作武器的能力作为根本问题。利克莱德对他的上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在于让机器满足人的需要。他管这个课题叫做”人-计算机共生现象（man-computer symbiosis）“，两年前他曾就此问题发表过一篇论文。从传统的角度看，一个问题先要写好程序，然后再小心地输入计算机，因为要保证计算机明白每一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错误，整个计算过程就会停下来。否则如果你是在准备一场战斗的话，那么你可能在到达第二步之前就被消灭了。但如果这个系统在设计上作一些改变，使得计算机不再是一个沉默的数据处理器，而是对话的参与者 ------就像他在论文中所写的”一个能满足你需要的同事”，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将来是会的。“每次我一有机会讲话，我就说主要任务是制造一台交互式计算机，“利克莱德说道，“我认为这将会使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做事方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把预算中的大部分款项都拨到了这方面的研究上。
利克莱德是一个高个头的中西部人,一副大眼镜使得他看起来热情而文雅。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人们聚集在一块，并且让新认识的人也叫他”利克”。在加入ARPA的几个月之后，他就召集那些预算中有计算机研究计划的政府各部局领导开了一个会。这次会议规模非常庞大，不仅包括了ARPA和NASA，还包括了陆、海、空军的研究部门以及全国健康研究所、全国科学基金会。利克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形容自己的这个计划”非常合理”，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谁投入的计算机基金最多。他的预算资金有1400万美元，并且已经用于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有关研究项目，这要比其他所有机构的全部出资都多。
利克莱德的研究计划引发了政府出资进行计算机研究的黄金时代。不久他就找到了一大群学术专家，他们如果对哪个新研究项目感兴趣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他这里来。利克莱德明白计算机研究与传统科学如物理、化学不同，传统科学是从一个发现到另一个发现地缓慢向前发展，需要以几个世纪的理论和实验为基础，有点像地质学中的冲积层。相反，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发展极快，好像是在被一颗又一颗的子弹推着向前发展一样，每一项技术发明都能引发一次计算机技术的飞跃。
同样，他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也不像其他机构一样在给予报酬时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官僚主义手续。韦斯·克拉克（Recalled Wes Clark）在麻省理工学院与利克莱德在同一层楼办公时，曾将自己研制的第一台数字计算机------TX-2型计算机------介绍给利克莱德。他回忆说:“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总有人在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想再拿25万美元。”
1964年他离开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又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时他已开始着手进行一些意在使计算机更易为用户所使用的先驱性研究，如工程制图法方面的研究为显示计算机产生的信息指明了新的方法，在计算机网络及新的程序语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研究出可以重组计算机存储器和处理过程的系统，使计算机能够同时为多名用户服务------即所谓的分时计算机------这将建造和运行这些巨大装置的费用降低到了即使中小型大学也能负担得起的水平。
利克莱德的继任者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是负责这个时刻都有新发展的研究计划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聪明过人，又碰巧曾在陆军里当过中尉。年仅26岁的他就已经在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设计出了第一个交互式计算机图形程序。这个系统名叫”画图本”(Sketchpad)，用户用一支光笔就可以直接在计算机的阴极射线屏幕上画出非常复杂的图画，并能将其贮存起来。将利克莱德与萨瑟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就是萨瑟兰在一系列的半小时会议期间在那台TX-2计算机上设计出了”画图本”。
利克莱德走后给萨瑟兰留下了1500万美元，工作量也增加得极快，一个人几乎都难以应付。利克还给他推荐了一名副手：鲍勃·泰勒。乍一看，推荐他似乎有点奇怪，因为泰勒以前从未干过高级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并且不会设计硬件，不会编写软件程序，但他有两个地方利克非常赏识：一是对人-计算机双向交流的前景有一种本能的把握，二是具有很高的人才管理水平。利克和萨瑟兰都认为，泰勒对于电子工程不熟悉并不十分重要，但他们并不知道，用不了几年鲍勃·泰勒对于美国计算机研究的影响力便大大超过了他们。给一个中尉当副手，地位虽然有点卑微，但这却使泰勒走上了一条决定他以及这个公司命运的道路。
伊凡·萨瑟兰在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呆了还不到一年半，1965年下半年，哈佛大学授予他终身职位。1966年6月他正式离开这个办公室，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走了。当年的1、2月间泰勒实际上就已经自己在负责这个办公室的全部事务了。
从当副手到全面负责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获取经验来说却是足够了。泰勒迅速领会了五角大楼的传统，比如职位的高低即使只差一点也具有极大的区别。有一天他得知他的新助手，一个23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巴里·韦斯勒(Barry Wessler)将要被授予GS-9级职位。太低了------泰勒认为应该授予他GS-13级。二者在工资待遇上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泰勒考虑高一点的级别可以保证五角大楼的将军能把韦斯勒当作经验丰富的专家而不是新手来看待。而且随着在五角大楼工作时间的增加，在发红利的时候级别高低就有很大的区别。
韦斯勒回忆道：“鲍勃总是先看一下有哪些事做不到，然后再为之努力。他给我争取高一两个的级别不用费太大的力气，但GS-13级？那就有点太难了，而他居然办到了。”
与那些高级军官刻板的礼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ARPA中的文职官员，他们让泰勒自己决定如何制定研究计划，而他明显是按照利克莱德的方法制定计划的。交互式、分时技术、图形显示 ------利克想完成的所有这些梦想都变成泰勒的了。他还聪明地调整了一下利克莱德的管理风格，以适应他自己的外向性格，比如成立新的研究小组，培养有进取心的年轻研究人员和全新一代的学者。
泰勒曾在学术界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十分清楚最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总是产生于那些连教授都不是的年轻人的头脑之中。“你的研究人员中谁最年轻?”他总是这样问周围的人。“他们有什么雄心壮志？最有潜力的研究生是谁?”他到处搜罗有天赋的人才，眉宇之间带着一种愿意倾听和鼓励的神情，极富领导者的风范和魅力。一位乐队指挥需要有整个乐团的配合才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勒正是在试听每个演员的发声，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复制自己过去的那种最有意义的时刻。围在他身边的这些天才不是偶然或一生下来就在他身边的，而是被他选中的，是优中选优。
在当IPTO主任的第一年中，泰勒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IPTO研究会议，此后这样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表面看来，这填补了通信技术的真空，这里有信息处理领域中的顶级天才，实际上全都在为ARPA研究同样的问题，然而大部分都彼此互不相识，仅仅是了解一些对方的声望。他提出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而且每年的会址都选在一个不同的、有意思的地方，今年可能是在犹他州的帕克城滑雪（skiing at Park City），明年就可能去新奥尔良参加马迪·格拉斯观光盛会（New Orleans in time for Mardi Gras）。
会议本身的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张人才网，以便他为将来的计算机研究事业物色人才。他们中有的在会议中彼此建立了终生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当时他们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晨起来一起吃早餐，上午讨论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一起吃午餐，午餐与晚餐之间自由活动，然后一起吃晚餐，晚餐至睡觉之前又是讨论。
这种讨论形式后来在泰勒的工作生涯中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风格。讨论时每位成员都有一小时的时间介绍自己的工作，然后就让大家来品头论足，就像把一块牛排投到饥饿的狼群中一样任凭大家的摆布。
“我让他们互相辩论，“泰勒愉快地回忆道，带着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不带感情偏见的智力交锋，除了真理以外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这些人是真正关心工作的人。他们不关心政治，对讨好他人毫不感兴趣，“泰勒说道，“如果他们认为我说的什么话错了，他们就会马上告诉我。如果他们中谁要是错了，他们也会马上告诉对方。最后，他们全都是正确的，而且彼此还加深了了解。”
当然，他创造这样一个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气氛还有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想由此发现这些人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才华、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他本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解释一下自己的工作，但他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该问哪些问题。因此最好还是让他们互相辩论，他自己在旁边观战，就像一个排长让士兵经受实战演习的考验，看他们是否能经受住考验，如果经受不住那么问题又是出在哪里。“通过这种办法，我可以洞悉他们的一切，无论是他们的优点还是缺点，不用这种方法我是看不到的，“他说道，“如果他们在技术上有什么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显露出来。这是非常有益的。”
但这种方法不能用于非难个人，批评一个人的想法可以接受，但指责一个人的性格就不行了。泰勒费尽心思，努力营造一种民主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每个人的思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那种最有见地的思想，不管他的职位和等级有多髙。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每年举行一次的ARPA会议，这是泰勒专为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人开办的一个论坛，其他人员包括泰勒本人都不准参加。巴里·韦斯勒（Barry Wessler）被委派作为会议的负责人，他也是研究生毕业时间不长，泰勒除了让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讨论一下”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指示。
在第一次会议上，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他叫阿伦·凯（Allan Kay)，来自犹他大学。凯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完全可以设计一台放在手上的计算机，并已经为这种计算机想好了一个名字”精巧笔记本（Dynabook）“。这是一种外形类似笔记本的计算机，有一个显示屏和一个键盘，通过它们你可以创立、编辑和保存个人的文章、音乐和图画。
“他简直是疯了，“韦斯勒回忆道，“人们对于这个主意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让他非常难堪。他描绘出一种可以夹在胳膊底下的计算机，我们都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与此同时，泰勒正在全力以赴寻求发展交互式计算机的方法，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在推动分时技术的发展，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能使庞大的计算机资源具有一种能与用户进行双向交流的系统。
利克莱德在任职期间曾将ARPA的大部分基金用于大规模分时系统的研究，比如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庞大的Multics计划（MIT’s vast Multics program），其目标是设计一种能同时支持300名用户的系统。泰勒鼓励他的科学家们研究规模稍小一些的分时系统，其中之一就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神怪计划”(Project Genie),其原则就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能买得起通用电气公司（Geneml Electric)生产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645型主机，这种主机是Multics计划所要求具备的。与之相反”神怪”计划的目标是设计一种不超过10个或20个用户的系统。泰勒认为，如果这种小型计算机能大面积推广，那么分时系统的用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神怪计划”用的主机是SDS930型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是由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刚成立三年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s)制造的，售价仅为73000美元。该机在商业市场上非常受顾客欢迎，其优点是速度快、性能可靠、存储量大。“神怪计划”研究小组经研究后认为，SDS930型主机配上一些新式硬件，再重新编制一下程序，就可以变成一台小型分时计算机。他们随即向泰勒建议让SDS公司生产一种改进的930型计算机。
泰勒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邀请该公司的创立者兼总裁马克斯·帕列夫斯基（Max Palevsky)到五角大楼见面，主动提出给他一台现成的研究用原型机，但这次见面给泰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帕列夫斯基把他断然拒绝了。
帕列夫斯基当时42岁，对他自己公司的业绩具有十分的自信，因为他的公司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65年,就是他与泰勒会面的那一年，他的公司所赚的税前利润超过500万美元。）在他看来，分时系统一点用也没有。他的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大学和航空公司出售中小型计算机系统，对于帕列夫斯基来说，分时技术一方面有点太复杂，另一方面其商业市场是个”黑洞” ------即使是IBM，计算机产业的领头羊，在试图执行分时战略时也触了礁。“分时系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帕列夫斯基回忆道，“我认为市场上对这种技术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泰勒与帕列夫斯基都是有主见的人，一见面他们就互相反感，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产生了矛盾。泰勒试图把帕列夫斯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办公室里的一台终端机上，这台终端机直接与美国大陆另一端的一台重新设计的SDS930型计算机相连，但帕列夫斯基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泰勒认为帕列夫斯基在计算机方面知识浅薄，跟不上时代，帕列夫斯基也对泰勒有点不耐烦，认为泰勒这个政治官僚在技术上要远比在商业上具有头脑。此外，他还宣称，“神怪”研究小组在自吹自擂，他们的工作”充满了漏洞”。
“这种东西永远卖不出去。“他说道。
泰勒大为震惊。对他来说，研究交互式计算机是个神圣的事业，而帕列夫斯基却站在路中间挡住了他的道路，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泰勒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似的大声吼道：“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你他妈的赶快给我滚出去！”
他将会永远记住把帕列夫斯基赶出办公室的那一天，但他们刚才所热烈讨论的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几分钟之后，泰勒听到有人敲门，是帕列夫斯基的销售部主任里格登·柯里(Rigdon Cunie)，一个有礼貌的佐治亚州人。刚才发生的这一切柯里都看到了，他感到很心慌。他的责任之一就是监视”神怪”小组改装930型计算机的一举一动。与他的老板相反，他对这种计算机及其商业前景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马克思错了。“他说道。
“我知道，“泰勒回答，“你想干什么？”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让顾客拿着钱排队等在他的门外，他就能回心转意，“柯里说道，“我能把顾客带到这里看看你的终端机吗？”
“当然可以!”
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柯里陪同几十位顾客来到了泰勒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带来了十几份购货订单。帕列夫斯基别无选择只有投降。他同意销售SDS940型”神怪”计算机，条件只有一个：SDS必须从前三台的销售收入中收回用于改型的费用。结果，这种计算机定价17.3万美元，比原来的930型多出10万美元，而增加的硬件仅仅花了5000美元。
这种计算机成为SDS最畅销的产品，最终占了其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为分时技术迈入市场提供了方便。但是，帕列夫斯基从未把他公司的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新机器上。直到最后，940型计算机也不是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而是先用卡车把930型计算机运到一个特殊的厂房，把它们拆开，然后再用手把新的硬件装上。
这场战斗泰勒贏了，但他与马克思·帕列夫斯基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几年之后，命运又使他们重新聚在了一起 ------这次是在一个公司付出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代价之后，这个公司就是施乐。
（迈克尔·希尔奇克. 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t the computer age[M]. 华夏出版社, 20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