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4 .section .section .section—body .section—first .section—last} ::: section-divider
:::
::: section-content ::: {.section-inner .sectionLayout—insetColumn}
《创新者》：第八章 个人电脑 {#b835 .graf .graf—h3 .graf—leading .graf—title name=“b835”}
（沃尔特·艾萨克森） {#8dfc .graf .graf—h4 .graf-after—h3 .graf—subtitle name=“8dfc”}
《诚如所思》 {#98be .graf .graf—h4 .graf-after—h4 name=“98be”}
个人电脑（即普通人能够亲手操作并带到家中使用的电脑）这一思想是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提出的。布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建成了大型模拟计算机，并协助构建了军、企、学三角协作体系，在此之后，他为1945年7月号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撰写了一篇题为《诚如所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布什设想了一种他称之为”记忆扩展器”（memex）的个人电脑，这种电脑能够存储和调阅一个人的言论、图片和其他信息，他写道：“请试想一下，未来将出现一种供个人使用的设备，它是一种机械化的私人文档和图书馆…记忆扩展器这种设备能让一个人存储他所有的书籍、唱片和通信记录，它是机械化设备，因此能让用户高速而灵活地查阅资料。它是人类记忆的扩展和私密补充。“请注意这段话中的”私密”一词，这个词说明，布什和他的追随者们关注的是如何在人与机器之间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
布什设想，这种设备会配有键盘之类的”直接输入”装置，使用户能够将信息和记录输入存储器。他甚至预言了超文本链接和文件共享，还设想了进行项目合作的方式。他写道：“全新的百科全书将会出现，它们之间预先设置了由关联路径构成的网络，等待放入记忆扩展器，在记忆扩展器中，它们将得到拓展。“这段话预见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维基百科。
但从日后的情况来看，计算机并没有按照布什的思路发展，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计算机并没有成为供个人使用的工具和记忆库，而是成了面向企业和军队的庞然大物，科研人员可以分时使用计算机，但一般人却无缘与之接触。到20世纪70年代初，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迪吉多”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等创新公司开始生产和小冰箱差不多大的迷你计算机，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潜在市场，即普通人能够拥有和操作的台式计算机。迪吉多的运营委员会于1974年5月曾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是否应该为PDP—8开发一个针对个人消费者的较小机型，该公司总裁肯·奥尔森（Ken Olse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_Olse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会议上宣布：“我认为根本没有人会想要有自己的计算机。(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这种忽视的结果就是，当个人电脑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时，引领革命的不是大公司，而是一帮从购物中心和车库起家的邋遢创业者，他们管自己的公司叫”Altair”（牛郎星）或”Apple”（苹果）。
孕育个人电脑的文化土壤 {#a3c6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a3c6”}
个人电脑的发明离不开技术领域的许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微处理器，也就是一种蚀刻在微小芯片上，集成了电脑中央处理单元所有功能的电路。但社会力量也为推动和塑造创新贡献了一臂之力，为个人电脑打上了孕育它们的文化环境的印记。这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比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在旧金山湾区的文化混合体影响力更大，正是这种文化环境让制作”家酿”计算机的时机成熟起来。
那么，这种文化混合体是由哪些部落构成的呢？一开始是随着西屋电气和洛克希德等国防承包商的扩张而迁往该地区的一群佩戴口袋保护套的工程师而开启的。接下来，这里出现了一种以英特尔和雅达利为代表的创业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创新，而鄙视刻板的官僚主义。从麻省理工学院迁往西部的黑客们带来了他们对可亲手操作、能触摸、能玩游戏的电脑的渴望。另外还有一种由磕电族（wirehead）、电话飞客（phreak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reaking”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和资深玩家组成的亚文化，这些人通过入侵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或大企业的分时计算机来寻求刺激。还有来自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和社群组织者，用这群人中一员 --- --- 莉莎·卢普（Lisa Loop）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要设法”通过借鉴科技发展成果来实现革新目的，从而战胜官僚主义思维模式”。
此外，这个文化混合体中还有三股反主流文化的群体。其一是脱胎于湾区”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群体，迷幻剂和摇滚乐为他们那种无忧无虑的叛逆提供了动力。其二是新左派活动家，他们在伯克利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并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里掀起了反战示威活动。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两批人联系十分紧密的群体，这些人喜欢看《全球概览》，拥护公社生活，他们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资源，反对循规蹈矩以及权力精英所强加的中央集权体制。
虽然有一部分群体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的世界却是相互交织的，而且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渴望自己动手搞发明创造，这种渴望源自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小时候喜欢用Heathki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athki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配套元件组装无线电，上大学时阅读《全球概览》，并憧憬着有朝一日加入某个公社。扎根在他们心中的是真正的美国式信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深信，彻底的个人主义和结社的愿望没有任何抵触，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尤其是当人们携手进行创造的时候。美国的创客文化（从社区共建粮仓和做拼布缝纫的时代开始便是这样）通常包含着”我们一起动手”，而不是”你自己动手”的意味。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的这些湾区群体中有许多都反对权力精英，并且有一种自己掌控信息渠道的欲望。技术应该是开放、友好、轻松愉快的，而不是给人以望而生畏、神秘和极权之感。正如其中许多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费尔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e_Felsenstei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所言：“我们想要个人电脑，这样我们就能把自己从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论这些机构是政府还是企业。”
在这幅五光十色的文化拼图中，肯·凯西（Ken Kesey）堪称是嬉皮文化潮的缪斯。1958年，凯西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来到湾区，在斯坦福大学读创意写作项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上夜班，还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系列试验Project MKUltra{.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ject_MKUltra”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做人体试验对象，该试验的目的是检验迷幻剂LSD的效果。结果凯西迷上了这种药剂。创意写作、为挣钱而嗑药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杂工等经历的矛盾结合促使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e_Flew_Over_the_Cuckoo%27s_Nest_(nove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当其他人在斯坦福周边创办电子公司时，凯西则用写书挣来的钱和他从CIA试验中弄出来的迷幻剂创立了一个名叫”快乐捣蛋鬼”（Merry Prankster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rry_Prankster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早期嬉皮士公社。1964年，他和一帮人乘坐一辆国际收割机公司生产的旧校车（他们把这辆车命名为”向前”，车身涂上Day-Glo牌荧光涂料），开始了一场周游全国的迷幻剂之旅。
旅行归来之后，凯西开始在自己家中组织一系列迷幻剂试验，1965年底他做出一个决定，既然他既是创业者又是嬉皮士，不妨把迷幻剂推向公众。其中最早的一次活动是当年12月在圣何塞的音乐俱乐部Big Ng’s举办的。凯西请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乐队，该乐队刚刚从”魔法师”（Warlocks）更名为”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主唱是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权力归花儿”这句著名的口号诞生了。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与嬉皮士文化相伴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和平反战运动，该运动也洋溢着这种叛逆精神。嬉皮和反战思想的交汇缔造了一些令人难忘、充满时代特征的作品，比如倡导”要做爱，不要作战{.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要做爱，不要战争”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迷幻海报，还有印着和平符号的扎染T恤衫，这些东西在后人眼中显得很搞笑，但当时却被认为是富有深度的作品。
嬉皮和反战运动都对计算机持警惕态度，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卡带呼呼作响、灯光不停闪烁的大型计算机被视为非人化和极权的象征，被视为美国政府、五角大楼和权力体系的工具。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wis_Mumfor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yth_of_the_Machin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一书中警告称，计算机的崛起可能意味着”人类将变成被动、无目的、受机器支配的动物”。从伯克利的斯普劳尔广场到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在和平反战游行队伍和嬉皮士公社中，印在打孔卡上的警告语”请勿折叠、卷曲或损坏”成为一句讽刺标语。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当个人电脑的出现成为可能时，人们的态度便开始发生变化。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睡鼠说了什么》（What the Dormouse Said）中写道：“人们起初对计算机冷眼相待，视其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后来，计算机作为一种个人表达和解放的象征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A._Reich”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堪称新时代宣言的《美国绿了》（The Greening of America{.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Greening_of_America”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一书中批判了传统企业和社会的等级制度，他呼吁建立能够鼓励合作和赋予个人权力的新体制。他反对把计算机作为旧权力体制的工具，而是主张让计算机变得更加个人化，从而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他写道：“我们制造的机器现在也许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使人再次成为一种创造性力量，改变和创造自己的生活。”
一种科技部落文化开始兴起。诺伯特·威纳、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科技权威的著作成为嬉皮士公社和学生宿舍的必读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LSD的福音传教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就把他那句著名的祷文”打开、调谐、抽离”（Turn on，tune in，drop ou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n_on,_tune_in,_drop_ou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升级为”开机、启动、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了。1967年，加州理工的”驻校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Brautiga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一首名为”万物皆在慈爱机器的眷顾之下(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的诗中刻画了这种新思潮。这首诗开头写道：
我喜欢想象
（愿尽快实现！）
一片赛博世界的草坪
那里的动物和计算机
共同生活在
程序编写的和谐之中
就像澄澈的水
触碰明净的天空
斯图尔特·布兰德 {#c3c1 .graf .graf—h4 .graf-after—blockquote name=“c3c1”}
最能体现技术高手与嬉皮士的结合，并且最为热情地鼓励这种结合的人当属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瘦高的布兰德是一位狂热的活动家，喜欢露齿微笑，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瘦瘦长长的小精灵，降临在各种有趣文化运动的交叉口。1995年，他为《时代》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士》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反主流文化对中央集权的蔑视为整个个人电脑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
嬉皮公社制和自由论政治主张形成了现代计算机革命的根基…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会谴责计算机是集权控制的化身。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后来被称作”黑客”）对计算机抱有欢迎态度，并动手将其改造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这条道路后来成为通往未来的真正阳关大道…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们有意识地引领文明社会中的其他人摆脱了集中化的大型计算机。
布兰德1938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他父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和许多数字行业创业者的父亲一样，布兰德的父亲业余时间也爱捣鼓无线电。布兰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他在该校参加了陆军储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作为步兵军官服役两年，服役期间他接受了空降训练，还做过一段时间随军摄影师。退役后，他在表演艺术与科技精彩交织的湾区文化圈开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游荡在不同的群落之间。
这种游走在科技与创意边缘的生活让布兰德毫无悬念地成为LSD的早期尝试者。1962年，他在斯坦福附近第一次在”伪临床”环境下接触到这种毒品，之后他就成了凯西的”快乐捣蛋鬼”聚会上的常客。他还在一个名叫USCO的多媒体艺术共同体担任摄影师、技术员和制作人，USCO会在组织的活动中融入迷幻摇滚、科技魔术、霓虹灯和投影图像等元素，还会让观众参加表演。此外，他们偶尔会邀请马歇尔·麦克卢汉、迪克·阿尔珀特（Dick Alpert）和其他新时代先知来发表讲话。该组织在一份推广资料上称其”将神秘主义和科技风潮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内省和交流的基础”，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科技唯灵论者（technospiritualists）的信条。科技是一种表达工具，能够拓展创造力，而且像迷幻剂和摇滚乐一样具有反叛精神。
在布兰德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标语”还权于民”到了新左派政治活动家那儿就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但计算机却能让个人真正拥有获得权力的机会。他后来说：“还权于民是个浪漫的谎言。而计算机在改造社会方面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政治。“1972年，布兰德在参观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后为《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wheels.org/spacewar/stone/rolling_stone.html”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他在文中称：“这是’快乐捣蛋鬼’的迷幻剂试验后我见到的最热闹的场面。(the most bzz-bzz-busy scene I’ve been around since Merry Prankster Acid Tests)“他意识到，这种反主流文化和网络文化的结合将造就一场数字革命。他写道，“创建计算机科学的怪人”会从”有钱、有权的机构”手中夺取权力。他还指出：“不论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计算机都正在走近普通人。这是好消息，也许是自迷幻剂出现以来最好的消息。“他又补充称，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与诺伯特·威纳(Norbert Wiener)、J·C·R·利克莱德、约翰·冯·诺伊曼以及万尼瓦尔·布什等科学先驱的浪漫幻想是一致的”(in line with the romantic fantasies of the forefathers of the science such as Norbert Wiener, Warren McCulloch, J.C.R. Licklider, John von Neumann and Vannevar Bush.)。
这一切经历让布兰德成为1966年1月在旧金山港口工人音乐厅举办的幻游音乐节的舞台监督和技师，该音乐节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在享受过迷幻剂试验（每周都会进行，贯穿整个12月）的快感之后，布兰德建议凯西来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餐”。这场盛宴以布兰德自己的剧团”美国需要印第安人”（America Needs Indians）表演的节目”感官”拉开帷幕，内容包括高科技灯光秀、幻灯片投影、音乐和印第安舞蹈。接下来的表演在节目单上被描述为”天启、有声投影、无休止的爆炸、‘奇迹国会’、液态投影和’爵士鼠’“。这仅仅是开幕当晚的节目。第二天夜晚的表演由凯西拉开帷幕。凯西几天前在位于旧金山北滩的布兰德家屋顶上吸毒时曾被逮捕，但随后获得保释，当晚他在一个脚手架上指挥这场活动。当晚，“快乐捣蛋鬼”带来了他们的迷幻交响乐，“老大哥和控股公司”、“感恩而死”等乐队以及”地狱天使”摩托车帮会的成员都参加了表演。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_Wolf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曾试图在他影响深远的新新闻主义著作《插电迷幻剂试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Electric_Kool-Aid_Acid_Tes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中重温科技迷幻主义的精髓：
灯光和电影画面在音乐厅里四处投射；五台电影投影机，还有无数台灯光设备和干涉仪在同时运转。满墙都是星际科幻的海洋，大厅里嵌满扩音器，好似燃烧的枝形吊灯，霓虹灯迸发出耀眼的光芒，黑光灯下摆放着涂着荧光漆的物体和让人们涂着玩的荧光漆，每个入口都有闪着红光和黄光的街灯，还有一群身着紧身连衣裤的诡异女郎，一边吹着哨子，一边沿着大厅的边缘跳跃。
最后一天晚上，他们举办了一场更加激情四射的科技狂欢。这天的节目单上印着一段欢跃的文字：“鉴于’电’是所有表演的共同元素，今晚我们将让大家享受弹珠机带来的刺激，让今晚的节目电力四射吧，我们邀请观众穿上热辣的服装，带上自己的电子设备（我们将提供交流电插座）。”
的确，幻游音乐节对毒品、摇滚乐和科技的结合（迷幻剂和交流电插座）让人感到有些聒噪。但这场音乐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塑造个人电脑时代文化融合体的典型代表，这种融合体中包括科技、反主流文化、创业精神、电子设备、音乐、艺术和工程等诸多元素。从斯图尔特·布兰德到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元素塑造了一大批在硅谷和海特—阿什伯里的交汇处游走自如的创新者。文化史学家弗雷德·图尔纳写道：“幻游音乐节标志着斯图尔特·布兰德作为反主流文化事业的创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 --- 但他身上也带有强烈的技术专家风格。”
1966年2月，在幻游音乐节举办一个月之后，布兰德坐在自己旧金山北滩家中铺满碎石的屋顶上，享受100微克LSD带来的快感。他凝视着地平线，品味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话：我们之所以感觉世界是扁平且无限延伸，而非小而圆的，是因为我们从未从外太空观察过世界。在迷幻剂的作用下，他开始感觉自己与地球融为一体，并感知到地球之小以及让其他人也领会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我们应该广为宣传这个能撬动世界上种种问题的根本支点。一张照片 --- --- 一张从太空拍摄的彩色地球照片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所有人都能从这张照片上看到地球的全貌，看到地球是个小小的、漂浮在宇宙中的星球，从此以后，所有人看待事物的视角都会发生变化。“他深信，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能让人更好地进行全局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感受，并产生一种贯通感。
他决心说服NASA来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于是，带着从迷幻剂中汲取的另类智慧，他决定制作几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时代的人群中推广他的理念。这些徽章上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见到过整个地球的照片？“他的计划简单到有些傻，他说：“我准备了一个涂着Day-Glo荧光漆的三明治式广告牌，广告牌前面安装了一个小货架，我自己身穿白色连身衣和靴子，头戴饰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戏装礼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门那儿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价格卖我的徽章。“结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把他赶出了校园。《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为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宣传了布兰德一个人的东征之旅。他带着这些东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学，最后来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兰德边发表即兴演讲边卖他的徽章时问：“这家伙到底是谁？“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的彼得·布兰德说：“他是我哥哥。”
1967年11月，NASA响应了他们的要求。ATS—3卫星从地球上空21 000英里处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成为布兰德的下一个项目 --- --- 《全球概览》的封面图片，这份刊物的名称也源自这张照片。正如其名称所示，《全球概览》就像一份物品一览表（或者至少是以此为伪装），它巧妙地模糊了消费主义和公社思想的界限。这份刊物的副标题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将回归土地的反主流文化意识与通过科技赋予人们权力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布兰德在《全球概览》创刊号的首页上写道：“一个私密、个人的权力领域正在发展 --- --- 这是一种让个人进行自我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并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探险经历的权力。《全球概览》致力于寻找并推广任何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工具。“巴克敏斯特·富勒随后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开头是：“我能在可靠的工具和装置中看到上帝。“《全球概览》创刊号中介绍了诺伯特·威纳的《控制论》一书和一款可编程的惠普计算器，还介绍了鹿皮夹克和串珠。《全球概览》的深层前提是，对地球的爱和对科技的爱可以并存，嬉皮士应该与工程师追求共同的事业，还有未来应该像一场提供交流电插座的音乐节。
布兰德走的不是新左派政治路线，他甚至并不反对物质享受，因为他喜欢能让人买回家的游戏和设备。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将当时许多文化群体团结在了一起，从嗑药嬉皮士到工程师，再到寻求抵制对科技的集权控制的公社理想主义者，都集结在他的大旗之下。他的朋友李·费尔森施泰因说：“布兰德通过《全球概览》推广了个人电脑概念。“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 {#6bae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6bae”}
《全球概览》创刊后没多久，布兰德就参与筹办了一项重大活动，这项活动以奇特的方式呼应了他在1966年1月幻游音乐节上进行的高科技舞蹈编排。1968年12月举办的这次盛事被称为”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other_of_All_Demo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成为个人电脑文化中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件，就像幻游音乐节之于嬉皮士文化一样。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布兰德像磁石一样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有趣的人并与他们结成莫逆之交。这一回，这个有趣的人是一位名叫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工程师，他毕生都在想方设法让计算机增强人类的智能。
恩格尔巴特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开了家出售和修理收音机的商店；恩格尔巴特的祖父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经营水力发电站，他喜欢把家人带到巨大的发电厂里参观涡轮机和发电机如何运转。于是恩格尔巴特很自然地形成了对电子学的热爱。上高中的时候，他听说美国海军有一个培养雷达技师（当时还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新技术）的保密项目，于是他刻苦学习，以确保自己能够进入这个项目，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
在海军服役时的经历让恩格尔巴特大彻大悟。当时他和战友们一起乘坐一艘从旧金山海湾大桥南面起航的轮船准备出发，他们正在挥手告别时，突然听到广播里宣布日本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恩格尔巴特说：“我们都喊道，‘转回去！我们回家庆祝吧！‘“但船还在继续向前开，“直驶入迷雾中，很多人都晕船了”，最后，这艘船开到菲律宾莱特湾。在莱特岛上，恩格尔巴特一有空就躲进一个建在高脚茅草屋里的红十字会图书馆。在那儿，他被满是插图的《生活》杂志所转载的一篇文章迷住了，这就是万尼瓦尔·布什最初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对扩展存储器这种个人信息系统进行展望的《诚如所思》一文。他回忆说：“整个构想让我兴奋不已，我也想帮助人们以那种方式工作和思考。”
从海军退役后，他在俄勒冈大学获得了工程学位，随后在NASA下属尖端技术研究机构 --- --- 位于硅谷的埃姆斯研究中心(Ames)任职。为了结识可以作为结婚对象的女性，羞涩木讷的恩格尔巴特加入了帕洛阿尔托社区活动中心的一个中级希腊民间舞蹈班，后来他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人生伴侣。订婚的那天，恩格尔巴特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足以改变他生活方向的忧虑感：“等到我开始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恩格尔巴特开始努力为自己寻找有价值的生活目标。他说：“我考虑了所有人类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再教育之路。“他意识到，任何改造世界的努力都是很复杂的。他想到那些努力防治疟疾或增加贫困地区粮食产量的人，结果发现，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又会引发其他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人口过剩和水土流失。要想成功地完成一个大项目，就必须对行动中所有错综复杂的细节进行评估，权衡各种可能性，共享信息，组织人力，等等。他回忆说：“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复杂性正是最根本的东西，我感到豁然开朗。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让人类更好地处理复杂和紧急的问题，能为此做出重大贡献，那你就能够造福全人类。“这样一种努力不是单单解决世界上的某一个问题；而是能为人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
恩格尔巴特认为，帮助人们处理复杂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沿着布什提出的路线走。于是恩格尔巴特开始想象如何在图形显示屏上实时传递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他所接受的雷达技术训练对他颇有助益。他回忆说：“不到一个小时，我脑海里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我坐在一个有各种符号的大屏幕前，可以通过操纵各种符号来驱动计算机。“于是当天他就着手展开了一项任务，他要设法让人们把思维转换为视觉图像，并让这些用户与其他人建立联系，以实现相互协作 --- --- 换言之，也就是带有图形显示的联网互动计算机。
当时是1950年，距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出生还有五年。就连UNIVAC等商用计算机的鼻祖也尚未投放市场。但恩格尔巴特认同布什的愿景，他相信有一天人们会拥有自己的终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终端来处理、存储和分享信息。这个远大的构想需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宏大名称，于是恩格尔巴特将其命名为”增强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为做承担这一使命的开路人，他进入伯克利学习计算机科学，并于1955年取得博士学位。
恩格尔巴特是那种能用冷静得吓人的平淡语调传达强烈感情的人。一位好友说：“他微笑的时候，脸上带着惆怅和稚气，但他一旦收回脚步，停下来思考，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又似乎透出伤感和孤独。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声音又低又轻，就好像经过长距离传播而减弱了一样。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但带着暖意的东西，他温和但又倔强。”
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恩格尔巴特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外星人，这就导致他很难为自己的项目拿到资金。1957年，他终于被斯坦福研究所聘用，从事磁存储系统的研究工作。斯坦福研究所是斯坦福大学1946年设立的独立非营利机构，当时该研究所的一个热门课题是人工智能，尤其是创建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的系统。
但对人工智能的追求并没有让恩格尔巴特感到兴奋，他从未放弃自己增强人类智能的使命，他想要发明像布什的扩展存储器那样能与人紧密合作，帮助人们组织信息的机器。他后来表示，这一目标源自他对人类思维这种”精妙绝伦的发明”的尊重。恩格尔巴特不是试图在机器上复制人类思维，而是关注怎样”才能让计算机与我们已经具备的各种能力互动”。
恩格尔巴特花了好些年不断修改一篇阐述他构想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增加到45 000字，和一本小书差不多长。1962年10月，他发表了这篇题为《如何增强人类智能》(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的论文，该论文也是他向世人发布的宣言。他开篇便解释称，他不会寻求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思维。他主张把人类的直觉思维天赋与机器的处理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域，让直觉、试错、无形之物和人’对事态的感觉’，与强大的概念、精当的专有名词和符号、复杂的方法以及高效电子辅助工具有益地共存”。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这种人机共生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比如说，建筑师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设计大楼，专业人士则可以用计算机来撰写带有插图的报告。
恩格尔巴特在写论文的时候曾给他的偶像万尼瓦尔·布什写过一封信，他还在论文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论述扩展存储器。在布什的《诚如所思》一文发表17年后，他所提出的人机应通过由图形显示屏、指针和输入设备组成的简单界面实时互动的设想仍能激起强烈反响。恩格尔巴特强调，他的系统不会仅仅停留在数学层面上，他说：“每一个用符号化概念思考的人（不论其形式是英语、象形文字、形式逻辑还是数学）都应该大有收获。“埃达·洛夫莱斯若有在天之灵，定会为之战栗。
就在恩格尔巴特的这部专著发表当月，两年前在名为《人机共生》的论文中探讨相同概念的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接管了ARPA的信息处理技术局。利克莱德的新工作有部分职责是为前景看好的项目划拨联邦经费。恩格尔巴特进入了候选之列。他回忆说：“我带着这份1962年的报告和一份计划书站在门口，我想：‘哦天哪，利克莱德说他想做的那些事恰好都是我要做的，他哪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利克莱德的确无法拒绝，于是恩格尔巴特获得了ARPA的拨款。当时还在NASA的鲍勃·泰勒也给恩格尔巴特拨了一些经费。于是恩格尔巴特得以在斯坦福研究所创立了自己的增智研究中心。这成为政府科研拨款大获成功的又一例证。这项研究当时前景还不明朗，但政府的资助最终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数百倍的回报。
鼠标和联机系统 {#caa8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caa8”}
泰勒划拨的NASA科研经费要求用于独立的项目，于是恩格尔巴特决定用这笔资金来寻找一种让人类与机器互动的简单方式。他向同事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提议：“让我们来找找能在屏幕上进行选择的设备吧。” 他的目标是寻找让用户在屏幕上移动光标和进行选择的最简单方式。研究人员尝试了几十种移动光标的方案，包括光笔、操纵杆、轨迹球、触控板、带手写笔的平板，甚至还有一个让用户通过膝盖来控制的设备。恩格尔巴特和英格利希对这些设备逐一进行了测试。恩格尔巴特说：“对每种设备，我们都计算了用户将光标移至目标物体要用多长时间。“举例来说，光笔似乎是最简单的一种设备，但要求用户每次使用时都把它们拿起来再放下，这就很麻烦了。
他们制作了一张图表，列出了每种设备的优势和不足，正是这张图表帮助恩格尔巴特构想出一种前人从未想到过的设备。他说：“元素周期表的规律让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元素，而这张表最终也定义了一种尚不存在的设备所具有的可取特征。“1961年的一天，他在开会的时候开始天马行空地畅想。他回想起高中时曾非常着迷的一种机械设备 --- --- 求积仪{.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求積儀”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这种仪器能够沿着一块空间的边缘滚动，进而计算出其面积。求积仪通过两个呈90度的滚轮（一个滚轮为水平方向，另一个滚轮为垂直方向）来计算在每个方向滚过的总距离。他回忆说：“只要想到这两个滚轮，剩下的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去画了张草图。“他在自己的小记事本上描述了如何在桌面上拖动这种设备，还说明了如何用高低不同的电压来反映两只滚轮的运动方向。电压可以通过一根与计算机屏幕相连的数据线进行传输，控制光标上下前后移动。
于是，一种既简洁又深刻的发明诞生了，它是增智理想与尝试精神的经典物理表达。它运用人类特有的心、手、眼协调天赋（机器人对此并不擅长），为用户提供了一种非常自然的人机界面。人和机器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和谐地相互协作。
恩格尔巴特把他的设计草图交给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块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个模型。当他们在焦点小组试用时，这个模型比其他任何设备的效果都要好。一开始，连线是放在前面的，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让线从后端像尾巴一样伸出来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把这个设备命名为”鼠标”。
大多数真正的天才（比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甚至还有乔布斯）都有一种追求简洁的本能。但恩格尔巴特却不是这样。他渴望在自己建立的任何系统中都填入许多功能，因此他想让鼠标带有许多按键，恨不得要多达10个才好。可惜测试结果显示，鼠标上按键的最佳数量应该是三个。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三个按键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个，或者如追求极简的乔布斯后来坚持的那样，两个按键也太多了。
随后，在截至1968年的6年时间里，恩格尔巴特一直在为设计一种成熟的增智系统而不懈努力，他将其称为”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简称NLS。除鼠标外，该系统还包含许多引发个人电脑革命的其他创新，比如数字水印、同屏多窗口、数字出版、类似博客的日志、类似维基的协作系统、文档分享、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超文本链接、类似Skype（即时通讯软件）的视频会议和文档格式化。恩格尔巴特的追随者之一艾伦·凯这样形容他：“等道格的点子都用完了，我真不知道硅谷该怎么办。“对技术充满热情的凯后来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逐一完善了这些构想。
“演示之母” {#819c .graf .graf—h4 .graf—startsWithDoubleQuote .graf-after—p name=“819c”}
相比幻游音乐节，恩格尔巴特对希腊民间舞更感兴趣，但他曾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同一家实验室参加LSD试验，并因此结识了布兰德。布兰德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全球概览》在内）都是在距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研究中心仅几个街区的地方进行的。因此，两人在1968年12月联手进行联机系统演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主办人的布兰德以过人的天赋让这次演示（日后成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为一场多媒体盛宴，就像硅片上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样。这场演示会成为嬉皮士与黑客文化的终极融合，就连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也没能撼动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数字时代最炫目、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演示。
1968年是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越南春节攻势让美国人开始掀起反战示威，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反战示威导致主要大学停课，并冲击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苏联人镇压了布拉格之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阿波罗8号开始围绕月球旋转。也正是在这一年，英特尔成立了，斯图尔特·布兰德则出版了第一本《全球概览》。
12月9日，恩格尔巴特在旧金山举办的计算机行业大会上进行了这场持续90分钟的演示，会场内有近千名观众，只有站的地方。恩格尔巴特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系着深色窄领带，坐在讲台右侧一个时髦的赫曼米勒”行动办公室”操作台边。他那台计算机终端的显示屏被投射到他背后一个20英尺的屏幕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希望大家有朝一日能习惯这种相当不同寻常的环境。“他头戴一副战斗机飞行员用的那种耳麦，语调平缓，听起来就像模仿老电影中新闻短片解说员语调的计算机合成语音。计算机文化专家、编年史家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ward_Rheingol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后来说，恩格尔巴特看起来就像”在计算机宇宙中遨游的查克·耶格尔，他冷静地让新系统有条不紊地运作，并用平静的语气向地面上那些万分惊讶的观众汇报。”
恩格尔巴特缓缓说道：“作为一名脑力工作者，如果你的办公室里有一台配有显示屏的计算机供你全天使用，还能即时回应你的每项操作，那么你能从中获得多少价值呢？“他向观众们保证，他将要演示的一整套技术”都非常有意思”，然后他轻声嘀咕了一句：“我认为。”
有一台摄像机架设在他的终端机上，可拍摄他的脸部，另一台置于上方的摄像机则能够显示出他双手如何控制鼠标和键盘。制作鼠标的比尔·英格利希坐在观众席后面，像新闻演播室的制片人一样选择对哪些图像进行混合和匹配，并将它们投射到大屏幕上。
斯图尔特·布兰德则在恩格尔巴特斯坦福附近的实验室里制作计算机图像和操作摄像机，该实验室位于会场以南30英里处。两条租来的微波线路和一个电话接口向实验室传输恩格尔巴特对鼠标和键盘所做的每一次操作，然后再把图像和信息传回会堂。观众们惊奇地观看恩格尔巴特与同事通过远程协作来创建文档；他们看到不同的人实时编辑文档、加入图形、调整布局、制作地图并嵌入音频和视频元素，甚至能共同创建超级链接。简言之，恩格尔巴特早在1968年就为人们演示了今天一台联网个人电脑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功能。在当天的活动中，恩格尔巴特如有神助，整场演示完美无缺，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演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起身热烈欢呼。有些人甚至跑到了台上，就好像恩格尔巴特是位摇滚明星一样，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位明星。
沿着会堂的走廊向前走，还有一场会议也在同时举行，主讲人是莱斯·欧内斯特(Les Earnes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s_Earnes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与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麦卡锡”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共同创建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根据约翰·马尔科夫在《睡鼠说了什么》一书中的描述，他们在会上放映了一场电影，讲的是一个仿佛能听、能看的机器人。这两场演示呈现出人工智能与增强智能之间的明显对立。恩格尔巴特刚开始研究增强智能时，这门学科还显得相当古怪，但当他在1968年12月的演示中展示增强智能的所有元素（一台能够让人类与之随意实时互动的个人电脑，还有一个能让协作创新成为可能的网络）之后，机器人就变得黯淡无光了。第二天，《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刊登了一篇有关大会的报道，标题是《明日计算机的神奇世界》。这篇报道介绍的是恩格尔巴特的联机系统，而不是机器人。
布兰德把肯·凯西带到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里体验联机系统，仿佛是要促成反主流文化与计算机文化的联姻。当时已因汤姆·沃尔夫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书而出名的凯西完整地观摩了该系统剪切、粘贴、检索以及协作制作书籍和其他文档的过程。他对此感触颇深。凯西宣布：“这是迷幻剂之后的下一个重要事物。“
艾伦·凯 {#9234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9234”}
艾伦·凯是挣扎着参加恩格尔巴特的”演示之母”的。当时他高烧39度，咽喉受到链球菌感染，但他还是拖着病体，乘飞机从犹他州（他在犹他州读研究生）赶了过去。他回忆说：“我直打冷战，虚弱得几乎走不了路，但还是决定到那里去。“他已经读过恩格尔巴特的著作并认同他的思想，但这场戏剧性的演示还是像嘹亮的号角一样深深打动了他。凯说：“在我眼里，他就是在红海中分出道路的摩西。他为我们指出一片有待发现的希望之土，还有到达那片土地所需跨越的大海和河流。”
和摩西一样，恩格尔巴特并没有真正把人们带到那片希望之土。将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带入个人电脑之乐土的先驱者是凯和一家复印机公司研究中心一群无拘无束的同事。
凯1940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中部，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形成了对科学和人文的热爱。他父亲是一位设计假肢的生理学家。在与父亲长时间散步的过程中，凯形成了对科学的热爱。但他也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和音乐家，而他的外祖父克利夫顿·约翰逊则是一位著名的插画家和作家，还在当地的教堂里演奏管风琴。凯说：“我父亲是科学家，母亲是艺术家，所以小时候我周围充满了多种多样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方式。从前我并不认为’艺术’和’科学’有什么区别，现在依然如此。”
17岁时，他离家参加了一个音乐营，他在那儿弹奏吉他，还是一个爵士乐队的成员。他还和外祖父一样喜欢管风琴，后来他协助一位造诣颇深的管风琴制作师为一家路德会神学院造了一架西班牙巴洛克风格的管风琴。他是个很有悟性、博览群书的学生，但他在学校里经常闯祸，主要是因为不服从管束，这是一种许多科技创新者身上都有的特质。他曾经几乎被赶出校门，但他也是全国广播节目《儿童智力竞赛》（Quiz Kid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iz_Kid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中的小明星。
凯大学念的是西弗吉尼亚州的贝瑟尼学院（Bethany College），主修数学和生物学，但他在第一年春季因”无故缺勤次数过多”被学校除名。他有个朋友在丹佛从事维护美国联合航空计算机订座系统的工作，于是他在丹佛晃荡了一段时间。看到计算机不仅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人的负担，凯感到非常震惊。
到了征兵的时候，凯加入了美国空军。凯在一项能力倾向测试中取得了高分，于是他被选派参加计算机程序员培训。当时他使用的是IBM 1401，这是第一款面向小企业并大量销售的计算机。他说：“那时候编程还是个地位很低的职业，多数程序员都是女性。她们都非常出色。我老板就是一位女士。“退役后，他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他感兴趣的知识：他学习了生物学、数学、音乐和戏剧，同时还在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为超大型计算机编程。
之后他进入了犹他大学研究生院，他日后把这段求学经历视为”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计算机科学先驱戴维·埃文斯（David C. Evan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vid_C._Evan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当时正在犹他大学开发美国最尖端的图形程序。1966年秋季，在凯到达犹他大学的当天，埃文斯就从自己办公桌的一堆文件中拿出一份文档递给他，让他回去读。这是伊万·萨瑟兰（Ivan Edward Sutherlan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Ivan_Sutherlan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在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博士论文，萨瑟兰当时在哈佛任教，但即将调入犹他大学。这篇在信息理论家克劳德·香农指导下撰写的论文题为《Sketchpad：一种人机图形通信系统》。
Sketchpad是一种率先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的计算机程序，这种界面可像今天的电脑一样在显示屏上显示图标和图形。这些可用一支光笔来创建和操纵的图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富有魅力的全新人机互动方式。萨瑟兰写道：“Sketchpad系统让人和电脑通过绘图来快速交谈成为可能。“凯意识到，可以把艺术和科技结合起来，去创建一种令人愉悦的计算机界面。拥有孩童般的热情，想确保未来充满趣味的凯被这种想法深深吸引了。凯说，萨瑟兰的思想”犹如天启”，把激情”铭刻”在他心中，激励他去创造一种友好的个人电脑。
凯第一次与恩格尔巴特联系是在1967年年初，在他接触萨瑟兰的Sketchpad思想几个月之后。恩格尔巴特当时在各大学发表巡回演讲，介绍他最终将在”演示之母”中呈现的个人电脑思想，他还会带上一台Bell & Howell放映机来放映有关他的联机系统的电影。凯回忆说：“他会定格画面，并以不同的速度前进和后退，他会说：‘这是光标。请看看它下一步会做什么！’”
当时，计算机图形学和自然用户界面成了大热的学科，凯开始从许多人那儿汲取思想。凯听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马温·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的一场演讲，明斯基在演讲中介绍了人工智能，他还谈到，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充满想象力地处理复杂问题，这其实是摧残学生创造力的可怕行为。凯记得：“明斯基在讲座中畅快淋漓地抨击了传统的教育方法。“随后他见到了明斯基的同事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佩珀特当时创建了一种名为LOGO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简单到连学童也可以使用。LOGO有许多巧妙的用途，其中之一是让学生使用简单的命令来控制一个能在教室里四处移动的机器龟。听完佩珀特的介绍之后，凯开始绘制草图，设想能让儿童轻松操作的个人电脑会是什么样。
在伊利诺伊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凯看到一台用薄玻璃和氖气制成的简单的平板显示器。他在脑子里将其与恩格尔巴特演示的联机系统联系在一起，又用摩尔定律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意识到，不消十年，带有窗口、图标、超文本和由鼠标控制的光标的图形显示系统就能应用在小型计算机中。天生善于把故事讲述得激动人心的凯说：“想到这项发明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甚至有些被吓到了。这肯定就是人们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后，第一次从不同的地球仰望不同的天堂时所体会到的那种眩晕感。”
凯对未来有着异常清晰的构想，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明自己梦想的东西。他意识到：“未来将有数百万台个人电脑和电脑用户，其中多数都不受机构直接控制。“要实现这个梦想，就需要发明带有图形显示的小型个人电脑，这些电脑要让儿童也能轻松使用，还要便宜到让所有人都买得起。他说：“把这些元素全部结合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个人电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个人电脑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单（“必须让人自己就能学会使用”）和友好（“友好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义者兼工程师的立场上设计计算机的。他从16世纪初一位名叫奥尔德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dus_Manutiu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儿汲取了灵感，这位印刷商意识到，供个人阅读的书籍应该能放入鞍囊内，于是他开始印制尺寸较小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尺寸）。
同样，凯认为个人电脑的理想大小应该不超过一个笔记本。他回忆说：“我很容易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我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模型，想看看个人电脑的外观和质感应该是什么样。”
恩格尔巴特在增智研究中心从事的研究为凯带来了灵感。但凯没有到那里去工作，而是加入了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教授领导的SAIL（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这项工作不太适合凯，因为麦卡锡主要研究人工智能，而不是如何增强人类智能，他对个人电脑没什么兴趣，而是大型分时计算机的忠实信徒。
在1970年（凯来到SAIL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麦卡锡阐述了他设想中的分时系统，这种系统使用的是自身几乎不具备处理能力或存储空间的终端。他写道：“终端将通过电话系统与一台分时计算机连接，从而得以访问包含所有书籍、杂志、报纸、目录、航空时刻表在内的文件。用户能够通过终端获取自己想要的任何信息，能够进行买卖，能够与人和机构交流，并以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处理信息。”
麦卡锡预计，该系统将带来新信息源的激增，从而对传统媒体构成竞争，不过他错误地认为这些将由用户付费，而不是广告来支持。他说：“在计算机上保存信息文件和向公众传播这些文件的成本很低，因此，就连高中生也能与《纽约客》展开竞争，只要他有出色的文笔和好的口碑，能获得评论家的推荐，就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他还预测了众包内容：用户可以”告诉系统去年他接受的脱发治疗是否有效，并获得一份意见总结，这份总结来自那些曾接受过他现在考虑尝试的疗法，并花时间将自己的看法记录下来的用户”。此外，麦卡锡还对后来热闹非凡的博客世界做了一番乐观的展望：“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加迅速有效地处理公共争议。如果我读到某种似乎有争议的东西，我可以向系统询问是否有人发送了回复。如果可以阅读回复，再加上作者能够修改自己的原始言论，人们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形成成熟的共识。”
麦卡锡的愿景很有前瞻性，但它与凯的设想以及我们今天的网络世界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它不是建立在具备自身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个人电脑之上。麦卡锡认为，人们应该拥有便宜、沉默，与强大的远程计算机相连接的终端。即使在追捧个人电脑的发烧友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际，麦卡锡仍在力推一个”家庭终端俱乐部”计划，该计划拟以每月75美元的价格向用户出租类似电传打字机的简单终端，让他们能够分时操作强大的远程主机。
而凯的构想与麦卡锡完全相反，他想做强大的小型电脑，这些电脑完全具备自己的存储和处理能力，将成为增进个体创造力的个人工具。他梦想让孩子们带着个人电脑走进树林，在树下使用它们，就像使用蜡笔和纸张一样。于是，凯在SAIL的分时派中间煎熬了两年之后，于1971年接受了新的工作邀约，加入了两英里之外的一家企业研发中心。这家中心吸引着想要开发个性、友好、适应个体需求的计算机的年轻创新者。麦卡锡后来把这些目标蔑称为”施乐异端”。但正是这些”歪门邪道”最终确立了个人电脑时代的行进方向。
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5cc3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5cc3”}
1970年，施乐公司追随贝尔系统的脚步，启动了一家致力于纯科研的实验室。为免受公司官僚思维和日常业务需求的玷污，这家实验室设在斯坦福工业园内，距该公司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总部约有3 000英里。
被招到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施乐PARC）担任领导的人包括刚刚离开ARPA信息处理技术局的鲍勃·泰勒（泰勒在ARPA协助创建了阿帕网）。在ARPA工作期间，泰勒通过考察ARPA赞助的研究中心和他为顶尖研究生举办的会议建起了一个识别人才的”雷达”。据泰勒招聘的一位科学家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P._Thacke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回忆：“泰勒在这期间与许多领先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小组共同工作过，并为它们拨过款。这就让他处在了一个吸引最优秀人才的独特位置上。”
泰勒还拥有一种领导能力，这种能力是他在与ARPA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召开的会议上磨炼出来的：他能够激发出一种”创造性摩擦”，让一群人相互质疑，甚至尝试推翻对方的想法，但随后他们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阐述观点。泰勒在他所谓的”庄家”会议上（让人联想到21点游戏中那些试图战胜庄家的人）进行这项活动，他让一个人提出设想，其他人对其进行建设性（通常如此）批评。泰勒自己并不是什么技术奇才，但他知道怎样让一群奇才在友好的决斗中打磨自己的军刀。他担当司仪的天分让他能够激励、劝服、安慰和鼓舞那些喜怒无常的天才，让他们相互合作。泰勒善于呵护他手下人的自尊，而不是去迎合上司，但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 --- 如果你不是他的老板，你会更能欣赏这种魅力。
泰勒招募的第一批人中有艾伦·凯，凯是他在ARPA的会议上认识的。泰勒说：“我认识艾伦的时候，他是犹他大学的博士生，我非常喜欢他。“不过，他没有把凯招进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把他推荐到了另外一个组。这就是泰勒做事的方式，他要把自己赏识的人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四面八方。
当凯到施乐PARC接受正式面试时，面试官问他希望在那儿取得什么样的重要成就。他回答说：“一台个人电脑。“面试官请他详细解释一下，于是他拿起一个笔记本大小的文件夹，打开封面说：“假设这是一个平板显示器。下面会有一个键盘，还有充足的能力来存储你的邮件、文件、音乐、艺术作品和书籍。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这么大的封包里，重量只有几磅。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的面试官挠着头自言自语说：“恩，对。“凯最终被录用了。
眼睛闪闪发光，蓄着俏皮胡须的凯在同事们眼中是个不安分的人，而他也确实如此。他恶作剧似地不断呼吁一家复印机公司的高管为儿童开发一款友好的小型计算机。施乐的企业规划主管唐·彭德里（Don Pendery）是个不苟言笑的新英格兰人，他可谓是哈佛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创新者拦路虎”的化身：他认为未来充满了神秘莫测的生物，这些生物有可能吞噬施乐的复印机业务。他不断让凯和其他人评估可预测公司未来走向的”趋势”。在一次令人恼火的会议上，凯（凯常常出口成章，他脱口而出的想法就像是为维基语录量身定做的一样）不禁反驳了一句：“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这句名言后来成了PARC的信条。
1972年，为了给《滚石》杂志写有关硅谷新兴科技文化的文章，斯图尔特·布兰德参观了施乐PARC。这篇文章令施乐公司东海岸总部的管理人士颇为恼火。布兰德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描述了PARC的研究是如何”脱离庞大和集中，去追求小型和个人化，追求将计算机的力量尽可能多地放到每个想要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手中的”。布兰德在施乐PARC采访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凯，凯说：“这里的人习惯全力以赴地抢占先机。“正因为拥有像凯这样的人，PARC才有了一种源自麻省理工学院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的那种活泼的氛围。他对布兰德说：“这是一个你仍然可以做匠人的地方。”
凯意识到，他应该为自己准备开发的小型个人电脑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于是他开始管这款电脑叫Dynabook（动力笔记本）。他还给这款电脑的操作系统软件取了个可爱的名字：Smalltalk（闲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既不让普通用户望而生畏，又不让业内行家里手抱有过高期望。凯指出：“我认为Smalltalk这个名称十分不起眼，所以只要能有那么一点出色的表现，就会给人们带来惊喜。”
他决定把拟开发的Dynabook价格定在500美元以下，“这样我们就能把它发给学校使用”。Dynabook应该具有体积小、个人化等特点，这样”一个孩子无论躲到哪里都能把它带在身上”，它还应该使用友好的编程语言。他宣称：“简单的东西应该简单，复杂的东西才能成为可能。”
凯为Dynabook写了一篇题为《一款适合各年龄儿童的个人电脑》（A Personal Computer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的说明，这篇说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产品提案，但主要是一份宣言。他在开头援引了埃达·洛夫莱斯那句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之言，讲述如何利用计算机进行创造性工作：“分析机织出代数模型，恰似雅卡尔的提花织机织出花朵和绿叶。“在描述儿童（所有年龄段）如何使用Dynabook时，凯的主张是，应将个人电脑主要作为增强个人创造力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协作的联网终端。他写道：“尽管个人电脑能让使用者通过学校’图书馆’等未来的’知识公用设施’与他人沟通，但我们认为，个人电脑有很大一部分用途是作为个人媒介，让所有者与自身交流，这与纸张和笔记本目前所发挥的用途大体相同。”
凯接着写道，Dynabook的大小应该不超过笔记本，重量不应该超过四磅。“用户应该能够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维护和编辑自己的文件和程序文件。不消说，Dynabook在树林里也一样可以使用”。换言之，Dynabook不仅仅是一个用来与分时主机联网的沉默终端。但他确实也预见了个人电脑有一天将融入数字网络。他说：“如果把这种’能拿到任何地方’的设备与阿帕网或双向有线电视等全球信息公用设施结合起来，就可以把图书馆和学校（更不用说商店和广告牌了）带入家庭。“这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诱人展望，但人们还要再花上20年时间才能使其成为现实。
为了推进Dynabook的开发，凯召集了一个小团队，并制定了一项浪漫、高远但有些模糊的使命。凯回忆说：“我只招那些听到笔记本电脑的设想后会眼睛一亮的人。白天我们有大把时间是在PARC外面度过的，我们打网球、骑自行车、喝啤酒、吃中国菜，不断谈论Dynabook及其潜力，我们认为这种电脑能够延伸人类的触角，为步履蹒跚的文明带来亟须的新思维方式。”
为迈出实现Dynabook梦想的第一步，凯提出了一项”过渡”机型方案。这种机器大小相当于一只手提行李箱，并配有一个小图形显示屏。1972年5月，他建议施乐PARC的硬件业务主管生产30台机器，以便在课堂上进行测试，看学生能否在这些计算机上完成简单的编程任务。他对坐在豆袋椅上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说：“个人设备显然可以发挥编辑器、阅读器和智能终端等作用，还能为人们把工作拿回家做创造条件。我们来生产30台这样的计算机，让大家熟悉一下吧。”
这是一段充满自信的浪漫宣言，体现出凯常有的说话风格，但它并未打动PARC的计算机实验室主管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rome_I._Elkind”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曾写过施乐PARC发展史的迈克尔·希尔齐克（Michael Hiltzik{.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iltzik”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说：“杰里·埃尔金德和艾伦·凯就像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一个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工程师，另一个则是自负、充满哲学家气质的海盗。“在想象孩子用施乐的计算机编程控制玩具乌龟时，埃尔金德是不会两眼放光的。他回答说：“让我来扮演恶魔的代言人吧。“此言一出，其他工程师纷纷竖起耳朵，他们感觉到凯的项目即将被无情地枪毙。埃尔金德指出，既然PARC的使命是创造面向未来的办公设备，为什么又要涉足儿童游戏业务呢？既然当前的公司环境适合去开发商用计算机分时系统，PARC为何不继续把握这些机遇呢？听到这一堆连珠炮似的问题之后，凯恨不得偷偷从会议室里爬出去。会议结束后，他哭了起来。他提出的制作一批过渡型Dynabook的请求被否决了。
曾与恩格尔巴特共事，制作出第一只鼠标的比尔·英格利希当时也在PARC。会后，他把凯拉到一旁安慰他，并提出一些建议。他让凯不要再做孤独的梦想家，而是应该精心准备一项带预算的提案。凯问道：“预算是什么东西？”
于是凯妥协了一步，在过渡方案的基础上又提出一项过渡方案。他要使用23万美元的预算资金在Nova计算机上（Data General公司生产的一款收纳箱大小的迷你计算机）做出Dynabook的模型。但这并不是什么让他热血沸腾的目标。
这时候，PARC鲍勃·泰勒手下的两员干将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tler_Lamps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和查克·撒克现身凯的办公室，提出了一项不同的方案。
两人问：“你手头有没有钱？”
凯回答说：“有，我大约有23万美元的预算买Nova计算机。怎么啦？”
两人提起被埃尔金德枪毙的过渡型Dynabook开发计划，他们问凯：“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做你的小型计算机？”
凯点头同意，他说：“好啊。”
撒克本来想按自己的思路开发一款个人电脑，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同兰普森和凯的总体目标是相同的。于是，他们决定把资源汇集到一起，来个先斩后奏。
凯担心自己的死对头埃尔金德反对，于是他问：“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杰里？“兰普森说：“埃尔金德要跟随公司的工作组出差几个月，也许我们可以赶在他回来之前偷偷动手。”
鲍勃·泰勒为这个项目的孵化提供了帮助，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团队不要在分时计算机开发上投入太多精力，而是去设计”一批可以相互连接，基于显示器的小型计算机”。能让他最器重的三位工程师（兰普森、撒克和凯）联手推进该项目令他兴奋不已。这三个人恰好可以发挥互补性：兰普森和撒克知道哪些东西是可行的，而凯则把目光投向他的终极梦想机器，并对其他两人提出挑战，促使他们把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
他们设计出的计算机名为”施乐阿尔托”（Xerox Alto{.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Xerox_Alto”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不过凯还是固执地继续称其为”过渡型Dynabook”。这款计算机拥有位图式显示器，也就是说，屏幕上的每个像素都能打开或关闭，从而对图形、字母、画笔笔迹等进行渲染。撒克解释说：“我们选择为用户提供全位图，让屏幕上每个像素对应主存储器的一位数据。“这种显示方式对计算机的存储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其指导原则是，摩尔定律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存储器的成本会迅速下降。用户与显示屏的互动由键盘和鼠标来控制，与恩格尔巴特的设计方案相同。这款计算机1973年3月完成后，屏幕上显示了一幅由凯绘制的图形，是一个拿着字母”C”的芝麻街饼干怪兽。
凯和同事们考虑到各年龄儿童的需求，把恩格尔巴特的设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让世人看到，这些设想是能够以一种简单、友好而直观的方式实现的。但恩格尔巴特对此并不认同，他一心要在自己的联机系统中植入尽可能多的功能，因此，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发明小型个人电脑。恩格尔巴特对自己的同事说：“这与我走的路线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非要挤进这些小空间，就不得不放弃一大堆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恩格尔巴特虽然是个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但却没能真正成为成功的创新者：他为自己的系统不断增添功能、指令和按键，使其越来越复杂。而凯则是尽力去删繁就简，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简洁性这一目标（生产让人用起来轻松愉快的产品）在个人电脑创新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施乐把阿尔托系统发送至全国各地的研究中心，让PARC的工程师梦寐以求的创新成果广为传播。他们甚至还制定了作为互联网协议前身的PARC通用包协议，让不同的分组交换网络相互连接。泰勒后来表示：“让互联网成为现实的大多数技术都是施乐PARC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
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施乐PARC虽然指出了一条通往个人电脑（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设备）之国的道路，但施乐公司并没有担当起引领这场大迁徙的角色。该公司生产了2 000台阿尔托电脑，主要供公司办公室或附设机构使用，但没有把阿尔托作为消费品向市场推广。凯回忆道：“公司并没有为应对创新做好准备，推广创新产品意味着要有全新的包装和全新的使用说明，要处理更新，培训员工，还要在不同国家推行本土化。”
泰勒回忆说，他每次和东部那些西装革履的人打交道时都会碰壁。纽约州韦伯斯特一家施乐研发机构的主管对他解释说：“计算机对社会的作用永远没有复印机重要。”
施乐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举行的一场盛大公司会议上（公司还花钱请亨利·基辛格发表了主旨演讲）展示了阿尔托系统。该公司上午在舞台上举办了一场类似恩格尔巴特”演示之母”的展示会，下午则在展厅里放置了30台阿尔托供每个人试用。公司高管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对这些计算机几乎没什么兴趣，但他们的妻子却立即拿起鼠标试用，还不停地打字。泰勒没有受邀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还是去参加了。他说：“男士们根本不屑于了解如何打字。打字这种事是秘书干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阿尔托当回事，他们认为那是只有女性才喜欢的东西。于是我意识到，施乐永远也做不出个人电脑。”
于是，最早涉足个人电脑市场的不是施乐，而是一群更具创业精神、身手更为灵敏的创新者。其中有些人最终通过授权使用了施乐PARC的技术甚至是盗用了施乐的创意。但最早的个人电脑多是在家中组装的，只有发烧友才会喜欢上这些玩意儿。
社群组织者 {#dfbc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dfbc”}
在个人电脑诞生之前的那些年里，湾区有一群社群组织者和反战活动家，他们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将其视为赋权于民的工具。他们拥护小规模技术，欣赏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地球飞船操作手册》（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还有《全球概览》那帮会众信奉的许多生活工具的价值，而迷幻剂和反复听”感恩而死”的音乐对他们则没有什么吸引力。
弗雷德·穆尔（Fred Moor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_Moore_(activis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穆尔的父亲是任职于五角大楼的一名陆军上校，1959年，穆尔来到西部，进入伯克利学习工程学。当时美国还没开始在越南集结军力，但穆尔已决定参加反战示威。他在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这里很快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的台阶上安营扎寨，打出一幅谴责储备军官训练团的标识。他的示威只持续了两天，他就被父亲带回了家。1962年，他重新进入伯克利学习，但叛逆如故。因抵制服兵役，他入狱服刑两年，1968年，他开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孩子的母亲弃他而去）搬到了帕洛阿尔托。
穆尔本来计划在帕洛阿尔托组织反战活动，但他发现了斯坦福医疗中心的计算机，然后便沉迷其中。由于从来没有人赶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儿玩电脑，他女儿则在大厅或者那辆大众汽车里玩耍。他开始深信，计算机具有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结成共同体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计算机作为自我武装和学习的工具，就能够摆脱军事和工业组织的统治。当时也活跃于帕洛阿尔托社群活动和计算机技术圈的李·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穆尔这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胡子拉碴，目光极有穿透力。他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你是不可能真正赶走他的。”
由于热衷和平和技术，穆尔很自然地被吸引到了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会众的轨道上。他最终在那个时代最怪异的一项活动中上演了一场压轴戏，这就是1971年举办的《全球概览》停刊派对。这份刊物在整个发行期间奇迹般地赚得20 000美元，于是布兰德决定租下旧金山海港区的仿希腊古典风格建筑”美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与1 000名同道者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决定怎么花这笔钱。他带来一叠百元大钞，幻想着能让一帮沉迷于摇滚乐和毒品的会众就这笔钱的用途达成明智的共识。布兰德问大家：“如果我们自己的意见都不能统一，又怎能让世界上其他人达成一致呢？”
这场辩论持续了10个小时。身穿带兜帽黑色僧衣的布兰德让每位发言者都拿着这叠钞票对听众讲话，他把建议写在一块黑板上。肯·凯西的”快乐捣蛋鬼”成员保罗·克拉斯纳（Paul Krassner{.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Krassne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谈到美国印第安人遭受的苦难，他说：“我们一来到这里就对印第安人展开了大肆劫掠！“他认为这笔钱应该给印第安人。但布兰德的妻子洛伊丝恰好是个印第安人，她走上前宣布，她和其他印第安人都不需要这笔钱。一个名叫迈克尔·凯（Michael Kay）的人说，应该把钱分给在场的人，然后他开始向人群发钞票；布兰德反驳说，最好把这笔钱放在一起用，他让人们把钞票还给他，有些人照做了，赢得一阵掌声。此外还有几十项提议，有些很疯狂，有些则荒唐可笑。比如，把钱倒进马桶里冲了！买些笑气来开派对！做一个巨大的塑料阴茎标识，插进土里！其间，“金色蟾蜍”乐队的一名成员喊道：“集中精力！已经有900万条建议了！快选一条！要不还得耗上一年时间。我到这里来是要玩音乐的。“不过这番话也没能让大家做出决定，却为派对添加了一段音乐插曲，一位舞者跳起了肚皮舞，最后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这时候，胡子拉碴、满头卷发的弗雷德·穆尔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职业是”人类”。他指责大家太在乎钱，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美钞，然后一把火把它们给烧了。当时有人在辩论要不要进行投票，对此，穆尔也予以批驳，因为这种方式会导致分裂，而不能让人团结一致。当时已经到了凌晨3点，本来就头昏脑涨的众人头脑变得更为混乱了。穆尔呼吁他们彼此告知姓名，以便结成一个网络。他宣称：“今夜，大家的结盟比让一笔钱来拆散我们更为重要。“最终，他说服了除20来个死硬派以外的所有人，大家决定先把钱给他保存，等有了更好的想法再说。
穆尔没有银行账户，于是他把这20 000美元中剩余的14 905美元埋在自家的后院里。此后发生了不少戏剧性事件，还有一些不速之客上门来要钱，最终，穆尔把这笔钱作为贷款或赠款分给了一些在该地区提供计算机服务和教育的相关组织。接受这些钱的组织都属于在帕洛阿尔托和门洛帕克兴起的，以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为核心的科技—嬉皮生态圈。
这其中包括《全球概览》的出版商波托拉协会（Portola Institute{.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rtola_Institute”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这是一家另类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推动”面向各年级学生的计算机教育”。负责运营该机构松散的教学项目的是鲍勃·阿尔布雷克特（Bob Albrech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b_Albrech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本来是一位工程师，后来从体制内脱离出来，去教孩子计算机编程，还教道格·恩格尔巴特和其他成年人跳希腊民间舞。他回忆说：“当时我住在旧金山最曲折的一条街 --- --- 伦巴德大街上最高的房子里，我经常在那里举办电脑编程、葡萄酒品鉴和希腊舞派对。“他和朋友开设了一家面向公众的计算机中心，配备了一台PDP—8迷你电脑，他还会带一些最出色的孩子参加实践活动，其中最难忘的是到增智实验室拜访恩格尔巴特。《全球概览》创办之初有一期在最后一页上刊登了阿尔布雷克特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留着板寸，在教一些孩子使用计算器。
阿尔布雷克特写过一些自学指导书，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电脑喜欢我说BASIC语言》（My Computer Likes Me When I Speak BASIC）。他创办了一个名为《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的刊物，这本刊物和”公司”并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叫”公司”，是为了纪念贾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乐队”老大哥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g_Brother_and_the_Holding_Company”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这本内容五花八门的刊物将”使用计算机的权利属于人民”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格言。1972年10月的创刊号封面上印着一艘船驶进落日余晖的画，还有一段手写的宣言：“如今，计算机主要用来打击人民，而不是服务人民；用来控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时间将改变这一切 --- --- 我们需要一家人民计算机公司。“各期《人民计算机公司》大都配有许多龙的素描画 --- --- 阿尔布雷克特回忆说：“我从13岁开始就喜欢龙。“《人民计算机公司》上刊有计算机教育和BASIC编程知识的文章，还举办各种学习会和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技术节。这份刊物让电子技术发烧友、DIY爱好者和学习会组织者走到了一起。
这种文化的另一位代表是李·费尔森施泰因，他曾热心参与反战示威，拥有伯克利电气工程学位，后来成为史蒂文·利维在《黑客》一书中重点介绍的人物。费尔森施泰因和”快乐捣蛋鬼”绝不是一路人。即使是在伯克利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也对性和毒品敬而远之。他身上兼具政治活动家组织社群的冲动和电子极客那种建立交流工具和网络的渴望。作为《全球概览》的忠实读者，他欣赏美国社群文化中的DIY潮流，他还坚信，如果公众能够获得交流工具，就能从政府和企业手中夺取权力。
费尔森施泰因1945年生于费城，他的社群组织者气质和对电子学的热爱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形成的。费尔森施泰因的父亲是一位火车机械师，还时断时续地做过商业艺术家，他母亲是一位摄影师。两人都曾秘密加入过共产党。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他们的观点是，媒体向你灌输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假的，这是我父亲最爱说的话之一。“他父母退党之后依然会组织左翼活动。孩提时代的费尔森施泰因参加过针对军方领导访问活动的抗议，还协助组织过在一家Woolworth’s商店门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以支持南方的反种族隔离静坐示威。他回忆说：“小时候我总会拿一张可以在上面画画的纸，因为一方面我父母鼓励我们要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另一方面，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来自老街区组织的油印活动传单。”
费尔森施泰因对科技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母亲，他母亲曾多次跟他讲已故的外祖父如何制作供卡车和火车使用的小型柴油发动机。他说：“我听出来她想让我成为一个发明家。“有一回，当一位老师批评他异想天开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异想天开，我是在发明创造。”
费尔森施泰因家里有个争强好胜的哥哥，还有个他父母收养的姐姐，于是，他常常会躲到地下室里摆弄电子设备。这就让他形成了一种意识，即通信技术应该能赋予个人力量，他说：“电子技术有望让我渴望的东西成为可能，也就是与家庭等级制以外的人交流。”
为了学习如何按照电路图来组装工作电路，他修了一门提供小册子和测试设备的函授课程，还购买了无线电手册和99美分一个的晶体管。和许多黑客一样，费尔森施泰因小时候也喜欢组装Heathkits套件，喜欢自己动手焊接电子设备，后来，他开始担心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只能接触到无法打开来探索的密封设备。他说：“小时候我是通过摆弄旧收音机来学习电子技术的，当时的收音机很容易改装，因为它们的设计思路就是这样。”
政治天分和科技兴趣的结合让费尔森施泰因爱上了科幻小说，尤其是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的作品。和一代又一代为创造个人电脑文化做出贡献的游戏玩家和电脑技术人员一样，费尔森施泰因也从这类文学最普遍的主题中汲取了许多灵感。这个主题便是黑客英雄用科技魔法打倒邪恶的统治者。
1963年，费尔森施泰因来到伯克利学习电气工程学，当时，美国正在酝酿着一股反越战潮流。费尔森施泰因入校后不久便与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len_Ginsberg”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共同参加了一场示威活动，抗议一位南越高官访美。这场示威活动结束得很晚，为能及时赶回化学实验室，他不得不搭乘出租车。
为了挣学费，他加入了一个勤工俭学计划，在NASA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获得了一份工作，但当主管人员发现他父母曾经是共产党员时，他不得不退出了该项目。他打电话给父亲求证。他父亲答道：“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
一位空军军官对费尔森施泰因说：“小伙子，只要你规规矩矩的，重新找份工作就没有任何问题。“但规规矩矩可不是他的天性。这段小插曲点燃了他性格中反抗权威的烈火。1964年10月，他重返校园，当时正值言论自由运动爆发，于是费尔森施泰因像科幻小说中的英雄一样，决定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来参与这场斗争。他说：“我们在寻找非暴力武器，我突然意识到，最伟大的非暴力武器是信息流。”
有一回有传闻称警察包围了校园，于是有人冲费尔森施泰因喊：“快！给我们做一个警用无线电。“这可不是他当场就能做出来的东西，但费尔森施泰因从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我下定了决心，必须要做用技术造福社会的开路先锋。”
他在这场运动中获得的最大领悟是，创建新型通信网络是从大型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最佳途径。他意识到，这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精髓所在。他后来写道：“言论自由运动是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让联系和社群在不依靠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为人们真正去反抗主宰我们生活的企业和政府铺平了道路。”
他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来促进这种人际交流。他首先尝试的是纸媒体，创办了一份面向他所在学生公寓的通讯，然后又加入了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Berkeley Barb{.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keley_Barb”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报》获得一个半讽刺意味的”军事编辑”头衔，因为他写过一篇有关登陆舰码头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讽刺方式使用了”LSD”这一缩写。他曾希望”纸媒体能成为新的社群媒体”，但当他”看到纸媒体变成只想吸引眼球的集权结构”时，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他还开发过一款配有输入线路网络的扬声器，能让人群对喊话者进行反驳。他说：“没有中心，也就没有中央权力机关。这是一个类似互联网的设计，是一种把通信权分配给所有人的方式。”
他认识到，电视等广播媒体（“从一个中心点传输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反馈渠道少之又少”）与非广播媒体（“每个参与者都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生成者”）之间的差异将决定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在他看来，联网的计算机会成为让人们掌控自身命运的工具。后来他解释说：“它们会把权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
当时还没有出现互联网，也没有Craigslist（分类信息网站）和脸谱网等网站，但有一些被称为”交换台”（Switchboard）的社区组织，它们能帮助用户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为他们寻找服务信息。大多数交换台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通常只是几个工作人员围坐在桌前，面前摆着几部电话，墙上贴着许多卡片和传单；这些交换台相当于创建社交网络的路由器。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似乎每个小区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交换台，我参观过这些交换台，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有一次，一个朋友在街上碰到他，告诉他一个大好消息：有一个社区组织说动了旧金山一些有钱的自由主义者，弄来一台大型计算机。这个消息促使费尔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为Resource One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对这台大型计算机进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换台分时使用。他说：“我们认为可以把这台计算机作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报》上发布个人广告称：“文艺复兴之人、工程师和革命者，寻求对话。“通过这则广告，他结识了最早的一位女性黑客兼赛博朋克 --- --- 祖德·米尔洪（Jude Milho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de_Milho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当时米尔顿以圣祖德（St. Jude）为笔名写作。而米尔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同伴埃弗雷姆·利普金（Efrem Lipkin），他是一位系统程序员。由于Resource One的计算机找不到任何分时服务客户，于是在利普金的建议下，他们展开了一项新的努力，这个项目名为”社群记忆(Community Memory{.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Memory”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 CM)“，目的是用计算机来做电子公告板。1973年8月，他们在伯克利一家学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里建起了一个终端，该终端通过电话线与大型计算机相连接。
这时候，费尔森施泰因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如果公众能够接触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根据兴趣自行组建社群。他们在该项目的传单加宣言中称：“无等级差别的交流渠道 --- --- 不论是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钢笔和墨水、电话，还是面对面交流，是挽救和振兴社群的最重要途径。”
费尔森施泰因和朋友们做了一项明智的决策，他们决定不在系统中预设任何关键词，比如求助、汽车或托儿等。而是让用户在发帖时自行设定他们想要的任何关键词。这就使普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该系统。于是这个终端成了一个公告板，用户可以在上面张贴诗歌，组织拼车，分享就餐心得，找人一起下棋、学习、冥想，做任何事情。在圣祖德的带领下，人们创建了自己的线上人格，并形成了”软木加大头钉”式的实体公告板所欠缺的文化气质。“社群记忆”成为互联网BBS系统和The WELL等在线服务的先驱。费尔森施泰因说：“我们打开了通往赛博空间的大门，发现这是一片热情友好的疆域。”
此外还有一个洞见也对数字时代产生了同等重要的影响。这个洞见来自费尔森施泰因与他曾经的朋友利普金所产生的分歧。利普金想建一个让社群内成员无法打破的密闭终端，费尔森施泰因则提出了相反的思路。他认为，既然他们的任务是让普通人拥有强大的运算能力，就得尊重让用户亲自动手这一原则。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埃弗雷姆说，如果让人随便捣鼓，他们就会弄坏计算机，而我则采纳了后来成为维基哲学的思想，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动手操作，他们会更注意保护，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进行修理。“费尔森施泰因认为计算机就应该是供人随意摆弄的。他说：“如果鼓励人们动手改装设备，你就能培养出一种计算机与社群的共生关系。”
Leopold’s音像店的终端建成后不久，费尔森施泰因的父亲寄给他一本名为《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的书，这本书让费尔森施泰因的直觉沉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哲学。《陶然自得的工具》一书作者是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Ivan_Illich”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他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书中对技术官僚精英的专横角色进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创造直观、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术。他写道，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即”让人们获得必要的工具，确保他们有权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与恩格尔巴特和利克莱德一样，伊利奇也谈到了用户与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费尔森施泰因赞同伊利奇的观点，也就是计算机的设计应该能够鼓励人们亲手操作。他说：“伊利奇的著作激励我去做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带领人们寻找他们能够亲手使用的设备。“十几年后，当两人终于有机会见面时，伊利奇问他：“既然你想让人与人相互接触，为何要把计算机横在他们之间呢？“费尔森施泰因答道：“我想让计算机成为人与人相互联系的工具并与人和谐共处。”
费尔森施泰因以极具美国特色的方式把创客文化理想（从非正规、互助式的DIY学习经验中汲取乐趣和成就感）与黑客文化对技术工具的热衷以及新左派组织社群的本能冲动糅合在了一起。2013年，费尔森施泰因在”湾区创客市集”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是一种看似古怪，实则不乏合理性的现象，随后，他对满屋认真听讲的发烧友说：“从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和宣扬个人电脑运动背后DIY理念的《全球概览》中，我们可以找到个人电脑的源头。”
1974年秋季，费尔森施泰因为他设想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Tom Swift Terminal）制定了相关细则，他说，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控制论装置”，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t{.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_Swift”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是”最有可能对该设备进行改装的美国民间英雄”。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终端，可将用户连接到大型计算机或网络上。费尔森施泰因未能完全实施这个项目，但他油印了许多写有相关细则的传单，把传单发给有可能认同他思想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社群记忆”和《全球概览》的一帮会众开始集结在他的信条下，这个信条便是：计算机应该属于个人，而且是令人愉悦的。这样一来，它们就能成为普通人而不仅仅是科技精英手中的工具。用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话来说，它们应该是”慈爱的机器”，于是，费尔森施泰因把他创办的一家咨询公司命名为Loving Grace Cybernetics（慈爱控制论）。
费尔森施泰因是个天生的活动家，他决定为赞同他哲学信条的人创建一个社群。他解释说：“在伊利奇的影响下，我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台计算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计算机俱乐部。“他与弗雷德·穆尔和鲍勃·阿尔布雷克特一样，都成了人民计算机中心周三晚上百乐餐会的常客。另一个常常参加餐会的人是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rdon_French”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瘦高的弗伦奇是一名工程师，喜欢自己组装计算机。他们会讨论诸如”个人电脑最终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之类的话题。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 --- --- 这当中有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1975年3月5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在戈登·弗伦奇门洛帕克家中的车库里举行了首次会议，当天是周三，天上下着雨。当时恰逢第一台真正的家用个人电脑面世，但这台电脑并非来自硅谷，而是来自”硅漠”中一个四周长满灌木蒿的购物城。
埃德·罗伯茨和Altair电脑 {#155f .graf .graf—h4 .graf-after—p name=“155f”}
为个人电脑做出贡献的还有另一类人，他们就是连续创业者。这些嗜咖啡因如命的创业能手最终将主宰硅谷，把嬉皮士、《全球概览》族、社群组织者和黑客挤到了一边。但第一个成功开发出适销个人电脑的连续创业者却是在一个既远离硅谷，又远离东海岸计算机中心的地方。
1974年4月，当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即将推出时，埃德·罗伯茨（Ed Robert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_Roberts_(computer_engineer)”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拿到了一些包含相关参数的手写表格。于是，这位身材魁梧，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临街店铺里办公的企业家有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创意：可以用这种”置于芯片上的计算机”来做一款计算机。
罗伯茨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连黑客也不是。他不懂增智、图形用户界面和人机共生之类的宏大理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万尼瓦尔·布什或道格·恩格尔巴特。他只是一个发烧友。但用他一位同事的话来说就是，他拥有一种”成为世界终极发烧友”的好奇心和热情。罗伯茨不是那种大谈创客文化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商人，他的顾客是那些满脸粉刺，喜欢在院子里玩模型飞机、发射火箭的男孩（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当时，推动个人电脑发展的主力军并不是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高才生，而是喜欢香甜焊接气味的Heathkit发烧友，在这样一个时代，罗伯茨承担了开创者的角色。
罗伯茨1941年生于迈阿密，父亲是一名家电修理工。他曾加入美国空军，空军安排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读了工程学位，随后，他被分配到阿尔伯克基一个武器实验室的激光研究部门。在这里，罗伯茨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他曾在一家百货商场的圣诞节展会上扮演动画角色。1969年，他和一个名叫福里斯特·米姆斯（Forrest Mim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rest_Mim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的战友共同创办了一家以模型火箭为目标市场的公司。模型火箭市场很小，但拥有一批热衷此道的发烧友。罗伯茨的公司生产DIY套件，能让后院里那些小宇航员们自制可以追踪玩具火箭的小型闪光灯和无线电设备。
罗伯茨拥有一种创业狂人常有的乐观气质。米姆斯说：“他对自己的创业天赋满怀信心，他相信自己能赚到100万美元，能学会飞行，拥有自己的飞机，住进农场，读完医学院。“他们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MITS，好让人联想到MIT（麻省理工学院），然后根据这个缩写倒推出一个全称，叫”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Miro Instrumentation and Telemetry Systems）。他们以每月100美元的费用租下一个办公场地，这里以前是一家小吃店，位于一家破旧的购物城内，被一家按摩店和一个自助洗衣房夹在中间。写着”魔法三明治店”的旧标牌还挂在MITS的门上，但这块标牌看上去还显得挺贴切。
接下来，罗伯茨追随德州仪器杰克·基尔比的脚步进入了电子计算器领域。他了解发烧友的心态，因此他以待组装的DIY元件套装形式出售计算器，即使组装好的计算器价格也高不了多少。那时，他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到阿尔伯克基寻找新闻线索的《大众电子学》（Popular Electronics{.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pular_Electronics”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科技编辑莱斯·所罗门（Les Solomon）。所罗门约罗伯茨写了一篇题为《可以自制的台式电子计算器》的文章，成为该杂志1971年11月号的封面文章。到1973年，MITS已经拥有110名雇员，销售额达到100万美元。但此时微型计算器的价格在迅速下滑，已经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罗伯茨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出一套计算器套装的成本是39美元，而你在杂货店花29美元就能买到一个计算器。“到1974年年底，MITS的负债超过了35万美元。
罗伯茨是个无所畏惧的创业者，于是他决定启动全新的业务来应对危机。他一直都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他认为其他发烧友也一样。他兴致勃勃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目标是做一款面向大众，能够彻底清除”计算机圣职阶层”（Computer Priesthood）的电脑。在研究过英特尔8080的指令集之后，罗伯茨认为MITS能够生产出一款可组装出简陋计算机的DIY套件，价格可以卖得非常便宜，在400美元以下，让每个计算机爱好者都能买得起。一位同事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觉得他这么做太莽撞了。”
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是360美元，但罗伯茨以购买1 000枚为条件把价格压低至一枚75美元。随后，他拿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因为他坚称自己能卖掉1 000台电脑，虽然他私下里担心卖不了这么多，他估计首批订单只有200来台，不过没关系，他抱有企业家那种追逐风险的人生观：要么就一举成功，改变历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产深渊。
罗伯茨和他那支杂牌军制作的电脑不会给恩格尔巴特、凯和斯坦福周围实验室的其他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款电脑内存只有256个字节，没有键盘，也没有其他输入设备。要想输入数据或指令，只能在一排开关之间进行切换。当时施乐PARC的专家正在开发可以显示信息的图形界面；而这款出自老魔法三明治店的机器却只能通过前置面板上几盏灯的闪灭来显示二进制码答案。这款电脑在技术方面虽然算不上有多成功，但仍然是一款发烧友向往的产品。发烧友群体中存在一种有待释放的需求，他们渴望有一款像业余无线电设备那样，让他们动手组装和拥有的电脑。
公众的关注也是创新中的重要元素。打个比方，如果从来没有人记述过在艾奥瓦州地下室里诞生的一台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会像哲学家贝克莱那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一样；它无足轻重，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声音。“演示之母”让恩格尔巴特的创新广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产品发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罗伯茨之前没能与《大众电子学》（这本杂志对Heathkit套件的意义不亚于《滚石》对摇滚乐迷的影响）的莱斯·所罗门交上朋友，MITS生产的计算机也许就会和阿尔伯克基那些卖不掉的计算器堆在一起。
生于布鲁克林的所罗门是个冒险家，他年轻时曾在巴勒斯坦与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markup—anchor .markup—p-anchor data-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nachem_Begin” rel=“noopener” target=“_blank”}）和犹太复国运动者（Zionist）比肩作战。当时他很想找一台个人电脑作为杂志的封面。一家竞争对手抢先在封面上登出了名为Mark—8的计算机组机图片，其实Mark—8只是个勉强能用的机箱，采用的是速度奇慢的英特尔8008处理器。
所罗门知道，他得尽快赶超这篇报道。罗伯茨通过铁路快递公司给他寄去了唯一一台能用的MITS原型机，结果被快递公司弄丢了（这家老牌运输服务公司几个月之后宣告破产）。于是，《大众电子学》1975年1月号只好刊登了一台空壳电脑。眼看杂志就要投印了，罗伯茨却还没有想好这款电脑该叫什么。按照所罗门的说法，这款电脑名称的来历是这样的：他女儿是个《星际迷航》迷，建议根据当晚进取号飞船造访的星球名称，即牛郎星（Altair）来命名这款电脑。于是，面向家庭用户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个人电脑被命名为Altair 8800。
《大众电子学》的这篇报道在导语中宣布：“电脑走进千家万户的时代（科幻小说作家最喜欢的主题）来临了！“一款价格适中而且实用的电脑第一次被推向大众市场。比尔·盖茨后来宣称：“在我看来，Altair是第一台名副其实的个人电脑。”
从《大众电子学》开始在报摊上发售的那天起，订单就像潮水般涌来。罗伯茨不得不从阿尔伯克基雇用额外人手来接电话。仅仅一天时间，他们就接到400份订单，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他们卖掉了5 000套组机（不过这些组机没有发货，因为MITS生产速度没那么快）。人们纷纷给MITS寄送支票，虽然这家公司他们从没听说过，而且坐落在一个他们连名字都拼不出的小镇上。他们希望最终能拿到一箱部件，这些部件焊接起来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能用钮子开关费力地输入信息，控制一些灯的闪灭了。这些热情的发烧友想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 --- --- 不是共享设备，也不需要联网，而是一台能让他们在卧室或地下室里摆弄的电脑。
于是，电子俱乐部的发烧友与阅读《全球概览》的嬉皮士以及”家酿”黑客们携手开创了全新的个人电脑产业，该产业将推动经济增长，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赋权于民”运动让计算机摆脱了企业和军队的垄断控制，进入到个人手中，成为人们充实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强创造力的工具。历史学家迈克尔·赖尔登(Michael H. Riordan)和莉莲·奥德森(Lillian Hoddeson)写道：“乔治·奥威尔’二战’后（大约在晶体管发明时）设想的反乌托邦社会完全没有成为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于晶体管的电子设备把权力赋予了充满创造力的个人和富有活力的企业家，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老大哥’。"
"家酿”初登场 {#daeb .graf .graf—h4 .graf—startsWithDoubleQuote .graf-after—p name=“daeb”}
在1975年3月举行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首次会议上，Altair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MITS把这款电脑发给《人民计算机公司》测评，它陆续经过费尔森施泰因、利普金等人之手，然后被带到聚会上展示。它被呈现在满满一车库的发烧友、嬉皮士和黑客面前。多数人都觉得有些失望 --- --- 费尔森施泰因说：“什么都没有，只有开关和灯。” --- --- 但他们还是隐约感到这款计算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参加会议的30个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技术。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这也许就是个人电脑成为一种陶然自得的技术的时刻。”
一位名叫史蒂夫·东皮耶（Steve Dompier）的铁杆黑客讲述道，他是自己跑到阿尔伯克基，从很难完成订单的MITS那儿弄到一台电脑的。等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1975年4月举行第三次会议时，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他写了一个做数字排序的程序，然后一边运行程序一边用低频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结果这台收音机开始发出高低各异的滋滋声，东皮耶自言自语说道：“喔，太神奇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台外围设备！“于是他开始动手做实验。他说：“我尝试了一些其他程序，想看看它们听起来是什么效果，折腾了大约8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能生成乐曲、能真正演奏音乐的程序。“他把运行不同程序循环所产生的音调记录下来，最后，他用扭子开关输入了一个程序，该程序运行时能在他的小收音机上演奏披头士的《山上的傻瓜》（Fool on the Hill）。这支曲子的音色并不悦耳，但”家酿”俱乐部成员却报之以敬畏的沉默，然后鼓起掌来，并要求他再放一遍。随后，东皮耶用他的Altair演奏了一曲《黛西·贝尔》（Daisy Bell，又名《双人自行车》）。《黛西·贝尔》曾是第一支由计算机演奏的歌曲，1961年，贝尔实验室用IBM 704合成了这首歌，1968年，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超级电脑HAL在被人拆卸时又演奏了这首歌。用东皮耶的话说，他的歌”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家酿”俱乐部的成员们终于找到了一台能够拿到家里，做各种好玩事情的计算机，其中包括埃达·洛夫莱斯曾经预言的音乐创作。
东皮耶在之后一期的《人民计算机公司》上发表了自己的音乐程序，有一位读者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而他的反应后来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这就是当时请假在阿尔伯克基为MITS编写软件程序的哈佛大学学生比尔·盖茨。盖茨在Altair通讯上写道：“史蒂文·东皮耶在《人民计算机公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为Altair写的一个音乐程序。这篇文章列出了他的程序以及《山上的傻瓜》和《黛西·贝尔》的音乐数据。他没有解释其中的原理，我也不懂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计算机在运行程序时会产生频率干扰，这些干扰可通过执行定时循环来控制，并能被调幅收音机作为单音脉冲接收。
盖茨发布这个疑问的时候，他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成为商业伦理（以盖茨为代表，主张保护信息所有权）与黑客伦理（以”家酿”群体为代表，主张自由分享信息）之间的典型冲突。
（沃尔特·艾萨克森. 创新者[M]. 中信出版社, 2016.） ::: ::: :::